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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史纲要》的学术成就 《秦汉史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的写作方式，采用20世纪在中国兴起的章节体，各章各节叙述的政治性大事件，大体显示出时间先后的顺序，但更多内容是分类归纳，以求首尾完具，线索清晰。这种体裁实际具有机动灵活的特征，便于作者匠心独运，写法创新。《纲要》全书仅仅15万多字，但是内容却极为全面，各个章节的布局也十分得体。其撰著宗旨是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同于古代史书也不同于近代(1949年之前)历史教科书的新型教材兼史著。 本书总共七章的篇幅，秦朝历史置于第一章，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内容。第二、第三章为西汉历史，前一章论述西汉的经济与政治建树，后一章论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与对外的扩张，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西汉历史两项最重要的内容。第四章题为“王莽的改制，赤眉绿林大起义”，将王莽的作为置于显著的地位，但论述行文则是予以贬斥，紧衔接的是农民大起义，自然显示出王莽的施政方式是导致动乱的重要原因。许多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弱化了王莽改制的历史记述，这与本书相比，颇为逊色。第五、第六章论述东汉历史，前为“东汉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包括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问题，后章讲东汉社会矛盾及黄巾大起义，这其中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宦官集团与外戚力量的恶斗及其轮番掌政，败坏了东汉的统治根基。最后第七章，集中讲述秦汉时代的文化。全书结构严整有序，轻重合宜，对于一段时期的文化事业采取集中论述的方法，也被后来大多数的历史撰述所效仿，这种安排是妥当的，既不干扰经济发展、政治变动论述的连贯性，又可以展示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全貌。 与篇章结构密切相关的是内容结构，《纲要》在这一点也具有创新和开拓之功。阅读全书，可以看出杨先生对于秦汉历史的论述，是抓住五大主要内容，即经济、政治、文化、农民起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前三项为史学界撰述通史、断代史所公认的重点内容，农民起义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格外注重的内容。杨先生顺应时势的做法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同时也具备学术的合理性，因为西汉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大汉的黄巾起义，确为撼动全国、导致社会大变动的事件，不容忽视。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纳入重点内容，则是杨先生基于对中国古代史整体把握而得出的创树。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自古以来族属繁多，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至今仍然是包含着五十多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关系实际牵动各个朝代的国家要务。同时周边的国家政权与中原皇朝或和平交往，或朝贡称藩，或相互争战，加之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交织一起，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兴衰的重要导因。《纲要》从结构与篇幅上显现出对这一内容的重视，实为卓识。但遗憾的是后来历史撰述，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往往置于附带一提的地位。因此，阅读杨先生的这部《纲要》，要领略内中的学术义蕴。 除了篇章结构和内容结构的高超之处，细读《纲要》，还可以体验出以下的优点和特点： 第一，引据史料极其丰富，显示了言必有据、求真务实的治史态度，以实际的教学和撰著抵制了当时日益增强的“以论代史”的偏颇流风。《纲要》初版为32开本，每页满打满算最多可容900字，但80%的篇页都有著名引文出处的页下注，而没有页下注的30余页，多半具有随文讲明出处的引文，所以偶尔没有标明引文者仅仅十余页而已，不足篇页书面的10%。引文的密度则很大，一页页下注达到5条、6条这十分普遍，最多则可达到10条。在撰写丰富的引据之中，属于理论性论述的仅仅5条，即引自苏联《真理报》文章1条，引自《学习》杂志文章1条，引毛主席语句3条。其余除作者几处根据估计史料对史事或典故予以解说之外，基本为引证《史记》《汉书》《后汉书》《春秋繁露》、论衡》《史通》等古籍的资料。大多引文简明扼要，但有时也不惜篇幅，如本书第148页为了讲述“经今古文学派之争”，引述西汉季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大段文字。许多引文恰到好处、证力千钧，如第126页引宦官吕强在黄巾起义背景下，进言汉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于是朝廷大赦，解除禁锢。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虽矛盾尖锐，但仍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共同利益。没有很深的史料功底，就不能以此来论证古代的阶级分析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历史著述越来越时兴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句，有主张“以论带史”的理念行世。本来杨翼骧先生1954年发表《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也是密集引证经典论述的，但随着学界轻史料之风的蔓延，杨先生于1956年就改以密集引用史料的撰著风格，此年发表《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即有极其明显的转变，这与《纲要》一书略同，都是着意以自己的史著抵制“以论带史”而渐趋空疏的学风，这种在唯物史观框架下重于史料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在求真务实基础上形成鲜明的卓识特见与精湛的史事记述，是本书的又一亮点。杨先生重视历史资料，又具有谙练辩证分析方法，故能得出不少特殊的见解。例如第二章分析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首先指出刘邦获得的关中地区，是当时最富庶之地，此处作为根据地，经济力量有所保障。《纲要》征引了可靠史料，有符合历史唯物论重视经济基础的观念，这个见解明显优胜于许多学者的论述。在论述西汉衰亡问题时，用很多文字叙述“五德终始论”“三统说”以及天人感应观念在西汉后期的不良影响，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学术启迪。由于全面把握史料，加之文笔流畅，在叙述复杂史事上也能够举重若轻，例如关于“经今古文学派之争”，情况十分纷乱，而本书则叙述得有条不紊，刘向、刘歆整理图书工作、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来龙去脉、相互斗争以及趋于合流等，都讲解的相当清晰。 第三，《纲要》一书在历史观念上，首先表现为反对统治者的暴政，其次是重视探讨历史事件的长远意义，其三是肯定统治阶级也会对历史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如实看待客观史实的体现。第一章第三节专设标题批判秦始皇与秦二世的暴政，于此对比，赞扬了西汉初期六十年间的“无为”政策。对于王莽称帝后的暴政，对于东汉镇压黄巾起义军时的残酷屠杀，本书都予以批判和谴责，体现了历史著述中的人民立场。 在历史评价中，对秦始皇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对汉武帝的军事扩张行为，则从历史发展长远意义上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秦始皇的举措“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汉武帝的功业扩大了中国疆域，开展了国内外的交通，有利于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这与他们造成的当时和短期内的消极后果，各自别论，是以辩证法从不同角度的评价。特别应当强调：从长远影响剖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念。 古代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主动地对经济发展、历史前进起到积极作用?这曾经是历史理论上颇难掌握分寸的问题。杨先生没有发表理论性的见解，而在本书及其他著述中，融入自己的观念，即肯定了统治者能够主动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历史发展。如果说西汉初期的“无为”之治和开发经济，可以从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力量的“让步”解说，那么西汉中期汉昭帝、汉宣帝时期采取轻徭减赋、赈灾济贫举措，并无农民起义的背景，乃是朝廷主动挽救汉武帝竭力用兵造成的危机，致使“汉帝国的国力又强盛了”。这是典型的历史史实，但许多大大小小篇幅的史书，对此事没有记述，可见杨先生在薄薄的《纲要》中，用约两千字篇幅专作论述，绝非偶然，是实事求是治史、肯定统治阶级历史作用的体现。 至于《纲目》一书出版于60多年之前，又十分简略，思想上有时代的局限，史事叙述上不能不择要删繁，相信读者自然有所感受，也会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要之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以加深历史学的探讨，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四、余论：南开历史学科早期建设的经验 为了深入理解杨翼骧《秦汉史纲要》在那一时代的史学意义，需要从中国当代史学史的视角以及更宏观的视野来考察，这就应涉及1950年代历史学之学术基础与学术建设的问题。何为历史学的学术基础?对于一个史家而言，其一是要具有历史知识的基本结构和相应史料的积累，其二是在思想方法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指导方向。人们往往言其一而忘其二，则不全面。古人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这里所谓“宗旨”，就是指思想方法上的一个明晰的方向。古往今来所有进行历史研究卓有成绩的学者，无论进行宏观论析还是微观探索，及时完全做具体史事的考订，也必当抱有个人的宗旨，其学术呈现出有序性的推进。倘若纯属零敲碎打，则不成气候。1950年代史学上大力推行唯物史观的理念与方法，对于许多史家实际是展示了一个思想方法的新境界，既增进学术基础，也开发出十分广阔的探讨空间。 在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中，研究中国史的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以及研究世界史的吴廷璆、杨生茂、黎国彬等，都是诚心诚意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学者，他们在治学中，将扎实的历史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相结合，各自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史学业绩。在当时，这几位学者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可谓是1950年代南开历史学科的一大特点，说明了历史学界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已经成为主流地位，其中杨翼骧是积极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如前所述：杨翼骧是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专业选择的，早在1949年就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念拟订中国史学史教学提纲。1953年杨翼骧在郑天挺先生帮助下谋求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其中一封寄给郑天挺先生的信件说： 毅生我师： 前接手示，敬悉生事已得南开行政领导方面同意，并拟先致函政法学院，再请求高教部调派。近日向政法学院询问此事，据云尚未接到南开方面的公函，如接到时必就答复，对此事完全同意。又据钱端升院长表示，亦赞成生去南开。是则政法一方面已无问题矣。但至今未接到公函者，想系南开方面未与政法直接洽商而迳向高教部请求，不知是否如此?此乃生所得情况，谨以奉闻。生近日正在编写秦汉—南北朝讲授提纲，曾与余让之先生交换意见，并吸取他的经验，不日可以初步完成。敬请安好 生杨翼骧敬上九月七日晚 这里的重要信息是：杨翼骧在未到南开之前，即已由郑天挺先生预定主讲秦汉至南北朝历史，而且已经基本拟订好教学提纲。这份历史教学提纲，也一定会像之前拟订中国史学史教学提纲一样，是努力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针，此亦理所当然。那么，杨翼骧之加入南开历史学科，不仅预示了南开大学今后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发展潜力，而且他率先拟出的通史、断代史历史教学新设计，必然被郑天挺先生所汲取，从而在整个通史教学体系构建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根本而言，南开历史学1950年代的学科建设，是郑天挺领导下群策群力所造就，其中杨翼骧的贡献不可隐没。南开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顺从学习和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成绩显著，自1955年到1959年，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锤炼、提高，陆续出版了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实际上杨翼骧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纲》也已完稿，交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准备刊行，因意外事态而不了了之，稿件沦失。所有这些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断代史著述之出版，都得自郑天挺先生的部署，而且联系出版社也是郑先生出面接洽，其推动力至为关键。因为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的初版，都是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面世时间仅相隔3个月。1957年再版了上述二书、1959年出版了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实际是已将新知识出版社合并在内。可见这一系列的历史教科书写作、出版，乃是郑先生的统筹策划与安排。郑先生忙于提携其他教师及各种行政事务，自己的《明清史讲义》却未及修订成书，是系列教材出版的一个缺环。然而在当时，这已属于成果斐然，还没有哪一高校如此快速地取得同等全面的历史学业绩。 《秦汉史纲要》中以经济、政治、文化、农民起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等五大内容为轴心的创树，以及其他方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论述，上文已经揭示，此不再赘。而未能面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稿，多年以来情况不明。2018年8月，笔者从网上书店购得杨翼骧先生全套“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等文献，初步研读，即可发现在运用唯物史观撰写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讲义中具有更为精到的创见，而且同样或者是进一步体现出稳健、务实的学风，不着意于大量引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而是将唯物史观融入叙述框架和史事评析之中，把“史”与“论”紧密地有机结合，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坦途。南开老一辈学者的治史实践，大多如此，这是1950年代郑天挺领导下历史学科建设的特点与优点。在深入的史学史研究中，这样成功的经验，应当得以总结和弘扬，以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