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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彝族唱本的民族文化色彩 作为彝族唱本,《董永记》的情节框架虽然来自汉族唱本《大孝记》,但在文本转换过程中,彝族文化的元素必然融合其中,有着区别于汉族唱本的民族特色。 一是彝族风物的融合。如傅赛金婚嫁时的打扮: 闺女傅赛金,听闻婚期到,嘴里笑眯眯。走进闺房里,拿起象牙梳,对镜忙梳妆。辫子编三根,一根有六拃。再把头发卷,宛如金龙盘。髻好长发辫,戴上金帽子。金帽亮闪闪,金花亮灿灿,银花亮堂堂。两鬓缀金猴,金猴闪金光。双手戴手镯,手镯戴九对,金戒戴九个,饰品全戴齐。身穿绸缎衣,绣有龙图案。金龙活生生。袖口镶金花,金花亮闪闪。裤如绿鹦鹉,绿裤镶花边。红缎做围腰,鲜艳又飘逸。脚掌如鲜笋,身材如青竹。面如酒曲白,眼珠如星闪。 看到这段傅赛金穿着打扮的描写,我们的眼前自然浮现出一位不同于汉族姑娘的形象。她梳的是三根辫子,而且盘到头上,再带上金帽子,金花、银花亮闪闪;她穿的绸缎袖口镶着金花,绿色的裤子也镶着金边,而且还围上红缎子做的围腰。这样的打扮正是彝族姑娘才有的,和汉族姑娘打扮迥异。 彝族生活的地域主要是云南和四川大、小凉山一带。这些地方的自然景物既不同于中国北方地区,也不同于南方地区。《(乾隆)云南通志》描述云南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起西北、汇东南,独滇居西南,凡大江以南之山,多由滇派分,论形势,有登高而呼之概焉。夫左绕金沙、右界澜、潞,重关复岭、鸟道羊肠,此滇之大势也。”唱本中提到不少的地名,如黄都思山、峨龙山、霭若切等,均为彝族音译的山名。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孕育了这里的各种植物,清代刘大绅有诗谓:“琪花瑶草四时闲,此景仿佛非人间”,说的正是云南花草四季繁茂的景色。唱本写七仙女和傅赛金干活累了,到花园中散心,对各种花做了一番描述: 那个花园里,牡丹花儿开,鲜艳又夺目。芙蓉芍药花,艳丽又芬芳。马缨红艳艳,白花明晃晃。艾蓉齐绽放,山茶也吐芳。甜蒿开出花,红花接黄花,五色齐争艳。荷塘莲花池,开出黄白花。白花明晃晃,黄花金灿灿。百花齐绽放,花名说不完。 这些花儿主要开在西南地区,如马缨花。 二是彝族传说和信仰的融合。彝族本中有不少涉及到彝族的传说和信仰的内容。如汉族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在彝族本中称之为“策更兹”,是彝族传说中的天尊,相当于汉族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因为是他派七仙女下凡帮助董永,所以在作品中出现多次。 彝族本的《引子》有一段对人类演化历史的叙述: 过了许多年,人类得发展。降生独眼人,降生直眼人。这两代人类,吃香不祭天,喝辣不献地。洪水淹天地,人类被灭绝。后来得发展,有了横眼人。这代横眼人,都是笃慕孙。笃慕的后裔,尼能普赛时,人类有进步。吃香就祭天,喝辣就献地。 在唱本的叙述中,人类开始是“独眼”,后来是“直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敬畏天地。后来,有了“横眼人”,他们敬畏天地神明,都是笃慕的后代。根据古彝文典籍《洪水泛滥》的记载,笃慕叫阿普笃慕,生活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是彝族共同的祖先。 唱本叙说七仙女所织的天字号锦缎时有一段描述,也反映了彝族关于天神的想象: 那匹天缎子,取名天字号。宇宙苍穹里,所有皆有物,全都织上面。帝王盘古氏,慕谷和能古,全部织上面。织有策更兹,织有勿阿妈,织有王母娘,织有葛木兹,织有黑朵芳,织有史冲毕,织有六毕圣,织有俄兹俄,织有哩怒普,织有萨塞若,织有尼兹色,织有铁贝吉。苍穹天宫里,北斗七仙女,二十八星辰,还有白虎神,八位大仙人,闪电雷电神,风神和雨神,四方龙王神,雄星九千九,雌星八千八,全都织上面。织上日和月,织上群星耀,白云和乌云,也都织上面。织上怒木兹,织上尼木番,织上吐木铁,织上捏木埂。织上凤凰鸟,织上神狮子。天空所有物,千物织其中,万物织在上。 这段唱词,述说了彝族关于天神的观念。慕谷、能古,均为造天造地的天神。葛木兹、黑朵芳、史冲毕、俄兹俄、哩怒普、萨塞若、铁贝吉、尼兹色,均为管理天界的大神。六毕圣则是管理毕摩的6位毕摩神。怒木兹、尼木番、吐木铁、捏木埂,分别为绿色、红色、白色、黑色的方位神。这些天神的称呼和谱系,和汉族的天神观念以及谱系自然大不相同。 四、汉、彝唱本中趋同的文化观念 (一)感念师恩 在儒家文化中,老师是人生中的重要人物,尊敬老师是基本的伦理,以至于在崇祭的对象上,老师和天、地、君、亲并列。《荀子·礼论》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在宣统本中,董永和老师的关系,是叙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父亲去世前,反复叮嘱冯氏要让董永读书。冯氏将董永送到先生傅文显那里,得到了很多关心。由于董永聪颖、用功,先生对他多有喜爱和鼓励。到黄州府参加考试,董永没有路费,先生就带他一同前往。董永母亲去世后,先生几乎是他唯一的亲人。 但无论是宣统本还是彝族本,还是将他们的关系定位为师生关系,着力强调董永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而彝族本对此更加强调。董永被宣召入朝,宣统本只是写董永派人送书信,请他同进京城,唱本写“董永思想老先生,师傅无人奉他身。一字为师尚可敬,何况教我得成名。不如接他京城去,早晚四时报师恩。”傅文显(彝族本为“徐文显”)回信说自己年岁已高,不能前往,并叮嘱他小心陪伴君王。彝族本于此则有更详细的铺写。在先生回信不去京城后,董永就和傅赛金、赵金定夫妇将先生接到家中小住,“请来裁缝师,缝制衣和裤,绸衣缝三件,缎衣缝三件。赛金和金定,制鞋缝袜子。衣裤和鞋袜,全部缝制好。差使派一个,轿子抬两顶,去请老两口,请回先生来。董永董大人,磕头谢恩师。赛金和金定,向先生磕头,向师母磕头。”并对董永夫妇挽留先生夫妇的盛情做了比较细致的铺排。彝族本将宣统本中只是写一封书信的情节,改为将老师接到家中小住以尽孝心;将宣统本中董永一人对老师的孝心,改为夫妻三人同表孝心;将宣统本中董永单纯地用金钱、衣物表达孝心,改为夫妻当面磕头感谢师恩。凡此,都显示出彝族本对感念师恩观念的强调。 (二)妇德母仪 在汉族的儒家文化中,对女性有诸多的伦理规范。《礼记·昏义》就要求“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对于“妇德”,历代都有解释和规定,如《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东汉的班昭还编写了《女诫》,对女性的行为予以规范。宣统本写了董永先后娶赵金定和傅赛金为妻子的内容,将她们写成贤淑的女性,傅赛金跟随七仙女学习女工,七仙女将儿子托付给她抚养,她像对自己儿子“一样待承”“乡邻传说赛金贤德”。赵金定是朝廷赵阁老的千金小姐,身分远远比傅赛金高,但是,在董家却愿意屈居第二,没有怨言。通过这些描写,宣统本表彰了妇德母仪。 相比较之下,彝族本对此叙写更为具体,董永到黄州上任后,七仙女送子,对赵金定说:“小妹赵金定,你是纳铁人,嫁到董府中,排行你第二。那个赛金妹,早把婚约定。红娘是我当,她在你前面。”赵金定回答说:“阿姐不用说,夫妻常伦理,为妹自知晓。”用她自己的语言,明确了“妻常伦理”。在彝族本里,傅赛金的“贤淑”被书写得更加具体。在宣统本中,只是有一段说白述说她抚养七仙女之子:“赛金产生一子,取名董仲遗。光阴迅速,春去夏来,二子渐渐长大成人了。赛金一样待承,送往书堂攻书。乡邻传说赛金贤德。”接着就是董仲书寻母。彝族唱本却增加了她对待董仲书比亲生儿子更尽心的描写:“赛金心善良,对人她和蔼,养儿她尽心。两个儿子中,仙女生的儿,最受她宠爱。她的仲遗儿,反倒受亏待。别人来邀请,出门去做客。仲书伴着娘,一同坐轿子,她的仲遗儿,不得同轿坐,根着轿子走。”七仙女担心她偏心,请太白金星帮助察看。果然,傅赛金外出做客时,让董仲书和自己一同坐轿子,让董仲遗跟着轿子步行。太白金星化身一个老奶奶拦住了傅赛金的轿子,问她为什么如此对待两个儿子,傅赛金回答道: 仲书非我生,也是我夫儿。他娘不在此,理该多照顾。仲遗亲生儿,不给坐轿子,让他跟在后。如果不这样,路人骂我说,嫌弃长房儿,做事有偏心。到了那时候,败坏我声名。 通过这样的描写,彝族唱本较之宣统本更加突出了傅赛金的妇德母仪,也显示了彝、汉两族女性文化观念的趋同。 (三)“孝”为根本 董永故事是汉族的一个源远流长故事,从汉代开始,历代文学作品都有叙写。根生于儒家文化土壤上的董永故事,其核心母题就是“孝”。宣统本无疑承袭了这个母题。比较两本,彝族本对这个母题不仅照样转换,而且有更为浓墨重彩的叙写,体现在如下两处: 一是在朝廷宣召董永做阁老后,董永先是请先生到家中,以表达感恩之情。然后请先生一起到父母坟前拜祭。他邀请了麒麟县城里的全部百姓乡民,“坟前布祭场”,董永哭诉了对父母的思念,唱本描述其伤心情形:“董永诉苦情,伤心哭断肠。九山如摇晃,江河似停流。茂密山林里,麂獐也伤心,雉鹇也伤情。鹿罴伴他哭,黑猴流出泪,乌鸦立幛幡,鸿雁大声鸣,竹鼠哭肿眼。人人为他泣,个个为他悲。”这段唱词,叙说董永在父母坟前的悲伤,令人动容,不仅突出了“孝”根本的观念,也从感情上渲染了这个观念。 二是故事的结局,宣统本只写了董永全家被朝廷封赠,“荣华富贵过平生”。彝族本却增加了玉帝派韩湘子度董永全家升天做神仙,并且负责管理人间善恶教化之事。玉帝吩咐他们:“董氏全家人,你家好心肠,心地最善良,神位封你们。董永好品德,人间要弘扬。人间大地上,地上的人们,六祖后裔们,遍地的男人,遍地的女人,善恶他不明,好坏他不知,长幼他不辨,不知要检点。从今到往后,善恶你家管,教化人心灵,你家全负责。”可见,在彝族本中,董永因为行孝,最后所得到的嘉奖,不仅是享用人间的荣华富贵,而且还位列仙班,并且让他负责人间善恶教化之事。这表明,在彝族的文化观念中,不仅同样重视孝心孝行,甚至比汉族还更为重视;行孝之人得到的表彰,甚至超过汉族的表彰。 结语 董永故事的汉族和彝族唱本的转换,固然是一个文学史的个案,却蕴含着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实主要是对汉族文学史的研究。由于语言的障碍,对其他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大多还是由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承担。由于术业有专攻,从事汉族文学研究的学者和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难以将探究的目光延伸到彼此的学术领域,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和交融的历史事实加以关注。彝族唱本《董永记》幸得有普学旺等学者加以译注,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渗透的窗户,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存在着一部董永故事文本在不同民族中转换的事实。由此事实,我们还可以推测,类似的同一故事在不同民族以不同的语言转换传播的文学事实或许还有不少,例如哈斯宝就曾经将《红楼梦》转换成蒙古文。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显示出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给予关注。 比较彝、汉两种董永故事文本,我们还发现,同一故事的不同民族转换,体现着不同民族文学创造。就董永故事而言,汉族无疑是故事起源和不断丰富的创造主体,但彝族唱本进一步丰富了这个故事。前文所例举的董永和七仙女相遇的叙写,较之宣统本,无论在情节的合理性方面,还是在人物心理的挖掘上,显然都是后出转精。在描写和铺排方面,彝族唱本也更加细腻,例如对七仙女和其他仙女们所做的鞋子、所织的锦缎描写,可谓极尽铺排之能事。这些笔墨,充分表现了彝族唱本的作者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学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他或者他们,和各个时期汉族董永故事的书写者们,共同推动了董永文本的丰富和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汉、彝两个民族董永故事文本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既表现了不同民族文学的想象、叙述思维的差异,更显示了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的趋同性。彝族自然没有孔子,没有儒家文化,但是,在彝族的唱本中,包括“孝”的伦理、尊师重教以及女性贤淑的根生于儒家文化土壤的种种观念,无不得到比汉族唱本更为突出的彰显。两个文本中趋同的文化观念充分表明,中华民族虽然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的文化的习俗、衣饰等外在形态也互有差异,但内在的文化精神却接近甚至相同,这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绵延长久的内在聚合剂和驱动力。 （文章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