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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科特的“佐米亚” 学界对“佐米亚”的认识更多是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获得的。虽然很多学者注意到“佐米亚”的边缘性与远离各主要文明体的特征, 但斯科特是第一个比较深入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佐米亚”这个独特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国家效应” (state effect) 。在他之前的研究者更多把“佐米亚”作为一个反思区域研究的托辞, 对“佐米亚”所指涉的区域、人群及其命运并不太感兴趣, 他们的研究描述性的居多, 分析性的较少。斯科特借用了申德尔提出的“佐米亚”概念, 但斯科特的“佐米亚”并没有把申德尔提到的西藏与不丹以西的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在内, 却把前者省略的中国东南部、泰缅边境一带包括进来, 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19他把这个概念所指涉的东南亚高地社会空间当作一个逃避国家统治的空间, 把高地族群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组织原则及其过程视为一种“政治性的选择”, 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斯科特首先把他研究的空间分成“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 “佐米亚”就是他所谓的典型的“非国家空间”, 也就是国家控制力无法到达或国家无法维持统治的地方, 至少, 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20 在斯科特看来, 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就是被称作“佐米亚”的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 它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缅甸等国的边疆地区, 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整个欧洲大小, 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800万到1000万, 有数以百计的族群, 至少有5种语系, 跨越8个民族国家, 海拔从200或300米到4000米不等, 位于各国的边疆, 远离它所穿越过的国家主要人口中心。21 斯科特把“佐米亚”限定在从印度东北部的那伽 (Naga) 和米佐 (Mizo) 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区一直向东延伸的山地。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所指涉的区域包括了申德尔的最初发现这个概念的山区, 与米肖所说的“东南亚高地” (Southeast Asia Massif) 一致, 只不过米肖把马来世界的高地排除在“佐米亚”外。对于斯科特来说, “佐米亚”并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区域, 因为它不具备作为一个区域研究所需要的“共同的文化特征”。22 使它成为一个区域的标准与其说是它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 还不如说是这个地区所具有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联系;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研究标准, 这个区域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使其成为一个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空间, 从而也就成为一个全新的反思区域研究的学术空间。“佐米亚”区域或东南亚高地与低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者形成了高地与低地 (或山地与谷地) 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生态区位 (niche) , 生活于其间的人类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但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着, 相反, 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和共存的关系, 表面上对立, 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斯科特正是从这种关系找到了立论的突破口, 并且认为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基础的出发点;如果不能充分地理解“佐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与消亡中的作用, 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谷地国家。23 这样一来, 高地就成了“无国家空间”的表征, 而低地则成了“国家空间”的代表。低地的国家空间总是试图扩大或加强对高地无国家空间的控制, 并将其纳入国家空间当中, 施行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国家职能;而非国家空间的高地社会在过去总是表现出一种拒绝或抗拒“国家效应”的倾向。斯科特借助“无国家空间”与“国家空间”这一对双生子分析, 形成了他的“国家效应”理论。 斯科特认为,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人类群体是生活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之下的, 没有国家结构的生存是普遍状况。24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群体分成了定居群体和游动群体, 前者生活在农业国家的统治之下, 而后者则游弋于农业国家的边缘地带, 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两者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生活在平原地区和低地河谷地区的人类群体构成了以谷物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农业, 成为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空间和进行管理的对象。这些空间自然也就构成了国家空间。国家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把自己的影响力或统治投送到生活在定居农业区边缘地区的人类群体当中去, 但由于国家需要定居农业生产的支撑, 它的影响力一旦超出低地河谷或平原地区就无法维持, 那些国家力量及影响力所无法达到或维持的地方就构成了“无国家的空间”。这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无国家空间”是在低地国家试图通过使游动的人群定居下来并把他们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过程中不愿被统治而逃逸出去的人群组成的, 是“国家效应”导致的结果。 “国家效应”的视角区别于传统视角之处在于, 它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范式中之原始与现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的视角来审视高地社会与文化。按以往的传统, 高地社会的人类群体往往被理解成是“原始社会的化石”, 是低地社会人类群体的祖先, 是文明社会过去文化传统的遗存, 即便他们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 也是跨越了诸多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当下文明社会中来的。把低地社会的人类生存模式当做一种参照, 山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只要不同于这个参照系就是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 因而也是不文明的。“国家效应”的视角与之不同, 甚至是相反的。它认为, 正是因为低地社会的原因, 造成了高地社会诸多文化现象。无论在古典国家、殖民国家, 还是现代民族国家, 国家总是通过控制土地与人来实现其存在与延续, 而在过去, 国家的产生总是以谷物积累与人口集中为基础的。国家对人群加以控制、管理, 对他们的生产进行调拨, 并进行征税。正是这样的国家效应使得低地社会的人类群体生活在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当中, 相对集中的人群由于沉重的赋税负担、庄稼歉收, 大规模的疾病、瘟疫、饥荒、战争等原因, 为了逃避被统治的命运, 选择离开国家的直接控制, 进入国家力量所无法到达或难以维持长期统治的“非国家空间”。斯科特认为, 被称为“佐米亚”的东南亚大陆巨大山区为逃避国家的人提供了避难所, 将当代山民看作过去很长时期内的奴隶逃亡者 (marronnage) , 即看作是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人的后代可能会更合理;他们的农业实践、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治理结构、他们的传说和他们的文化组织, 都带着逃避国家或远离国家实践的痕迹。25他似乎在向我们说明, “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群体不是什么早期社会的“化石”, 而是“文明话语”霸权支配下的他者世界。不过, 瘟疫、疾病、饥荒、旱涝等自然因素, 似乎更多的是自然生态问题而不全完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国家效应问题。26 在斯科特看来, 人类群体在“国家效应”的作用之下, 形成了1950年前东南亚大陆“佐米亚”区域人类群体分布的格局。这个区域直到最近时期仍然是那些为了逃避被融入国家的人们进入的诸多“逃亡区域” (escape zone) 之一。生活在“佐米亚”区域的人们并不一定是早期土著人口的遗存, 他们形成了适宜于逃避国家力量的文化传统, 包括在多种族性之间转换身份认同, 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他们自己呈现在国家权威面前, 以适应一些特定的情况。这些区域的许多社群刻意地放弃了书写文字以便使国家难以用书写记录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统计与管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形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逃离国家控制状态的适应结果;生活在“佐米亚”的人类群体更倾向于追寻“千禧年运动”与宗教先知的引导而回到传说中自己的国度。斯科特相信, 这样的宗教热情是一种“逃避社会结构”, 取之于低地社会又用以抵抗低地社会。27 这个区域的族群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在逃避国家和国家冲突过程形成的“碎裂带” (shatter zones) 。28 山地特性变成了国家作用的结果, 即因为种种原因远离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特征。将山地人群看作抵制国家的社会, 或者是反对国家的社会, 更有利于理解山地的农业实践、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29 显然, 山地社会、山地人群以及山地特性是斯科特用以进行解释“国家效应”的理论预设与建构。 斯科特的“国家效应”之说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国家权力与农民的抵抗”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克拉斯特 (Pierre Clastres) 所作的南美洲被征服以后“逃避国家 (state-evading) 和抵制国家 (state-preventing) 的本土居民”的有关解释, 为斯科特展示一直处于迁徙与逃避“国家效应”的人类群体找到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视角。30国家效应普遍存在于古典国家、殖民国家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与处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边缘地区的“无国家”空间里的边缘社会之间。如何来描述这种“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斯科特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找到了他需要的论述结构模式。“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不断地参阅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才能有所成就”。31不过, 利奇注重的是一个动态过程, 缅甸高地的克钦人处在贡劳—贡萨—掸人社会结构三种模式往返变化的过程中, 并不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在贡劳—贡萨二元结构之间做“钟摆式”的往复运动。贡萨是克钦人模仿掸人社会结构的产物, 而且贡萨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完全变成掸人, 被低地掸人文化所同化。当然, 将这种同化简单地归结为“国家效应”的结果不完全符合这个区域的族群生态过程, 将这个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政治选择并不完全合理。“国家效应”的分析视角、建构历史结构模式的追求, 以及斯科特本人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是“佐米亚”系逃避统治的空间的结论的直接原因。另外, 斯科特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在于主题先行, 田野作业欠缺, 概括较为随意。事实上, 从地中海世界到南北美洲, 到阿尔卑斯山麓, 再到环喜马拉雅地区及东南亚高地, 高地与低地的自然生态是显而易见的, 高地生态与低地生态, 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 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互相依赖、相得益彰的人类生存状态, 相互之间一直存在着文明与文化的交流, 而不全然是控制与被控制, 统治与被统治。由于田野经验的缺乏, 斯科特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的分化及其内部社会机制, 32往往落入传统人类学的两分法之窠臼, 即“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两分。统治与逃避被统治的臆想, 自然也就产生了。这种随意的概括虽然在学术空间的想象中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具体到人类文化事实, 未必都能毫无争议。 四、“佐米亚”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可能走向 申德尔的“佐米亚”是一个纯区域研究的概念, 其重点在地理认知与文化研究, 而斯科特的“佐米亚”则重在关注历史政治过程, 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 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关于“佐米亚”的研究一直会持续下去, 而且还会一直保持某种程度的研究热度, 因为即使我们热衷于“地球村”的提法, 那种区隔“村里”与“村外”、“边缘”与“中心”以及各种“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等的思维定势将长期存在;同样地, 将“佐米亚”视为孤立而边缘的区域而不是“跨区域”“跨边界”“跨境社会”“全球性”的研究进路, 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表明, “佐米亚”地区, 无论是环阿尔卑斯地区、环喜马拉雅地区, 还是安第斯山低地社会, 抑或马来世界或非洲地区, 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到全球化过程当中来, 也无一例外地充分体现出它们作为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部分之主体能动性。这些区域为了争取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权利而展开的种种冲突与抗争说明,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地被当作一个“区域”来看待。应该超越传统的区域研究视野, 将其视作人类整体活动的一部分加以考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生活在“佐米亚”的人类群体一直都以某种形式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或积极或消极地适应着这个世界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变化。 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 无论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 还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 都可以当作当代“南北关系”之南方意义来使用, 它体现了人类群体在迁徙过程中因其所处的地缘关系不同而导致拥有的政治资源及获得的关注度不同。在政治上, 这些群体成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脚注, 这些地区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争夺的空间。以往的“佐米亚”研究, 多以某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构建这个区域与相邻区域的关系过程, 凸显了邻近各种文明体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 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 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体现“佐米亚”人的能动性, 并没有充分肯定他们能在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位与社会生态位上能动地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的种种努力。迁徙与逃逸本来就是各人类群体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进行生存空间竞争的基本形式, 而无论各人类群体处于什么样的生态位, 都是这种生存空间竞争的结果。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国家空间里存在着非国家空间, 非国家空间里也存在着国家空间。这些人为划分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 它们并不是全然分割开来的, 而是具有着某种空间的连续性, 无论这些联系是贸易的、文化的, 抑或是政治的, 还是文化接触与涵化, 它们之间总是相互依存、互相联系。 尽管“佐米亚”可以从高地与低地、系统内与系统外、文化相对位置、族群的历史记忆、规模层级关系 (包括地方社会与全球化) 、中心与边缘、民族与国家、地方与中央、文化传播与涵化, 以及生态位等诸多视角进行分析, 但从整体而言, 把“佐米亚”当作一个跨区域的概念 (cross-area concept) 、跨族群 (cross-ethnic groups) 或跨境 (cross-border) 概念加以研究, 强调其连通与连接的一面, 更有利于人们探求人类群体间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种相互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斯科特的“国家效应”类似, “佐米亚”区域还可以从“贸易效应”的角度来分析, 这也就是“不同政体和政治经济如何在一个较高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问题”。33一方面, 这个区域在国家扩张过程中不断被蚕食、侵占并被归并进不同的国家体系当中。在历史上, 它与国家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 时而关系密切, 时而关系松散, 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这主要看它与从其所依附的中心政体博弈时所能得到的保护或支持程度的多少有关。现代以来, 这些区域基本已被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中, 生活于其上的人类群体或积极或消极地与所属政体博弈着, 以实现其存续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 而且也是最明显的是, 这个区域其实是处在近现代、当代的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民族国家内部及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不断展开与深入的过程中, 不断地被裹挟进地区和全球的贸易体系当中去, 也因此而使得这些区域的人类群体、文化形态、生计模式、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发生着剧烈的转型与变迁。由此, 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研究路径成为目前“佐米亚”所指涉的这个超越区域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主要模式, 以及未来“佐米亚”研究的范式与阐释模式之一。生活在“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群体, 因自然生态各异, 其文化现象也不尽相同;把“佐米亚”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影响下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 可以更为方便地去考察处于不同生态空间的人类群体如何在主流文明体的影响下能动性地实现各自群体的生存与延续。同时, 通过对分布于这个范畴之内的人类群体文化的研究, 为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生存困境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