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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依山就势,坚固巍峨,是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2017～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皇城台门址及东北部护墙时,发现了一批骨质口簧及与其制作相关的遗物,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作为常见于先秦文献的乐器,“簧”长期以来为考古学界忽视或不辨。汉唐以来,经学家及音乐史学家对“簧”的辨识及认知过程充满了歧义和曲折,将其视为笙之附件的观点占据了主流。本文在探讨石峁口簧年代、功能等问题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指出先秦文献中的“簧”多以骨、竹制成,穿绳拉振成音,重申了“簧”非“笙簧”这一重要音乐史实,并指出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石峁口簧是近现代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口弦类乐器的祖型,其传播与流布与古代族群的流动及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一 何以为“簧” “簧”传说为始祖女娲发明。然而,自汉代以来,关于簧为何物及是否为一类独立乐器一直存在争议。许慎《说文解字》曰“簧,笙中簧也。从竹黄声。古者女娲作簧”,将簧视为笙之簧片。此说影响深远。 《诗经》中有三首诗与簧的演奏有关: 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秦风·车邻》)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小雅·鹿鸣》)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王风·君子阳阳》) 鼓瑟与鼓簧、吹笙与鼓簧的动宾结构,不仅暗示了簧是不同于瑟、笙之类的独立乐器,同时也指示了其演奏方式及使用场景(包括感情交流、宴乐享乐及歌舞伴唱等)。此外,簧还见于《礼记·月令》、《楚辞·九思》、《庄子·骈拇》等先秦文献,其中《礼记·月令》更是将簧与笙、竽、箎等乐器并称。 然而,汉唐经学家及今人将先秦文献中的“簧”仍多释为“笙簧”。其实,关于簧与笙簧的区别早在汉代就已有学者指出。东汉刘熙《释名》曰“簧,横也,于管头横施于中也;以竹铁作,于口横鼓之,亦是也”,明确指出将簧片横施管头的“笙”和横鼓的竹铁簧是两类不同的乐器。宋人陈旸在其编撰的音乐百科全书《乐书》中继承了刘熙的说法,区分出了“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之簧”。至此,簧作为独立乐器的看法被确认下来,然并未被经学家广泛采纳。 20世纪80年代,我国音乐史学界开始关注簧的实物辨识及民族学资料(图一)。李纯一指出先秦文献中的“簧”系横放于口中用手指拨弹的乐器。这一论断奠定了现代音乐史学界关于簧研究的基础,确认了“簧”为一种可独立演奏的乐器,但其关于“用手指拨弹”的演奏方式仍是值得商榷的。牛龙菲从演奏方式上区分出了“抻动簧”和“弹动簧”,指出“抻动簧”即宋陈旸《乐书》转引《唐乐图》所说“一手贯其纽,一手鼓其线,横于口中,呼吸成音”的簧,而“弹动簧”是指拨动簧舌演奏的金属簧。遗憾的是,这一关于抻动簧(本文称为绳振簧)不是通过拨奏簧片发声,而是由拉振线绳带动簧片振动并在口腔配合下成音的论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就乐理来说,簧是通过口唇虚含及口腔气流变化实现演奏的,既非弦乐亦非管乐,长期以来因误为弹弦类乐器而被习称为“口弦”“口琴”“响篾”“口弦琴”等。为区别于笙簧,根据其演奏必借助于口腔作为共鸣腔这一特性,结合古代文献记载,笔者将这类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今仍然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乐器,称之为“口簧”。 近年来,关于口簧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方建军首先辨识出辽宁建平水泉遗址出土的发卡状骨器为“簧”(图二)。日本学者直川礼绪对亚洲出土“口琴(口簧)”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欧洲学者关于欧亚大陆口簧的研究也有许多综合研究成果。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促使了口簧这种被誉为“人类最初音节”的原始乐器得以实至名归。 二 石峁口簧出土背景及年代 石峁口簧除个别发现于皇城台门址(地牢壕地点)外,绝大部分出土于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獾子畔地点)上部的“弃置堆积”内,与龙山时代晚期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陶片和兽骨共存(图三、四)。口簧体小轻薄、不易辨识,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将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全部过网筛选后,从巨量兽骨和骨器中反复拣选,共获19件,其中保存完好者2件,多数仅存簧框。已发掘的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总长度超过120米,发掘时由南向北以10米为间距划分为12段分别清理,其中第4段出土12件,第3段出土2件,第1段出土2件,第2、8、10段各出土1件。另外,在皇城台门址北侧还发现2件口簧残件,共计21件。 石峁口簧均为骨质,窄长方形薄片,由牛的肋骨磨制成型,由簧框、簧舌、穿孔、拉绳(不存)等组成,约长8～9、宽1、厚0.1厘米。簧舌位于簧框中央,舌根与框首衔接,多数舌根与舌尖的宽度相仿或略宽。簧框长边两端多对称切割出亚腰形缺口,框首刻镂小圆孔,用于穿绳。多数簧体为素面,个别在簧框外缘有镂刻锯齿状装饰。现择有代表性的口簧介绍如下。 标本獾子畔1段④∶1,完整。簧框中央剔刻出簧舌,簧舌弧出框外,舌根与舌尖等宽,可见纵向剔刻痕迹。簧框两端有对称亚腰形凹槽,首端钻孔。素面。长7.9、宽1.1、厚0.1厘米(图五、六)。标本獾子畔1段④∶2,完整。舌根窄于舌尖。框首有亚腰形凹槽,槽中偏下对钻小孔。素面。长8.7、宽1.2、厚0.08厘米(图七、八)。标本獾子畔1段⑤∶1,簧舌残失。簧框两端有对称亚腰形凹槽,两侧框缘微内曲,首端钻孔。素面。长8.7、宽1.6、厚0.08厘米(图九)。标本獾子畔4段④∶1,残存簧框,簧舌无存。两侧缘有锯齿状豁口。残长6.3、宽1.1、厚0.1厘米(图一〇)。标本獾子畔4段④∶2,簧框尾端残失,框中剔刻簧舌,仅存舌根。框首两侧有对称亚腰形凹槽,表面可见往复交错的刻划痕迹,靠近框首镂刻有圆孔,孔壁可见斜向拉痕。簧框外缘切割三角形豁口。器身整体背弧,或与拉振有关。残长5.3、宽1.1、厚0.1厘米(图一一、一二)。标本獾子畔3段④∶1,簧尾及簧舌尖残失。镞形框首,其后斜向刻出亚腰形凹槽。框首顶端钻有呈“品”字形分布的三个小孔,两凹槽延伸处钻孔,孔内可见拉振绳子形成的向外磨痕。簧框一面有阴刻的交叉三角网线纹。残长7.4、宽1.5、厚0.07厘米(图一三)。 石峁遗址出土的21件口簧,多数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簧舌或簧框意外受力断裂后被遗弃的残件。与口簧伴出的还有一些窄长条形并有曲弧的磨制骨片,厚度及宽度略大于成品口簧,当为口簧制作过程中的坯料,部分骨片上能观察到切割、剔刻痕迹。这一发现暗示了口簧是在皇城台生产制作的,其生产活动或许与皇城台顶可能存在的制骨作坊有关。 从与口簧生产相关的遗物来看,石峁口簧的制作大致经过了备料选料、切磨成型、剔刻簧舌、钻孔、细加工、穿绳测音等几个工序。制作者首先要选择黄牛肋骨或动物长骨等质密的骨料,去除油脂后切割成尺寸合适的骨片并打磨成薄片状,然后用细石刃等工具在骨片中央剔刻簧舌,使之与簧框分离,最后对口簧整体进行精细加工,包括再次打磨、框端切割亚腰形凹槽及其他装饰。个别标本上框端小孔打破刻槽的现象暗示着穿孔应在剔刻簧舌之后进行。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外侧堆积为其使用期间或废弃后形成的斜向弃置堆积,口簧主要出土于这类堆积的第④层,第⑤层仅见1件。出土口簧的第④层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陶、骨、石、玉等各种质地的遗物。其中,与口簧共存的陶器包括双鋬鬲、单把鬲、粗柄豆(盘)、斝、盉、甗、折肩罐、三足瓮等,具有典型的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陶器特征(图一四)。与口簧出土于同一层位的兽骨经牛津大学测年分析,年代为2135～1941calBC。因此,石峁口簧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 三 石峁口簧演奏方式及功能蠡测 石峁口簧为框舌一体的自体簧,框首圆孔外缘保留了绳子拉振时形成的磨痕,暗示它是通过拉振实现簧舌的振动,即所谓“绳振簧”,其演奏方法就是《诗经》等文献所谓的“鼓”。演奏者一手拇指、食指轻捏框尾,将口簧贴近唇部虚含,另一手扯动线绳以振动簧框,簧框带动簧舌在舌窗中前后振动,通过乐器与口型的紧密结合,并借助口腔共鸣与舌位的变化,发出“呷呷”“嗡嗡”的音律。 在口簧演奏过程中,框首的圆孔极为重要,用于系挂绳索来拉振,是除簧舌之外的关键结构。标本獾子畔3段④∶1框首小孔的内深外浅、内宽外细的磨痕,说明演奏时绳子是由演奏者斜向向外抻拉的。结合圆孔痕迹及其弧曲的簧体,推测其在演奏时应是弧背朝外,促使弧面与抻拉形成反向力,加剧簧舌震动幅度,便于形成时浊时清、高低急缓的音律效果。 从先秦文献记载及民族学资料来看,口簧是兼用于宫廷和民间的乐器,承担敬祀鬼神祖先、娱宾遣兴及爱情表达等功能。如《诗经·国风》中“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描述了“君子”喜气洋洋、用口簧演奏“由房”曲的场景。《楚辞·忧苦》中“愿假簧以舒忧兮”的记载,也表明演奏口簧是排忧抒怀的方式。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皇城台为一处四围包砌石护墙的高阜台地,呈顶小底大的金字塔状,是石峁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区域,三面临崖,易守难攻。台体以多达十余阶的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层层包裹,坚固雄厚,气势恢宏,当已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皇城台出土的纺织物残片、数量明显超过生产生活需要的骨针和石范、铜刀等铸铜遗存,以及大量使用过的卜骨的集中出土,暗示了作为石峁核心(宫城)的皇城台,不仅生活着高等级贵族,那些掌握铸铜、制骨及纺织等核心技术的手工业者也被安置在这一区域,掌握预测吉凶祸福这一占卜权利的巫觋阶层显然也是皇城台上重要的人群构成之一。 出土于皇城台的口簧,可能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祭祀先祖的功能。口簧发音微弱,演奏者只有在幽静的场合才能静心取音,听者只能在咫尺之间方可闻其声调。可以推想,四千年前空旷寂寥的皇城台,演奏者口含口簧,通过口腔与乐器的结合发出的“呷呷”“嗡嗡”声,空灵飘逸,极易产生肃穆和庄严的氛围。这种无严格固定格式的即兴演奏,随演奏者气息、口型的变化及簧舌震动的节奏,模仿动物的音律或其他复杂奇特的具有仪式感的神秘旋律,在节奏快慢、力度强弱变化处理下产生的催化效应,成为石峁巫觋实现交于神明、祭祀祖先、驱鬼囊神的重要手段。这一点类似于鄂温克族视口簧为法器和神器,有役鬼驱神和召唤灵魂的作用。而达斡尔族的口弦不仅用于爱情表达,也更多地见于祭祀活动场合,用来歌唱祖先文治武功、祝福风调雨顺、祈求保佑。 皇城台出土的口簧与骨笛、骨管哨、陶球哨一起,构建了石峁宫城的音乐形态,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王权与神权的统一,渲染了石峁上层祭祀祖先、沟通人神天地的场景,也彰显了石峁城址在北方地区的核心地位。口簧乐律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秩序、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的重要非物质手段。 四 早期口簧的发现与传播 石峁口簧出土之前,国内发现的口簧多见于北方地区龙山晚期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或居址,均为骨竹质绳振簧。遗憾的是,考古学者多将其识为“发卡”“骨梭”等日用器物。 20世纪80年代,在陶寺遗址发掘的一口水井内(J401)出土了一件口簧,发掘者误名为发卡。这件口簧(J401∶29),骨质。簧框两端各有一“凸”字形端头,框中剔刻出细条簧舌,舌根与框首相连,框首穿孔用以引绳。整体向内侧弯。长8.3、厚0.1厘米(图一五∶1)。J401叠压于陶寺晚期灰坑H427之下,同时又打破晚期灰坑H443及H444。从地层关系来说,J401的建造及使用年代在陶寺晚期。与这件口簧共存的陶器包括高领鬲、单把鬲、折肩罐、豆等,属陶寺晚期典型遗物,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 夏家店上层文化共出土两件骨口簧。其中一件出土于夏家店遗址M14,被定名为“骨梭”。此墓为一座以石块砌筑、上覆石板的石棺墓,墓主为青年女性,仰身直肢,有木质葬具,随葬陶罐、铜刀、铜锥、铜扣、骨针、骨珠及骨口簧。这件口簧为窄条薄片状,宽首窄尾,中央剔刻簧舌,根宽尖窄,框首钻孔。舌尖顶端有一大圆孔,或与增强簧舌的发音效果有关。长9.8厘米(图一五∶2)。另一件出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口簧宽首窄尾,舌尖残。长9厘米(图一五∶3)。这两件口簧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的辽宁建平水泉遗址,曾采集到多件骨质口簧,虽未见考古资料刊布,但被多位研究音乐史的学者述及。其中一件宽首窄尾,首端钻一小孔,中部剔出簧舌。长9.3厘米(见图二∶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亦藏有该遗址出土的骨质口簧,框尾断裂,框首稍宽且钻有小孔,簧舌尖锐。长9、宽1.2、厚0.1厘米(图一五∶4)。水泉口簧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 1986～1991年发掘的北京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了4件竹质口簧。发掘者将其定名为“竹蔑簧片”,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将此类器物判定为乐器(或配件),但未明确指出其为“簧”。口簧呈窄条薄片状,长9～10、宽约1、厚0.05厘米(图一五∶5~8)。它们分别出土于4座男性墓葬,其中三件位于墓主手部,一件发现于墓主下腰部衣摆上。玉皇庙墓地出土口簧的墓葬为春秋时期,演奏者以男性为主,反映了山戎或狄人的音乐形态。 20世纪80年代发掘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时,在大墓主椁室西侧“箱殉”殉人的头、胸之间发现一件“墨书漆筒”,上有四字,王辉释为“祡之持簧”,并认为此物是笙、竽类管乐器的吹气管或底座,此说显然受到“笙簧”说的影响。方建军认为这件器物并非乐器,也非笙、竽类管乐器之管或其他零部件,应为存放口簧的竹筒。惜保存状况不佳,未能观察内部盛装之物,但从漆筒大小来看,当为盛装口簧的器具无疑。 除中国境内早期口簧的发现外,在欧亚草原东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的骨质口簧,被视为游牧文化的重要传统乐器,承担了萨满法器及自娱自乐的功能,总数不超过10件,长度为10～12厘米。蒙古国莫林陶录盖(Morin Tolgoi)匈奴墓地1号墓出土的口簧发现于墓主左腰部,簧舌由根部逐渐变细,框尾呈亚腰形,年代为公元前3至1世纪(图一六∶1)。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艾米日立克(Aimyrlyg)墓地63号墓出土的口簧,三角形框首,锯齿状边框,长10.3厘米,年代为2世纪(图一六∶4)。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萨合哈尔(Sakhasr)墓地出土两件口簧(图一六∶2、3),比较完整的一件出土于2011年第21号墓葬中,簧体微隆,框两端均有圆孔,属于塔施提克文化,年代为公元前后。这件口簧首尾钻孔的方式,与现代竹质口簧穿孔方式相似,首孔用于穿绳拉振,尾孔便于穿绳后缠绕于手指上,帮助演奏者持握。 最新的发现位于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切列姆尚卡(Cheremshanka)和查尔图科维9号(Chultukov Log 9)两处遗址。切列姆尚卡遗址出土了两件口簧,均为绳振簧。其一保存大部,仅框尾缺失,框首钻孔;另一为簧框侧缘残件(图一七∶1、2)。这两件口簧为3世纪匈奴—萨尔马提亚文化遗物,为牛或马的肋骨制成。在查尔图科维9号遗址中发现三件口簧残件或骨料(图一七∶3~5),年代与前者相当。 公元前2000年前后至2、3世纪,在长2200余年的历史中,包括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陆东部区域出土的口簧,长约10、宽1～2厘米,厚度不超过0.1厘米。在制作材料及形制结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均以动物肋骨或长骨为原材料制作,簧舌位于簧框中央,头端钻孔,用于系绳拉振,属于框舌一体的绳振簧。绳振簧演奏无需拨动簧舌,而依靠绳子拉抻向簧片输送振动能量并依靠口腔呼吸成音。现代绳振簧延续了骨竹口簧的基本特征,但少见以骨制作,而多为竹质,框端钻孔多为两个,前孔用于穿绳打结后拉振,后孔穿以绳索环扣,便于握持,今多见于羌族、舟曲藏族、陇东回族、高山族、阿依努族等民族。 如果将3世纪之前的口簧出土地点放置在地图上,一条口簧从中国北方向欧亚草原扩散传播的线路自然显现出来。早在距今约4000年,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河套地区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自体绳振簧,至夏商时期(不晚于约公元前1500年)向周边放射状传播扩散,影响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石峁口簧确认之前,因陶寺口簧长期被忽略不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水泉口簧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实物资料。鉴于石峁与陶寺之间的密切关系,陶寺口簧可视为石峁人群或“石峁文化”南下的孑遗。若此,石峁口簧可被确认为世界范围内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是中国北方文化因素沿欧亚草原向西、向北产生影响与互动的重要实证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口簧的使用范围继续向四围扩散。公元前后,进入匈奴文化区域,向欧亚草原东部扩散,同时向南进入中原王朝宫廷。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汉代出现了框舌分铸的异体拨振簧,条状簧舌单独焊接在簧框上,凸出体外,演奏方式由拉振演变为容易掌握的手指弹拨,促生了口簧的快速传播与扩散。拨振簧属于拨奏体鸣乐器,多见勺形或钳状,是汉唐以后流行的主要形式,音域宽泛,口腔共鸣的效果退居其次,流行于我国蒙、满、达斡尔、鄂伦春、回、彝、赫哲等民族,是现代口簧的主要形态(图一八∶1)。这种简单原始乐器的大规模传播流布,极有可能与北方人群的北进及西迁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唐宋以后,口簧呈爆发式传播,至迟在13世纪已传播到欧洲东部地区,并扩散至东南亚、大洋洲、非洲等区域,制作材料及形制趋于多样化,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民族性的世界乐器(图一八∶2、3)。这种爆发式传播的原因似乎极为复杂,贸易或人口流动当是其传播的主要动因,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其传播的重要通道。 据统计,口簧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000种以上的不同名称,各民族对其称呼各不相同。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原始胚胎型乐器,口簧至今仍然流行于世界各地,但传承问题不容乐观。现今流行于各地的口簧,在适应区域环境和审美旨趣的背景下,尽管形态异彩纷呈,但仍然保持着人类早期乐器的原始特质。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邵晶、范子烨、李新全、曹建恩、孙金松、刘莉、王保平等的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文物》2020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