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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报”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现代报业的起源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样是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殖民者的影响下出现的。与英国其他殖民地一样，中国近代出现的最早一批报刊，除了传教士们的宗教报刊外，就是殖民政府创办的“公报”，这种“公报模式”显然移植自宗主国。 中国最早以“公报”命名的报刊出现在香港不是偶然。1841年5月1日《香港公报》（The Hong Kong Gazette）诞生，创办人是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虽然《香港公报》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公报”，但这份报刊并非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所办，而属于特许出版（王桧林、朱汉国，1992：2）。1853年出版的《香港政府公报》（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才是由殖民政府创办的，它主要以刊载香港政府的法令、公告、通告等官方文书为主，也刊载世界新闻摘要。可见，这一时期的“公报”并非官方垄断的报纸。1875年（光绪元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现为旧金山），也出版了一份《唐番公报》，这或是海外最早使用“公报”的中文民营报刊。 在国内出现的以“公报”命名的报刊中，广为人知的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于1874年9月创办的《万国公报》（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和维新派于1895年8月17日仿办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前身）。这两份“公报”也都不是官方的，而是由传教士和知识分子所创办。那么，为何这两份报纸都称“公报”呢？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公报”之名：公共与公开 戈公振先生曾总结过中西方报纸的不同：“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戈公振，1986：63）这实际上道出了以邸报为主的中国传统官报与西来之“公报”的最大区别，即受众是特定的官僚阶层还是全体民众，也即报纸是否公开发行，这是判断“公报”与“非公报”的重要标准。 中国古代并没有“公报”的概念，《辞源》及《古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出现“公报”这一词汇。可见“公报”一词是近代的产物，是对译西文的外来词。那么，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要用“公报”来对译西方的“Gazette”呢？这需要从近代观念史的演变来加以解释。 “公”在《说文解字》中被放在部首检字的“八”（同“背”，背离）部和“厶”（同“私”）部，作“公平分配”之意。《韩非子?五蠹》有言：“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因此，“公”的意思就是与“私”对立。“公报”之名自然也是与“私报”相对而言。传统“邸报”或“京报”即是典型的“私报”，其受众均以官僚知识分子为主，内容也无非谕旨、诏书、奏折以及宫廷之事。而且，邸报并不公开发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报纸”自然只是高高在上的公家文牍。在笔者看来，正是为了区分邸报的“私”的性质，近代知识分子才发明或引入了“公报”一词，又用它来代指新式的西方报纸。这种用法也使“公报”一开始就具有现代“公共报纸”的通名性质。 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甫一睁眼看世界，便是一片内忧外患。在传教士办报活动的启示下，他们逐渐意识到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办报则能做到“夷情备采”，最终实现“师夷制夷”的目标。如魏源就主张要像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那样，多译外报、外书。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提出了系统的办报设馆的思想（吴廷俊，2008：56-57）。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亦指出：“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1998：11）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们而言，扶大厦之将倾最紧要的就是办报。知识分子们所倡导的“报”，当然不是已经存在的清政府的“京报”一类，而是西式的新报。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登载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曾这样介绍西式报纸：“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66）这里把新闻纸音译为“加西打”。“加西打”显然是Gazette一词的音译，而“公报”则成为其意译汉名之一。 除了区别传统邸报之用，在笔者看来，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用“公报”来对译西方的新闻纸，最重要的是和当时人们对“公”的推崇有关。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一文中指出：“清末和民初这段时间里，人们日益频繁地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公’，伴之而来的是‘公’这个词用法的创新和拓展。”（张聪、姚平，2016：383）的确，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衍生出了对“公”的崇拜。儒家思想中早有“公天下”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中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屡有存续，并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但真正扩散开来并成形成影响力则是在清末。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天下为公’与‘大同’思想为清末的变革思想所继承，遂产生了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与孙文称三民主义为大同主义的阐释。”（沟口雄三，1995：55）在沟口雄三看来，清末“公”的思想也明显渗入了欧洲近代的平等观念。彼时，西方哲人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对“公意”的阐释也传播至中国。传统与现代这两种思想对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办报实践中他们对“公”推崇备至。“公”字包含着公平、公正、公德、公开、公共等诸多含义，这些含义无一不受重视。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有言：“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王韬，1998：311）梁启超在总结中国疲弱时，则强调了“公德”的重要性，“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梁启超，1998：62）林乐知在解释从《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时则强调“公开”：“既可以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李天纲，2012：3）这体现了林乐知等人希望这份原本有着宗教性质的报纸，能普遍公开地面向全体中国人，成为一份世俗大众读物，这便是“公开”意识。 可见，儒家经典中流传的“天下为公”思想和从西方习来的民主共和思想，在知识精英中杂糅成了一种尚“公”的价值取向，成为近代以来报人的一种自觉追求。有研究者也指出：到20世纪初，“公”字常常出现在关于办报原则、办报立场或编辑方针的表达中，成为整个报纸的导向性观念（姜红，2011）。近代“公报”即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与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 显然，这一时期的“公报”不同于官报，它不是在官方特许制度下创办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民间报纸。这一类报纸将“公报”视作一种现代报刊，代表着办报活动从“私属”走向“公开”的过程。如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的《国民公报》，就是民间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1911年11月11日在上海创刊的《大汉公报》同样是一份民间报纸。1907年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派报纸《社会公报》，“以扫除社会窒碍及灌通社会知识为宗旨”，总编辑为黄耀公（伯耀），同样是一份民营报刊（史和、姚福申、叶翠娣，1991：199）。在传教士和维新士人的主导下，“公报”一度成为一种新式的、进步的媒介象征和代表。民间“公报”及其所代表的公共舆论传播新知，鼓吹改革，这也使得清政府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1]在这种情势下，为了重塑统治合法性，清政府也开始寻求变革，创办政府自己的“公报”便是一个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催生了晚清的“官报”以及民国之后“政府公报”的出现。 （二）“政府公报”的演变：从“邸报”到“官报”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府公报”，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其前身可以追溯到邸报和京报。中国在“公报”传入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像“邸报”这样的官办信息传播体系（或称塘报、驿报、辕门钞、京报等）。美国新闻史家白瑞华教授（Roswell Sessoms Britton）对中国传统的官报体系评价颇高，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白瑞华将中国的“京报”与西方的公报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清代的“京报”由于主要刊载的是官方文件或皇帝的诏令，因而比欧洲国家的公报更具有公信力。不过他也承认，“与《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法国的《官方公报》（Gazette Official）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公报不同，京报从欧洲公报的定义来看不具备公报功能”（白瑞华，2013：22）。这主要源于“京报”的信源由官方垄断，不具开放性，只是一个“传播官方思想”的媒介平台。的确，中国传统邸报和西方的政府公报有很多不同，[2]但最大的不同就是邸报不公开发行，而西方的政府公报一开始就是公开发行的。事实上，到晚清以后，中国才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公报”。在名称上，晚清的大多数“政府公报”摒弃了“邸报”（以及“京报”）之名，而易之以“官报”的称谓。因此清代“官报”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批政府公报。 有学者考证，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发行的《政治官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中央政府直接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叶再生，2002：878）。不过，就“官报”的发行而言，《政治官报》显然不是最早的。早在1881年的《益闻录》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各省官报”的消息摘录，如《浙省官报》《金陵官报》《粤东官报》《苏垣官报》《江宁官报》等。考《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一书，《政治官报》的出版发行的时间既晚于1902年4月发行的《湖南官报》，也晚于同年12月发行的《北洋官报》（王桧林、朱汉国，1992：20-21）。实际上，在清廷《政治官报》出现以前，以袁世凯所办的《北洋官报》为首，地方官报已陆续创办并推广开来。清末官报的发行和创办实际上经历了“先地方后中央”的发展过程。 尽管“官报”的命名是本土的，但清末“官报”的创办显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也终于有了不变必亡的隐忧，于是广征善后之策，“创办官报”成为一条重要的改良计策被中外人士频频提及。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新政策》中一再提到创办官报的重要性。张之洞也进言“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张之洞，2017：113），劝谏办报阅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孙家鼐上书光绪帝“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戈公振，1986：44）。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政务处奏请创办《政治官报》（《内阁官报》）的奏折中，创办官报的理由得到进一步说明：“或谓英国人民政治智识最富，故其宪法程度最高，盖收效于官报非浅鲜也……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戈公振，1986：48）显然，此时酝酿的官报，是公开发行的西式的“公报”，面向的已经不再只是大臣和士大夫，而是全社会的潜在受众。这种转变使得《时务官报》和《政治官报》脱离了传统邸报窠臼，而成为民国及现代公报的滥觞。 在笔者看来，清政府之所以用“官报”而不用“公报”之名，盖沿袭传统，易于民众理解。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官”区别于“民”，“官话”和“方言”（民言）有异，“官报”自然也与“民报”有异。清政府用“官报”之名可以更好地强调报纸的官方属性，突出和表现官方的权威。只不过到了民国，“官”这个词日益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代称，与“民主”精神相悖。为了表示与旧的封建统治的不同，民国始改清廷时代的“官报”为“公报”。关于从“政府官报”到“政府公报”的转变，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也有如下描述：“清末预备立宪，由政府刊行《政治官报》，后改名《内阁官报》，各省亦各有《官报》。民国成立，又改名《政府公报》，各省亦改名《公报》。至是，官报遂成为国家之制度矣。”（戈公振，1986：23）可见，民国时期的“政府公报”其实就沿袭自清政府时期的“官报”。“官报”与“公报”，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却是两个时代的巨变。 （三）民国时期“公报”的崛起 晚清“官报”的历史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而终结，“公报”取而代之成为政府机关报。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设立军政府，并于16日创办了《中华民国公报》，在创刊号上刊载的《本报出版章程》中声称：“本报暂为军政府军务部附设机关，故定名中华民国公报。”（苏凡，1982：89-90）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9日出版了《临时政府公报》第1期，内容包含令示、法制、纪事、电报、抄译外报和杂报。 “中华民国”乃民众之国，改“官报”为“公报”实乃水到渠成之事。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及“天下为公”的思想，显然为民国“公报”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1912年4月5日，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临时政府公报》停刊，《政府公报》继续出版，“公报”之名并没有遭到废弃。考民国时期的“公报”，除了名称上的变化，这一时期“公报”的种类与数量也呈急剧增长之势。 民国“公报”的形式非常丰富，既有民间团体的“公报”，也有教会团体创办的公报，但以“政府公报”为主，遍布政府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域。“民国以来，事务日繁，部有部公报，省有省公报，一省之内，厅局又各有公报。”（戈公振，1986：59）笔者对《中国报刊词典（1815-1949）》收录的这一时期的三千多份报刊进行了统计，发现民国政府部门的公报上百种，类型包括：立法公报、司法公报、教育公报、农业公报、经济公报、实业公报、工商公报、交通公报、建设公报、内政公报、外交公报、监察公报、审计公报、卫生公报、少数民族公报、会议公报等十六类；而各省地方政府也至少有政务、教育、建设、实业、财政、民政、司法等类型的公报（如表1所示）。  从出版时间统计上看，“公报”在1911年到1915年之间出现了第一个小高峰。当时正值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旧的新闻审查制度废除后，迎来了报界的“黄金时代”，各级政权机关及各类社会团体纷纷创办机关报，导致了大量“公报”的出现。民国“公报”崛起的另一个高峰在1925年到1933期间，这一时期新增了71份公报，仅1929年这一年出现的“公报”就有23份。除了政府公报，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行业公报”，如各种“商会公报”等，这得益于中华民国建立后国内局势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各种行业群体开始成型，各行业组织内部发行的喉舌报纸或“会报”，有的也以“公报”命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