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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就分别以表演和实践这两个关键词而展开。虽然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所构建的研究方向有一些共同关照的概念化民俗事象，但是作为一种表达行为，两者的理论差距显而易见。二者为回应社会变动而兴起于20世纪同一时刻，但演绎和归纳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单一性（突现性）而实践意味着民间行为的总体性（优先性）。21世纪的研究轨迹的表明，实践理论在民俗学和民间生活研究中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特别是如果这些研究面向日常生活的“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展开。尽管可以共享由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推进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理论，但民俗学的实践思想集中在根植于重复的、多变的行为和框架性活动中的认知和文化惯例上。 关键词：民俗，民间生活，实践理论，表演理论 民俗学研究的口述史访谈中，资深民俗学者巴布罗·克莱因（Barbro Klein）表示从她长期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研究经验来看，两者在理论上的分歧比大西洋还要大（克莱因2009）。她指出，美国民俗学者逐渐与“表演”联系起来，而欧洲学者对围绕戏剧理论的隐喻展开研究表示怀疑，并认为他们已经合并了表演研究，或者说将其视为“描述性方法论”的表演研究融入到了作为欧洲文化研究基本方法的“实践”中去了（克莱因2009:10)。笔者将在本文中进一步拓展克莱因的这种视角，即将表演和实践分别作为美国和欧洲各自研究方向的关键词，同时认为实际上其研究共享一种将民俗作为表达行为类型的关照。两种理论为回应社会变动而兴起于20世纪同一时刻，但演绎和归纳又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单一性（突现性）而实践意味着民间行为的总体性（优先性）。笔者对其进入21世纪的研究轨迹的进行评估，并建议进一步扩大实践理论在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的解释力。为了论证此观点，本文对实践和表演相关的人文主义方法进行比较和历史背景分析，并将其与民俗学方法和理论相联系。 最开始用实践和表演来阐释欧洲民族学者与美国民俗学之间区别的是彼得·詹·马格里（peter Jan Margry）和赫尔曼·罗登伯格（Herman Roodenburg），他们“重新定义”（reframing)荷兰文化的研究作为参考文献影响到了美国方法论。当他们由荷兰向大西洋西岸和大陆东岸眺望时，这两位民族学家将欧洲学者的研究方法总结为面向“实践”（Practice)的，即一种“综合的”（comprehensive）或者整体的（holistic）文化理解概念，而不是微观的社会形势或情景（马格里和罗登伯格2007）。马格里和罗登伯格将现代欧洲民族学研究从进化论的传统农民研究中区分开来，指出：“欧洲民族学研究那些熟悉的易察觉的‘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s），往往变成不熟悉的不明显的，人们反而不愿意去思考。”（马格里和罗登伯格2007，3；重点补充）。他们指出，与美国民族志将表演视为身体现象不同，欧洲谈论“日常生活实践”时意味着对民俗现象功能的基本原理和认知（或无意识）来源的探寻。马格里和罗登伯格郑重地宣布民族学学者在实践面向的阐释任务是论证“文化范畴既形塑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又在这些实践中被形塑。”（2007，3）。为了尝试将美国单一性的情境表演视角与欧洲关注的可比较的实践相调和，他们将表演总结为“不与日常生活实践相对立的”，但“为了.新的实践和意义而具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度”（马格里和罗登伯格2007，5）。 按照关键词或主题的论述，具有欧洲大陆遗产特点的民俗学和民族学，以及接下来美国观察者对表演理论缺乏解释力或概括力的批评，一个关于真正的或者想象的问题被提出来：实践和表演在民俗和民间生活研究中有什么差异（邓迪斯2005，388-9；布朗纳2006a;梅赫琳2006;奥林2006)。毕竟这两个关键词不可能同时是行动（action)观察，承启关系（context），或者过程（process)的标志,而是需要解析民俗扮演（enactment）的动机和功能，通常是采用狭义的文本（textual)研究方法吗？有人会继续问如果强调表演和实践作为关键词是美国和欧洲的风格（或者说各自不同的学术训练），而不是克莱因所观察到的强烈的研究差异呢？笔者将在本文中回答这些问题，实践的理解确实与表演研究差异很大，并且在拓展文化传统，思考认知或无意识行动来源，以及解释范围等方面超越了表演研究的局限性。 1.欧洲“实践”研究背景的历史梳理（Histori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European“Practice”） 在开始阐述之前，需要先处理对这个旨在绘制跨大西洋甚至全球民俗学未来研究方向的开阔的学术比较所可能引发的异议。读者们会觉得，欧洲各种地域性民族性民俗学研究的历史太过多样，难以用“实践面向”（practice orientation)的概念统一概括，或者说仅通过对文化实践的关注来表述还不够，这个关键词需要一个自我意识的理论方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民俗学者会认为自从1970年代以来，表演理论也几乎很难统一，并且实际上按照不同的轨迹在发展。 在欧洲民俗学方法关键词的案例中，“欧洲”被用作地理标识，以便在史学调查中搜集各民族遗产（多尔逊1973；克莱门特2006）。还有一种历史感，将从欧洲各地的民俗搜集彼此联系起来，用民俗学史学者朱塞佩·科奇亚拉（Guiuseppe Cocchiara)的话说，“整个研究运动都是为了探索欧洲自己是什么”（科奇亚拉1971，8）。这场18世纪和19世纪的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有关，由格林兄弟（Grimms),)汤姆森(Thoms)、阿法纳西耶夫(Afanasyev)、科尔贝格(Kolberg)、克罗恩(Krohn)和维科(Vico)等展开了相当多的民俗学研究，出现了一个进步的科学理性与无形的草根遗产朴实诉求对话的时代（布朗纳2006b）。当这些早期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收集表达出民族主义议题，并且有的表达了浪漫的民族主义兴趣时，他们被认为对基于这些欧洲所搜集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民俗学学科建立有所贡献，并建议将这种研究拓展到欧洲文化研究中去（科奇亚拉1971，8-9）。 20世纪西古尔德·埃里克森（Sigurd Erixon)主张在欧洲民族学中开辟一个关注叙事和歌谣比较研究的领域，并考虑将社会的和物质的实践拓展到整个欧洲。他1967年创建《欧洲民族学》期刊，致力于打破“欧洲大陆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学派壁垒”（本尼迪克斯和洛夫格伦2008，5）。这种联合的尝试是一个艰难的挑战，特别是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德国文化圈理论和英国“民俗学伟大的团队”（被认为是进化论的）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多尔逊1968；豪托拉1969；布朗纳1984）。跨国传统研究兴趣的兴起，以及合并欧洲研究学派的思考，在20世纪50-70年代创造欧洲民间文化地图集的努力时已经非常明显（维尔德哈贝尔1972，495；罗根2008，67-8）。例如桑德尔森（S.F.Sanderson）在1971年民俗学年会上发表了关于英国民俗实践与大不列颠群岛结合起来共同探讨欧洲大陆文化的重要演讲。桑德尔森认为，这个项目“将会把我们（英国民俗学家）拉得更加紧密,并且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行更有效地合作，可以丰富彼此的学习和研究（桑德尔森1971，90）。虽然没有完成，但这个项目的研究确实是有效的，特别是在民俗生活的研究中对社会和物质、文化加以强调，使研究边界有所交叉，而且为此后的跨国研究，延伸与限定欧洲文化研究做好了准备（埃文斯1972；屈森1990；维林加2003)。 汤普森·西帕斯（Thomas K.Schippers）在其“欧洲人类学调查”中，认为1950-1980年代是从1920年-1945年代后出现的一个变革时期，主要关注于“研究欧洲和主要民族国家农村社会”（西帕斯1995，235）。早期研究期间关注于收集识别地区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实证数据，以及将同一区域的手工艺、建筑、口头传承和社会活动整合在一起并进行解析的方法，致力于进行关联性和功能性承启关系解析。这些文献记载经常涉及文化实践或风俗之类的。西帕斯环认为，大西洋学术交流出现在二战盟军时期，联合了大英、法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这些领域大部分研究的兴奋点是一种新的关于情境行为的民族志研究，埃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克里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乔治·巴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主张像对待文本一样对社会性地构建的现代情境进行“阅读”。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根据民俗学家的记录民俗学的新民族主义分歧被应用于构建新的共和政体，虽然同时也有很多致力于东西欧民俗学家交流的努力（恩维1999；罗根2008）。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共享欧洲文化的实践，从而促成了欧盟的成立。雷金纳·本尼迪克斯（Regina Bendix）和奥瓦尔·洛夫格伦(Orvar Löfgren)2008年在《欧洲民族学》（Ethnologia Europaea）“重新思考欧洲”上讨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欧洲经济的统一也为提升欧洲文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例如，随着欧洲经济行政管理的提升，文化政策也随之提升”（2008，5）。他们也发现了新欧洲的另一个意外效应，即对既有研究主题和欧洲民族学研究“原则”的反思，“随着跨越国界的新兴趣的出现，欧洲民族学研究的视野更广阔了”（本尼迪克斯和洛夫格伦2008，5）。这种兴趣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第九届国际民族学和民俗学大会的主题：“超越‘欧洲遗产’：解放民族学的想象力”（弗里克曼2008,34）。 基于对欧洲研究传统共性的反思而提出的关键词包括“经验”（experience）和“实践”(practice)。他们强调欧洲许多国家的民俗关注的是地方化或社会化的持续惯例，可以称之为文化。根据这种思路，表达风格（genre)，比如故事、传说、游戏、仪式、舞蹈和歌唱，都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在社区、地域、族群或者地方中被体验。民族学的研究不再集中于农村社会，而是重新聚焦于现代社会、城市社会，并且将以往用于研究传统社会的实践或行为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研究（见杨森2009）。例如，玛雅·弗莱克曼（Maja PovrzanovičFrykman基于“无论起源如何社区经验或实践经验都被共享，而其‘所有权’则是基于日常的使用”，对欧洲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估（弗里克曼2008，19；重点补充）。康拉德·克斯特林(Konrad KÖstlin)补充，知识叙事由学者们围绕“实践”而展开的相关研究交织而出。用他的话说，民俗学家或民族学家“向人们解释什么才是他们的实践”（克斯特林1996，174）。为了探寻民俗学和民族学全欧洲方法论，梅雷亚德·尼克·克莱斯(Máiréad Nic Craith)引入了《欧洲日常生活文化》（Everyday Culture in Europe）（2008）以支持斯特林对文本研究的抨击，宣称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常常在其内部环境中工作，“应该注意人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人们说了什么”（尼克·克莱斯2008，5；同见于科克尔2008)。由此，一个以《日常》（Quotodian）命名的期刊于2009年创刊，荷兰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郑重宣告推动“作为生活经验的文化研究”（《日常》2010；重点补充）。编辑宣称，在全球化和“地方认同再现”的刺激下产生的“新方法”出现时，过去熟悉的欧洲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致之处”立马显现出来（埃尔佩思等2009)。当意识到举国关注的民俗学的议题和方法时，该期刊提出“文化实践”——构思为被认为或表达为传统的、可观察的、可比较的行动——作为联结整个欧洲民族学事业的关键词。 欧洲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独立，殖民主义的中断，以及苏联的解体，将研究非欧洲的人类学与欧洲民族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欧洲大陆上自由的抗争（与革命斗争相关联的标签曾被希腊和爱尔兰的组织使用）与国家政权针锋相对，从而威胁到部分族群文化的可持续性，比如巴斯克、爱尔兰、瓦隆人、车臣，阿布哈兹，而这些族群的抗争基于他们的民俗的“所有权”（property）和“权力”（authority），超越了“遗产”（heritage）的概念（库特马2009；马蒂森2009）。频繁地以欧洲为背景的小共同体持续以实践为中心，研究底层、移民和难民，质疑同化的模式，民间行为包含的概念为与政治统治系统的对抗提供了条件（见纽瓦尔1978；麦德尔2004；罗伯茨2006；迪比茨,范德霍斯特和凯珀2007；弗里克曼等2009)。关于阶级联盟和民间实践所表述的权力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解析不仅体现在俄罗斯和东欧民族志学者的工作中，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处理一些由现代化和民间族群自我认同混乱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利蒙1983；托卡列夫1985；席佩斯1995,240-1)。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权主义对民俗学者解析思路有特别的影响（代表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他认为与其把民俗视为“古雅的”（picturesque）元素，不如“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阶层的没有被现代思潮触碰过的‘世界概念’来研究(葛兰西1999,134；也见于凯尔斯密斯1979；拜恩1982)。 很多21世纪欧洲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呼吁在没有农村社会和没有底层社会的人之中强调文化实践的“小民族学”（small ethnologies），关注过去世代中帝国和精英系统的承启关系（context)困境(见格维兹门松2001)。例如，安东尼·巴克利（Anthony D.Buckley）在北爱尔兰的民族学调查发现“对这个小群体的研究已经非常多而丰富，且不可避免受到于20世纪60年代末激烈冲突爆发的影响。这种冲突促成了阿尔斯特的民族学家一次重大的研究范式的转变(2008,174)。根据巴克利的说法，新的目标是去发现作为人们“生活方式和实践”基础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信仰和假设（巴克利2008，174；重点补充）。他在提到民族学传统研究时强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不断改变思想、目标和实践，因此他们在不同的承启关系（context)中有不同的意义。尽管如此实证调查仍然是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和实践在不同地方存在并分散，而只有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特征维系着社会族群的发展，这种假设依然是有效的（巴克利2008:174）。 根据吉塞拉·维尔兹（Gisela Welz）的界定，过去欧洲许多民族学家的社区解析是基于乡村或者城市社会中历史社会族群或者“小规模社会群体”（small-scale social units）的，但在21世纪实践的概念代表“网络”（networks）的交叠和现代情境（situation)，在其中仪式性的或者说模式性行动的发生变得更有吸引力，以标记移动的、社会构建的情景或框架。20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的文化人类学和欧洲民族学研究注意到“多点”（"multi-sited"）民族志而不是扎根在单一孤立的地方的研究，以回应“如今地方和全球彼此紧密卷入，互相依存”（维尔兹2002,138)。提到欧洲主义的研究方法，她发现：研究项目的设计旨在关联多种地理场景，并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许多人类学家认为采用这种更具流动性的民族学研究模式，能将对小规模社会群体的关注转向跨越国界的社会形成和文化实践的讨论，尽管地理上分散，却能将地方社会、跨地方社会角色和团体联结起来(维尔兹2009,49；重点强调)。 “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中“实践”（Practices）意谓重复的，变动的行动，由社会互动、政治结构（州和地方层面）、预感和心理需求引起。由此，实践意味着一种象征性交流，分析者经常将文本及其关系考虑进去，并且在被视为传统的隐性规则或隐性知识的表达范围内产生影响(柯林斯2001)。实践的概念不是将文本视为没有意义的非承启关系，而是允许文本或零散的记录作为传统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存在（布朗纳2009；卡尔达斯-库德哈德和库德哈德1996)。通过加入其他语言学的观点，将零散的行动和风俗视为具体的重复的行动，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将实践概念化为依赖于社会共享，移动技术或者理解力，从而成为一系列学者在2001年宣称的“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的必要条件(夏兹金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