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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权与相权干涉下的修史观 两宋官方修史，无论是修前朝史，亦或修本朝国史、实录等，大都体现出皇帝的干预。宋代帝王为了稳固统治和维护赵宋帝王的形象，往往会对修史工作直接干预。史家即使想以自己的史观秉笔直书、唯实不唯上，但并不能“随心所欲”，所修史籍要么进呈朝廷不被采用，要么遵从朝廷意志屡次删修，这是官方修史尤其是修本朝史的一个常态。而到了南宋，更多是受权相的干扰，这些权相或是为了本人仕途，或是为了能千古流芳。如秦桧曾多次向皇帝进言要求严禁私史，《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载：“（绍兴）十五年……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虽然私家修史受到诸多抑制，但仍在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史家受各种政治权力因素的干涉，史家的修史观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相比前代，宋代修撰国史、实录比较普遍，《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载：“古者有国必有史，故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国史、实录修撰的大量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述这些史料而来。宋代国史、实录修撰成就之高，为汉唐所不及，两宋18朝，除度宗后四朝没有修撰实录，均修有实录，除理宗后五朝没有国史，其他13朝均有国史。国史、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来记录历史，多迎合圣意，如《太祖实录》修过四次，分别是太平兴国三年（978），诏李昉、赵邻几等人撰修，至五年（983）成书；真宗咸平元年（998）诏王禹偁、钱若水等人重加刊修，次年书成；大中祥符九年（1016）诏赵安仁、陈彭年等人再加撰修。太宗时，因不满太平兴国三年（978）编修的《太祖实录》，遂于淳化五年（994）太宗再次诏李至、张佖、张洎等重修《太祖实录》。而在这次重修活动中，太宗与参知政事苏易简的一次对话值得注意。 先是，上语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苏易简对曰：“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怯，逼于权势，多所回避，甚非直笔。’”上曰：“史臣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尔。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为不可，使后代闻之，足为鉴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阙然，宜令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可见，太宗十分重视关于太祖陈桥兵变的历史记载，想要一种“赵宋是迫不得已的合法化受禅”记载。而之后李至以目疾辞史职，张佖亦以早事伪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实辞，至于真实原因可能是不愿听从太宗的意志来编修《太祖实录》。自五代以来，入史馆须具备的修史原则和制度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史官的修史行为，从而让保证历史记述真实性的君举必书传统得以流传下来，而太宗的干预显然让一些史官无所适从，只好推辞不就。唯有张洎和宋白受命编修，修成后却没有入存史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载：“丙午，翰林学士张洎等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别之。史未及成，洎迁参知政事，宋白独领史职。历数岁，史卒不就，洎等所上太祖纪，亦不列于史馆云。”张洎修史注重落笔有据，根据事实依据来编修史书，《宋史·张洎传》载：“张洎援引故实，皆有依据。”但正是这落笔有据的史观，没让太宗满意他所重修的《太祖实录》，其成果也“不列于史馆”。宋代国史修撰自真宗时逐渐建立进草制度，修撰者更多的是秉承皇帝旨意。《宋会要辑稿》中载：“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失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真宗时期诏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这样的记载：“景德三年二月辛巳，诏知制诰朱巽、直史馆张复……钦若总领，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官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国史编撰者难以有自己的“发挥”，体现出其“唯上不唯实”的修史观。 步入南宋，为了更好的鉴诫后代，南宋初多对北宋末年修撰的国史进行重别刊定。高宗认为北宋时期修撰的神宗、哲宗两朝国史事多失实，如哲宗时所修《神宗正史》就失实甚多，《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载：“绍圣中，哲宗召对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撰《神宗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即命史官重新刊定事实，着手编修。绍兴三十一年诏洪迈、李焘等修撰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四朝国史》编修时段跨度长，历时近30年完成，编修人员多有变更，进程十分缓慢，究其原因李心传曾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言：“时史馆官多以为侍从兼职，往往不能淹贯，则私假朝士之有文学者代为之。”甚至有兼职编修人员来撰写《四朝国史》，直至诏李焘、洪迈编修以后，这种情况才大为改观。《四朝国史》也有因袭前人记载，不多加考证就摘抄采录之处，如洪迈关于李纲的记载就有失偏颇。《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载：“（洪迈）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在会要、玉牒方面的编修也用功甚多，尤其在高宗、孝宗时期还补修了北宋的玉牒。 南宋时期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权相频出，先后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当政，他们共计掌权82年，占南宋立国152年的53%。而这一时期修史人员的史观较之北宋有了很大的变化。立国初许多撰史机构或取消或合并于某一机构，官方修史尚未步入正轨，之后由于权相的干扰，极大影响了官方修史的良性发展。南宋初年，政权动荡不安，许多文献、典籍等在北宋灭亡之际遭到极大破坏。南宋时期日历的修撰受到皇帝的重视，南宋每位皇帝几乎都有日历编修。这一时期日历编修一般都卷帙浩大，起初史家们有的还能够实事求是，直书褒贬，但后来权相把持朝政，严重影响了史籍修撰，甚至出现以私意编修或修改史籍。如绍兴十二年修成的《建炎以来日历》，就是在秦桧掌权期间由其子秦熺监修完成的，内容多失实，舛误甚多。《史林测义》载： 盖之力亦可转遗臭为流芳，若之何大谬，不然，而怙终迷复，徒事掩覆之术，以子熺领国史，修《建炎以来日历》，又以孙埙修撰实录，又复禁野史，俾不得纪朝廷事，极文饰弥縫之巧，以求逃于公议。 鉴于《建炎以来日历》在秦桧当权时存在曲笔现象，后来秦桧死后，有人提请重修《建炎以来日历》。《玉海》卷四七《高宗日历》载：“三十二年二月，丙戌，著佐张震言：‘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未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草卷，未得立传者，七百七人，望令长贰同修纂，内因故相所作时政记者，并审订修改’从之。”除了注重日历的修撰，对实录的编修也较为重视。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北宋亡国的教训，不仅南宋每位皇帝几乎都修有实录，还重修了《神宗实录》《哲宗实录》。高宗认为神宗、哲宗两朝，史事记载多不实，并不能传信于后世，以示鉴诫。《玉海》卷四八《绍兴重修神宗实录》载： 绍兴五年九月十六日，乙酉，左仆射监修赵鼎，史馆修撰范冲，直史馆任申先，著作佐郞张九成等，上重修实录五十卷。……建炎初，上谓朱胜非曰：“神宗史录，事多失实”，遂降诏重修。胜非荐范冲兼史事，冲言：“《神宗实录》自绍圣中，已命官重修，既经刪改，虑他日无所质证，今为考异追记绍圣重修本末，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刪去，墨字系旧文，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以示去取。” 范冲等史家抱着纠正谬误，刊定事实的目的进行修撰，注重对神宗时期史事记载考证是非，以求能够传信于后世。待书成后，还用《神宗朱墨史》进行比对，严格修订。 南宋初史馆内无专门官员撰史，修撰《高宗实录》用时长，至宁宗时仍有过半尚未修完，只能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实录同时编修，最后由陆游、傅伯寿等人完成，仅《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就有一千卷。这些人在编修实录时未多加刊定，史料十分驳杂。王应麟《玉海》卷四八《孝宗实录》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余卷，南渡后，高、孝六十余年，亦一千卷，《孝录》比他书尤疏驳。”这一时期史嵩之等权相的打压、阻扰、篡改，史家们修撰的实录已非全貌，记载史事多失实。如在编修《宁宗实录》时，由于其主编人员高斯得为史嵩之所恶，高斯得所编《宁宗纪》被史嵩之私意篡改。 南宋在权相专权时期，他们为了美饰自己，肆意干涉史籍编修工作，甚至篡改史官记述的史事，导致许多历史记载混乱驳杂，疏略不实。因此，处于这种环境的官方修史人员难以有所发挥，一些史籍已经难以反映出史家当时的史观。私家修史方面，南宋初史家修史更多是通过记载北宋九帝的历史事件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诸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这些史家有些都是从北宋步入南宋，很多记载都是现身说法，意义更为重大。尽管有诸如秦桧等人严禁私人修史，但这些私家修史人员仍在压抑的环境中完成诸多著述。 纵观两宋史家之史观，在继承汉唐以来诸如资治等良好传统史观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打上了自己的时代烙印。宋代理学兴起与发展，促使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形成，同时也较好的处理了义理与考辨这一史学上即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发展了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而北宋中期兴起并愈演愈烈的党争、南宋权相频出的特殊政治背景，无论是党争时期史家的真实史观难以体现，或直接以私意修史，还是权相时期肆意篡改史家之记载，甚至严禁私人修史，都给史家修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宋代史学仍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获得发展。两宋史家修史观的时代特征，是与其复杂的政治、文化、思想等背景息息相关的，探究这些史家的史观，不仅有助于了解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也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运用和鉴别史籍与史料。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