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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鲁国历史，《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都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的年代，《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是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左氏传》是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为二百四十四年。“春秋时代”，在很长时期都以《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记载的起讫为始终，尤其是20世纪以来，几乎都以其为圭臬，对《春秋左氏传》基本不提，更谈不上推重。 这一问题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顾颉刚《春秋史讲义》告竣，此稿把“春秋时代”的始年定在鲁隐公元年，但终年既非鲁哀公十四年，也非十六年，而是越灭吴的吴王夫差十九年（前477年），即鲁哀公十八年，这一年鲁国亡。此论尚非定案，因为他提到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前453年），也就是说，他曾想把春秋终年定在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公元前453年，即齐宣公三年，但最终未予采用。不过由此《春秋》终年的认识不再囿于鲁哀公十四年、十六年。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问世，都循守《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而非《春秋左氏传》。这两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史学经典，随后的名家著作与权威教科书和工具书基本都以《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为依据，没有超出范文澜与钱穆所提出的时间范围。 而吕思勉的《先秦史》则独辟蹊径，把“春秋时代”的始年定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将《春秋》的起点从鲁隐公元年向前延伸了四十八年，“春秋时代”被拉长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奠定了“春秋时代”之于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因为它符合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定论；但对终年研究却无任何推进，仍为鲁哀公十四年。此后，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对“春秋时代”的起讫又作了界定：始年，他接受了吕思勉的观点；终年，他则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6年），比顾颉刚提出的越灭吴的吴王夫差十九年只晚一年，比顾颉刚曾考虑过的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齐宣公三年早23年。这一界定影响特别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工具书都采纳了这个观点。不过，后来的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发表，他的始年说也接受了吕思勉的观点，而终年则认为应定在顾颉刚曾提过却未予采用的韩、赵、魏三家灭智氏。他说，历史的起讫不应以帝王登基纪年为界，应看是否产生了对历史起过推动作用的事件，而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已肇告了战国时代来临的先声。笔者认为，金景芳的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春秋时代”的起讫即公元前770—前453年现在被普遍接受和采纳。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名家著作、权威教科书和工具书都说《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鲜有说终于鲁哀公十六年者。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说：“《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说：“春秋时期，是指《春秋》一书中所记的历史年代，即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册说：“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说：“今传最早的史书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它是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的国史鲁《春秋》的基础上修成的，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鲁国12公，凡242年。”顾德融、朱顺龙著《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绪论说：“《春秋》本是记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史。”中国台湾学者陈致平著《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说：“春秋之命名是由于孔子根据《鲁史》，记自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间事，作了一部《春秋》。”吕思勉著《中国通史》（上）（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说：“周平王东迁之后四十九年，就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入春秋，直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的一年），其间凡二百四十二（‘二’当为‘四’）年。”他所说的终年虽是《春秋左氏传》的记载，但将“二百四十四年”却误写成“二百四十二年”了。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说：《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春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说：“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说：“它（《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历史。”第六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说：“《春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些名家著作、权威教科书和工具书都如此说，但是从未作任何说明。 直至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新编·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说：“《春秋》经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仍持上述说法，虽未改变，但对此却作了一条注：“此依《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本。《春秋左氏传》则接续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笔者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注，前述诸文献在表述时都未注明，遂使后人误以为《春秋》编纂终年只有鲁哀公十四年一种说法，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鲁哀公十六年。这条注说明了前述诸文献将《春秋》起讫记载为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依据的只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与此相同的是，袁世硕、陈文新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范文澜、郭沫若、吕思勉、钱穆、白寿彝等都将鲁哀公十四年作为定论并沿袭了这一说法，以至于当今所有的教科书和工具书概莫能外。笔者以为，把《春秋》编纂终年直接断定在鲁哀公十四年欠妥。因为在《春秋左氏传》里，《春秋》的终年是鲁哀公十六年（尽管被指后人所补）。我们不是要把《春秋》的终年定在鲁哀公十六年，但直接定在鲁哀公十四年也不合适。笔者认为，关于《春秋》终年，两种说法不可偏废，都应有交代，一种是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见《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另一种是讫于鲁哀公十六年，见《春秋左氏传》，还要说明该表述之从属，并简要申述理由。只有这样表述方为善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与一些大型工具书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以及第六版《辞海》，应对《春秋》编纂终年的表述进行修订，在说明、解释的时候应把《春秋》编纂终年全面地加以表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曲海总目提要新编”（18ZDA2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