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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阻滞的现状提出的重要战略。传统的村落空间积淀着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家族村落资源、传说故事资源、庙会信仰资源、行业工匠资源、节日文化资源、民间艺术资源，已成为乡村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以酝酿于民间的民俗文化为文化资本，以国家与地方的上下同构为转化路径，以“五位一体”整体发展为布局思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基本原则，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应扎根于民众鲜活的生活空间，推动民俗文化资源与农村产业链条、乡风文明建设的融合，实现维护区域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丰富精神生活的目标，进而构建因人而宜、因地而异的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与实施框架。 关键词：民俗文化；乡村振兴；创新性发展；内生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社会建设，为民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新时代正确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温度、有情感、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话题。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传承发展意见》）与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意见》），二者前后承接。可以说，前者是加强国家文化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举措，后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民众集体创造、传承并享用的凝聚着深厚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根基性文化。从老百姓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入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容易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亲切感与认同感；从老百姓普遍关注、各具地域特征的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可行性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容易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形成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围绕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掣肘民俗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探索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是借鉴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从国际背景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攻伐，也停止了一国之内各个阶级之间的尖锐对抗，人们普遍进入了恢复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建设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历程。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顾此失彼，忽视了民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文化传承序列断层，与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人们的目光从关注有形的、可视的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转向无形的、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2届大会上通过了由178个国家共同缔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体现了世界各国维护国家民族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增强，也表明人类对民族民俗文化的高度重视，对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尊重。 从中国国情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经历了两大历史性变革，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主要是土地制度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农业经营体制由农户自主个体经营体制转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乡村社会经历了市场转型、农村城镇化进程。这两大历史性变革对乡村民众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尤以后者更为显著。 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丰裕，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拜金主义、价值失范等一系列负面效应。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快速扩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流动性成为现代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对农民工个体来说，他们可以在城市找到市场机会，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减缓生存的压力，但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着两难的选择，城市是留不下的城市，乡村是回不去的乡村，农民工群体成为了无根的“漂泊者”。对乡村社会来说，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求生，青少年进入城市求学，村落成为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空巢社会”。 社会现代化不能以阻滞乡村社会的发展为代价，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把根基牢牢扎在乡土社会的土壤里，这大抵是经历近四十年的社会剧烈变革之后中国人普遍的体悟与认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的性质精辟概括为四个字——“乡土中国”，他认为乡村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村落共同体，即同一村落的人们聚族而居，生活在有一定边界的特定地域空间，村民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密切联系，互帮互惠，有着“我们是邻居”“我们是一个村的”这样的共同民俗心理。二是熟悉关系，四邻五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六大姑八大姨都沾亲带故，相互熟悉，知根知底。村落社会网络就是由这样的熟人关系构成的。三是感情与道义，乡村社会成员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缘关系，或者通过结拜、认干亲等方式形成了相互关照、相互帮扶的感情与道义的联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表述。传统中国是农村人口占80%以上，全球40%的农民聚居的超大社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山寨乡村是数量最大、引人注目的聚落景观。”在一个个村落里，一辈辈农民在那片可以反复耕耘的土地上劳作，在到处是“熟人”的圈子里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 陆益龙把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变迁之后的乡村称为“后乡土中国”，他认为，后乡土中国的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原有的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其它劳作。同时，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落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其次，人们的谋生方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多种多样的经济类型迫使农民去习得新的技术，也带给他们独特的主观感受。三是农村社会结构由单一的农民阶层分化为个体户、专业户、普通农户、贫困户等新的社会层级。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财富资源及文化资源，人们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也走向了多元。 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后乡土中国”，一字之差，它背后隐含的却是当前乡村社会振兴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即乡土社会遭遇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现代化、城镇化、商业化，特别是市场转型之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成为乡村最突出的问题。农民何以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城乡二元对立何以缓解，城市与乡村何以互促互补繁荣共进，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之上的传统民俗文化何以延续，这是制约乡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乡村振兴是一个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整体性议题，既关涉理论依据，也要求制度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乡村现代化的精神动能，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经济动力，让文化资本带来发展红利，使广大乡村民众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优秀的民俗文化保留了历代民众的群体记忆，反映出集体共同的精神追求。它是特定地域的文化标识，也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如果能够合理地传承保护，就能起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承发展意见》指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关键是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即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总而言之，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起来，真正将之转化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精神财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摸清传统文化的“家底”，精选出标志性、统领性的民俗文化，然后加以类型研究，以个案分析引路，提炼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