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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115 年,世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带领下发动了抗辽战争,并建立了金国。随着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金人也开始了对辽国财物和人员的掠夺。天辅五年(1121),金太祖下令将契丹大内的“礼乐仪仗图书文籍”搬到上京。尽管辽廷的收藏比较有限,但也令金人眼界大开。1125 年灭亡辽国后,金人又将铁蹄伸向了软弱腐朽的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占北宋都城汴京,俘虏徽、钦二帝,灭亡北宋,史称“靖康之变”。 面对北宋宫廷百余年的珍藏,金人的贪婪本性暴露无疑,他们将这些珍宝装满 2050 大车,悉数掠走。关于被掠运的具体情况在《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中有详细记载。其中人员包括皇室、后宫、太学师生、僧侣、内侍、伶人、乐工、医工、伎女、后苑作、将作监工匠、百工、阴阳官、大晟乐官等数千人;文物包括法驾、仗卫、朝服、祭器、礼乐器、天文仪器、香药、九鼎、八宝、天下图籍、诏书、博弈器具等各种珍宝。掠运部队于四月启程北上,五月十九日运抵燕京,将一部分文物犒赏军士,一部分存放于燕京官库,剩下的文物最后运至金上京供女真皇室和贵族享用。 所谓“靖康文物”,就是这些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掠夺瓜分的文物。而大量被掠至金地的北宋宫廷工匠,利用宫廷技艺、规制、材料,为女真贵族建筑、生产、制造而成的宫殿器物,也可以在广义上称为“靖康文物”。可见女真所掠夺的不仅是人员和文物,更包括了其背后所代表和蕴含的制度、技术和文化。目前传世或出土且有据可考的“靖康文物”,包括礼乐器、书画、金银器、瓷器、官印、铜钱等。现存世的“靖康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晟钟和卤簿钟。 ● 大晟钟 ● 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出土于金上京一带,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钟系青铜铸造,形制古雅、工艺精纯,全高 27.9 厘米,钟身高 22 厘米,开口长 18.4 厘米、宽 14.9 厘米,厚 0.7 厘米。双龙纽,钟面铸蟠虺纹,属于椭圆形甬式钟。钟身正面铸“大晟”器名铭文,背面铸“南吕中声”律名铭文,钟唇沿下有金代“上京都僧录官(押)”验刻款。根据史籍记载,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金人掠运“教坊乐器、乐书乐谱”;二十九日,掠运“大晟乐器”。这件“大晟南吕编钟”应该就是金人所掠“大晟乐器”中的一件,随着其他“靖康文物”一并流入上京地区。 大晟钟是宋徽宗时期为创制新乐而诏令官方铸造的礼乐标准器。崇宁三年(1104), 徽宗接受魏汉津等人的建议,筹备新乐及礼乐仪器,至四年九月完成,诏赐新乐名曰“大晟”,并成立大晟府专司相关事务。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金廷开始模仿并使用宋乐制度及相关乐器。但因大晟钟磬犯太宗(完颜晟)讳,先以黄纸封住铭文,后在大定十四年(1174),太常确立金代雅乐命名后,将钟磬改刻铭文为“大(太)和”。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发现了 25 件大晟钟实物,应该都是“靖康之变”后流散到各地的,其中有 7 件被改刻为“大和”铭文。此外仍有大部分钟保留着“大晟”铭文,说明这些钟很早就流散到民间,改作他用。例如这件“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通过上面的验刻款可以大概知道,该钟被运到上京后不久,就流入了上京的一处寺庙,成为了佛教法器。 ● 卤簿钟 ● 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件卤簿钟与大晟钟有着相似的命运。卤簿钟全高 1.84 米,钮高 0.47 米。钟身呈圆桶形,由五道弦纹分隔为六层。顶部钮作二龙戏珠造型,第二至第四层铸作卤簿图,即革车、指南车、相风乌舆和乘舆组成的“三车一舆”及百数十人各持仪物组成的“旗仗”“宫卫”,第五层为绕钟身一周的山水图,最下方是分别铸在八个波曲钟脚上的四神与四仙人。钟身有两处刻款,分别为金代验刻款“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铭文和清代追刻的“大清乾隆年造”铭文。王明琦先生对钟的形制和纹饰进行了详细考证,确认为北宋徽宗时期的宫廷遗物,傅熹年先生更是通过钟身上的宫阙纹饰,将铸造时间锁定在北宋末期、政和八年(1118)以后。那么结合钟身的验刻款可知,其与上京款大晟钟有着近似的经历,即在宋徽宗时期,可能是作为北宋都城的朝钟而被铸造,“靖康之变”后被掠运到燕京,但此钟并未被继续运到上京,而是流入了燕京的著名皇家寺院——仰山院,成为佛教法器。 ● 书画名琴 ● 宋徽宗本人极具艺术天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也嗜好古物名器,不计成本地收集天下名物于内府。汴京城破后,这些收藏亦被金人悉数掠走,变为金廷珍藏。现传世书画中可确定曾先后藏于宋、金内府的有四件,分别是(传)王羲之《远宦帖》唐摹本、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唐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摹本。 除了书画外,名琴也是宋徽宗重点收集的对象。他曾在宣和殿设立百琴堂专藏古代名琴,其中尤以唐代著名制琴家雷威所作的名琴“春雷”为最,可谓堂中第一品。金章宗对“春雷”喜爱至极,甚至在死后也以此琴陪葬入自己的陵墓。据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春雷”琴陪葬金章宗十八年后现世并再度流传。现唐“春雷”琴传世者凡三件,分别为旅顺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琴家汪孟舒所藏,经郑珉中先生考证,汪孟舒所藏很可能就是史籍所载的名琴“春雷”。 ● 其他“靖康文物” ● 东北地区还发现过许多北宋时期或带有明显北宋风格的文物,尤其是金上京周边地区发现的北宋遗物用料考究、工艺精湛,带有北宋宫廷器物的诸多特征,也有可能是通过“靖康之变”流入的。如俄罗斯滨海地区曾出土“尚食局”铭文定窑白瓷碗。北宋“尚食局”是殿中省所属的“六尚局”之一,设置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宋会要辑稿》记载宣和七年(1125)曾诏罢减六尚局岁贡之物,其中就包括尚食局的“中山府(定州)瓷”。这说明此前确实在定窑定烧过“尚食局”器,为北宋宫廷使用,因此这件白瓷碗也有可能是“靖康文物”。此外还有一些北宋官方制造和使用的器物,也出现在金上京地区。比如阿城县白城大队曾出土铸量稀少、极为珍贵的“靖康通宝”,舒兰县红旗公社发现的“中书门下之印”,均有学者探讨认为可能与“靖康之变”有关。 ● 对女真社会的影响 ● 若论“靖康文物”对金代女真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女真统治者可以通过“靖康文物”对其背后所隐含的汉王朝制度及文化进行学习和借鉴,为开展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汉化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但通过大晟钟可以发现,女真人也没有对中原制度毫无保留的重视和原封不动的照搬,毕竟他们也有一套本民族的家法国俗。相比中原典章制度,女真贵族可能更垂涎于丰富多彩又奢靡挥霍的北宋皇室生活。“靖康之变”后,女真贵族也利用掠夺所得,快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金代历朝皇帝中,金章宗可谓是汉化最深,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是宋徽宗的头号粉丝,书画兼修,专师徽宗瘦金体,对徽宗的模仿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这些崇拜之举,都在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上得以保留。《女史箴图》上盖了金章宗仿宋徽宗“宣和七玺”而制作的“明昌七玺”,并有仿“瘦金体”的亲笔题跋,相似程度足可以假乱真,让历代学者都误认为是徽宗真迹。金章宗每次宴饮时,所陈玉器及诸般玩物多为“宣和旧物”。无怪乎当时坊间传闻认为金章宗的生母是徽宗的公主,可见金代后期女真皇室的生活已经与汉人皇帝没什么两样。 总的来说,“靖康文物”背后隐藏的是文物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许多珍宝毁于旦夕。但客观上看,“靖康文物”也帮助女真贵族迅速完成汉文化的“原始积累”,对金代女真汉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