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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 两宋时期随着史学义理化倾向的出现，在史家修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义理与考辨并重的修史观。理学在宋代兴起发展，反映到史学上则表现出史学的义理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一是将史学纪实和《春秋》所提倡的褒贬书法结合起来。如欧阳修在参与编修《新唐书》时，曾在《进修〈唐书〉表》中言：“盖又百有五十年……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欧阳修在继承前书的基础上“笔削旧书，勒成一家”，在书中增加表十五卷，创设了前代史书中没有的《兵志》《仪卫志》和《选举志》。欧阳修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史观。他提倡修史要善恶并书，不文过饰非： 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这是对欧阳修“不没其实”史观的诠释，欧阳修认为撰史应该继承自《春秋》以来注重褒贬、直书的优良传统，只有实事求是的记载，才足以传信于后世。 二是修史应与义理联系起来。历史撰述不只是单纯的进行记录、考证，而是要探究其隐藏的一般规律。刘连开说：“宋代具有义理化倾向的史家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记载史迹，而要赋予历史事实以新的涵义，并把事实作为进行归纳的材料，进而确定支配这些历史现象发生的抽象规则，即他们常说的‘理’或‘道’。”朱熹就反对以成败论是非，他认为这样就失去了“义理之正”，他曾批评左氏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在朱熹看来，修史应该透过现象去观察背后的大伦理，不能仅着眼于表面上的成败、治乱兴衰等，因此他提倡：“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这不仅是给读史的建议，修史更应如此。当然，也应看到史学的义理化倾向所带来的弊端：一些史家专注褒贬议论，不论史事的真假，甚至会用一些史料来牵强附会自己的议论。诚如王应麟《通鉴答问》所言：“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 与此同时，注重考辨求实，也是宋代史家修史观的主要特征。不同于以往的史评类史书，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评论史事的同时，还增加了对其考证、纠误的工作，堪称宋代考据学的一部佳作，《新唐书纠谬·序》云： 《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唐）书，间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 从吴缜的自序可以看出，他认为编修史籍要注重事实考证，尽力避免谬误。尽管吴缜指出的错误有一些不尽详实，但仍能体现他注重考证、纠误的进步史观。在吴缜看来，撰史应该具备专门的“技能”，如《新唐书纠谬·序》说：“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可见，吴缜认为修史应当首先厘清事实，再加以褒贬评论，最后辅以文采，这样才能撰写出良史。吴缜将事实放在第一位，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种史观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南宋史家李焘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考证、辨析了诸多存疑的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等。如乾德五年三月戊戌记张美抢夺民女事，后有注文：“欧阳修《归田录》载夺民女乃李汉超事。按汉超在关南，民为立碑颂德，当不如是，今从《纪闻》。”又如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记周郑王出居房州事，有注文曰：“新、旧录并称郑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王皞《唐余录》乃云郑王以开宝三年自西宫出。恐误也，今不取。”这些具体案例足以体现李焘重视考辨真伪、传信求实的进步史观。 之后熊克《中兴小纪》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南宋高宗朝历史，前后相续出现，耀眼于当时史坛。熊克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尤熟悉宋代典故，《宋史·熊克传》载：“（熊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中兴小纪》主要以《高宗日历》为蓝本，同时杂采其它各种史料记载修撰而成。《中兴小纪》原名《中兴小历》作为最早的宋高宗朝编年史，对后来编修高宗朝史书提供很多借鉴。熊克以编年体为主，尤详记君臣议事言论，保存了许多正史、野史中价值很高的史料，其中许多按语、小注反映了熊克重视考证、考异和求实的进步史观。如《中兴小纪》卷三四载：“肖胄刻意捜求，迄复其旧。且明习故典，多识前辈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彦之帅定武也（原按：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熊克在结尾处言“此下文气不接，疑有脱误”，说明了他不妄下结论，注重考异求实。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是记载高宗朝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可以说是研究宋高宗朝历史的必备史籍。《皕宋楼藏书志》卷二一《史部》载： 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缺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可见，李心传决意整合诸多以私意乱真的私家记录，写出一部可供后世借鉴的信史。书中处处可见李心传考证纠谬、去粗取精的修史观，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靖康元年四月，记金军退出颖昌事，后有注文载：“李观《靖康勤王纪行录》云三月乙卯，闻金人尚有留颍昌者，戒严而进丁，已次颍昌府敌骑闻大军至即去，城中尽为瓦砾，积尸满地。按此时金人将欲退师，非因西军而后去也，今不取。”体现了李心传重视考辨史书中的一些不实记载。对于一些众说纷坛的历史事件，李心传不偏信一方，也不主观臆测、空发议论，而是将其中疑误之处指出，为后人纠谬提供线索，凸显出李心传注重考辨求实的进步史观。 众所周知，史学义理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脱离具体的史事空发褒贬议论，用以贴合义理。如朱熹提倡：“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只注重追求义理的是与不是，将史事置于次要位置，这与重视史事考辨的史学传统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宋代史学却能兼顾义理与考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理学的出现、逐渐兴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促使一部分理学家也开始关注史学，史学义理与考辨在相互竞争中发展。例如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大家在史学义理与考辨上均有突出成就，朱熹强调观书史注重义理，但同时也不忘对史籍进行考辨，如朱熹曾在《答孙季和》中称：“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个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在朱熹看来，考证是繁琐费工夫的，然而却也是极有用的。 其二，与史家自身的史学素养高低息息相关。一些真正的史家还是主张从历史事实中探究史学义理，言之有物，并不是完全脱离具体史事空谈义理。朱熹曾就《河图》《洛书》疑后人作伪问题称：“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朱熹之所谓“左验”，就是试图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达到理学中所提倡的“穷理”。又如朱熹提倡：“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既要穷理而又追求“致其知”“践其实”，即考究历史事件，以合理推定辨别历史真伪。这是宋代义理与考辨并重史观的突出体现。 其三，史学并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属。随着理学兴起，史学虽受其影响，但一直是并轨发展，史学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宋代史学和理学一直处于交叉发展的状态，在整个两宋史学中，义理史学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史学，但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而占比重较大的是以考辨、直书为主的考辨史学。义理与考辨并重的史观使宋代史家修史更倾向于经世，这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