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族史理论在《中国通史》编撰和回族史研究中的深化 瞿林东先生说：“白先生善于把理论运用于指导他所从事的研究对象，不仅有明确的和坚定的信念，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回族史的研究是白先生的两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在这两项工作中，白先生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理论及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 白先生认为，编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历史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前两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一样，都和民族史紧密相连，立足点在于如何正确反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阐释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历史活动的共同舞台，它不能只局限于汉族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否则“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率先提出中国历史疆域的问题，引发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他批评将中国历史疆域等同于历代皇朝疆域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和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者‘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画上等号。”他批评这样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相反，如果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视作各民族历史活动的共同舞台，“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白先生的主张，其重要意义在于突破皇朝史观的束缚，使中国历史能够包含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样的认识，“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了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国土问题的片面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这一认识在理论上是考虑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在学术上是明确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研究。 白先生强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应该包括民族地区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他评论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时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关于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局限在中原地区。他主张，“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要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白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好几个标志，最大的一个标志是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分成四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论述中，他都将民族格局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为重点。例如，他在讨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认为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引起民族大规模流动与移居，南、北方民族杂居地区都扩大了，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和生活水平，出现了民族重新组合的格局，进而促进了原来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再如他论述五代到元末的历史，认为这一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白先生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得出结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民族关系的发展也是这样，“每当民族关系发展一步，我国的历史发展也就前进一步……如果看不到民族关系的发展，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了解得比较浮浅。”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与浮浅，反映出了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地位之认识的迥异，其重要性实在于此。 白先生的学术思想在他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中得到体现。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白先生撰写的第一章题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该章回顾关于中国民族史的撰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的现状，论述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承载了白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全书民族问题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多卷本《中国通史》论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历程，“尤其是突出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作用，重视记载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流与融合，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历史地位。” 白先生研究回族史，强调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在论述回族形成问题时说，回族完全是中国土地哺育起来的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这个地球上是从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这指明了回族从形成时起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同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白先生强调回族的历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回族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进步，跟回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回族的发展进步，也跟全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他提出回族史的研究者必须具有中国史的研究基础，“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这一观点成为回族史研究的基本理念。 在论述回族文化贡献时，白先生首先强调回族在文化上的贡献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其次强调了回汉等民族间的互相学习和合作。他在国外讲演时说道：“中国穆斯林对祖国固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并做出了贡献，有时还是突出的贡献，以丰富祖国学术的宝库。他们在学术工作中，不是跟非穆斯林分开，而是跟后者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讨论。这种学术上的合作，曾有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并且特别重要的是，这对中国各民族间的了解，对中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带来了良好的影响。”白先生在这个方面的学术工作，值得认真总结。 白先生对困扰回族研究的一些问题，也是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出发，从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方面去思考。例如，历史上有些回族学者用汉文写了不少书，包括诗集、文集，他们的诗文里没有多少回族的色彩，反倒有儒家思想。这算不算是回族的贡献呢？这个问题困扰一些学者。白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是少数民族的贡献。他说：“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该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特点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针对明清时期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回而兼儒”的问题，白先生也是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角度加以阐发，指出：“‘回而兼儒’好不好呢？那要看情形。如果是体现民族压迫的结果，那总有不好的成分。如果是体现回汉民族的文化交流，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回族人物研究中，白先生也表述了相同的思想。“对于在全国有影响而在民族内部反而看不到有显著影响的人物，是否也可以写进回族史呢？我以为，这些人还是要写进回族史里去的。因为，回族史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必须常注意它和中国通史的联系。这些人物既对于全国有影响，也就体现了回族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一个部分，体现了回族和全国联系的一个部分。”正是由于站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问题，白先生自能化解研究中的困惑，开辟出新的天地。 白先生在论述回族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强调民族联合，指出“这种民族联合的阶级斗争形式，也是中国史上的优良传统。”他论述说，民族联合“一个重要部分是在生产上共同斗争的历史。在农业上，一方面是回汉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垦了祖国的土地，变榛芜为良田……另一方面，回族人民和兄弟民族交流了生产经验”。“民族间，特别是回汉人民间悠久的历史友谊，应该是回族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他积极地看待回族史上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回汉关系，指出回汉间历史友谊是民族关系主流，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巩固现实中的民族团结，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先生在自己长期的历史研究基础上总结出的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具有学术的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七十年民族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南，也是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在纪念白先生110周年之际，重温白先生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创造，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