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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内容是国族国家的重构。历史学与社会认同关系至深，在中华国族建构及随之而来的抗日保国时代成为显学。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在概念层面不甚区分“民族”与“国族”，晚近将二义归并用“民族”表示，带来历史学话语中的一系列纠缠，颇有碍于讨论中华统一性与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事实叙述等问题。“民族”当指在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国族”当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的人群。民族古已有之，整合并强化国族则为现代化转变过程的突出主题。国族虽经现代建构，但并非没有社会历史基础。国族意识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一定主观性但又不能完全阙如。因而，历史研究者需尽量坚持实证、客观原则，并把握使国族主义不被作为唯一统摄性的观念原点。 关 键 词：国族/民族/国族国家/现代历史学/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史学与社会——当代亚洲四国史学演变比较研究”(13JJD77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长春 130024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族国家的重构。这既以先前长久历史的演变为基础，也因“现代”强化的国际竞争环境和生存需求而刻不容缓。来自西方的国族国家思想作为“现代”精神为这场转变提供思想资源，历史学也因在此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而成为显学。梳理这一过程，可以看到，这场触及中国社会、国家、思想、学术的深刻转变，产生了整体意义上重新定向的历史作用，同时也留下一些话语歧义和思想分歧，同时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历史学本身一些重要的历史与时代特征。前人关于国族重构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未对“民族”与“国族”之关联与区别做透彻剖分，在国族重构的视角下对中国现代历史学时代与观念特征的分析尤难得见，故有此文。 一、对民族、国族概念的辨析 理析国族重构的历程会大量涉及“民族”和“国族”两个核心概念的关联与区分问题，尤其是“国族”概念使用不多，内涵需要说明，故先从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加以讨论。 民族在何时形成以及民族的内涵如何，学界至今意见分歧。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血缘、地缘、部族的纽带关系，在共同生活中发展成为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现代华语学术界有时会回避将此类古代的社会共同体径直称为民族，而用单一“族”字，或“古族”“部族”“某某人”等等指称。其原因主要在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在大多数语境中被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特定意味的概念使用，与英语中的nation，即组成国家的人民整体对应。“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被视为现代历史所特有的主权政治单元。英语中另有ethnic group，用来指称并非一定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族”，在民国时代就已被中国学术界了解，但没有广泛使用。这个词本来可以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对应使用，但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既与nation关联，ethnic group就不便译为“民族”，大多译为“族群”了。这里的问题是，“民族”既被赋予“现代”含义，在被用来谈论前现代的现象时，就成了一种借用语，使得前现代的“民族”怎么说都是模糊的。解决之法：应将“民族”界定为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对应于ethnic group；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人民则应用“国族”表示，也即英文中的nation。用这样的定义重新来看，前现代的民族，即具有共同语言、习俗、文化和长期共同生活历史并形成社会认同的人群，很早就已经形成，其起源与“现代”与否无关，但伸展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与国族并存而并不由国族所限定。与此相关，中国学术界多数情况下所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是“国族主义”，英语中的nationalism其实应该被翻译成“国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与international应被翻译为“国际”而不是“民族际”同理。进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语境中的“民族”其实是“国族”，“民族国家”应称为“国族国家”。国族作为与国家组织整合的人群，具有比民族更浓重的国民共同体含义，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民族，因而可能包含多种语言、习俗、信仰，它们在国家共同体层面形成认同和体制化组织形态而无需放弃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那本中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的著作中的“民族”也是nation，即这里所说的“国族”，当理解为“从国族国家拯救历史”。在国族概念中，“国”是根本，而不是“族”为根本。国族在历史上越来越普遍地包容多种民族，而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已经基本绝迹。 国族的清晰界定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在欧洲历史上是在17世纪伴随国际竞争完成的。在中国，由于中华文明长期延续性历程作用和国家组织持续强势发展，国族意识在前现代历史时期略有形迹，但笼罩在君主—臣民关系结构中，未形成清晰的理论。西方势力东来，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直接冲突性接触，迫使亚洲各国快速地明晰和重构了自己的国族理念，甚至国族结构。前现代亚洲有国家，有民族，但是缺乏清晰的国族意识和理论，国族界定模糊，这成为亚洲各国在西方势力东来以后的国际冲突中处于被动局面的背景之一。从而，自19世纪以降，整合并强化国族，成为亚洲各国现代化转变过程所不能回避的事情。因为国族整合的过程必须在文化和政治归属层面比以往更加严格地区分自我与他者，确立认同的专属特性，于是就各自都增强了排斥性。因而，国族整合与国族主义的兴起，强化了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冲突。 国族建构过程把一个国家内所有成员的认同向国家归属层面整合，在社会内部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权威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又被公认为是唯一主权实体，因而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强化的过程。国族主义的兴起——在一些语境中可能被表述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亚洲各国的现代兴起，都伴随重塑国家制度和重塑国族认同的过程。借助国族主义整合国家，借助国家整合来培育国民的国族主义意识，是亚洲各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突出主题之一。在这一历程中，历史学在重塑国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国族重塑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从而在一开始就涂上了一层国族主义的共同底色。 所有国族认同都需要文化、历史知识的铺垫，都要通过文化和历史传统特殊性的共识来强化，故国族认同一定伴随着把原本模糊的文化、历史边界清晰化的过程，甚至是创造专属文化传统的过程。亚洲各国的文化历史原本深度交融，其国族建构必然要伴随一场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新切割。这种切割必须要由历史学来操刀，其中包括把以往的共同经验分剖为单一国族的专属经验。从而，国族主义与历史学结合，既推动了各国人民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特色的体认，也把更强的特殊价值立场和主观性带入历史学。历史学由是而成为现代亚洲各国学术中的显学。 有关国族主义的研究已然非常丰富，但从哲学、社会理论、社会思潮角度讨论问题的远多于深入探析国族主义与历史研究之关联的研究，直接讨论国族主义与亚洲历史学的著述就更少一些。杜赞奇的那本蜚声鹊起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较多关照亚洲经验来讨论国族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意识受黑格尔主义尤其是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仅仅承认已经在历史中意识到自我并成为民族的人民拥有权利，认为“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①黑格尔主义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话语的一种精密表述，在西方势力冲击非西方世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着启蒙理性的黑暗一面，西方强权者在启蒙文明的名义下，把人类划分为“先进”和“落后”的种族，并借助“民族国家”而推行“名正言顺”的掠夺。②近百年来，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构成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③他在认定民族国家(本文所说的国族国家)对现代历史意识构成强力支配的同时，强调其暂时性和观念性，认为民族并不是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主体，“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④“民族”是被有意建构起来的，并将被解构，他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种对那种认为群体是稳定的、像物种进化一样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自觉的观念的挑战，他的著作就是要“考察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是如何发明或利用现有的叙述结构来重新划定具有多种认同的集体边界的”。⑤杜赞奇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揭示出，国族意识的兴起是伴随着把民族历史的连贯性加以深描，并将之作为现代利益竞争工具的过程。国族包含杜赞奇所说的种种发明和建构，或者被发明和建构所影响，历史学家需要在其相关研究中警惕这种建构对历史事实叙述的渗透及其可能造成的选择指向。不过，杜赞奇忽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问题，没有有效区分“民族”和“国族”。从历史学角度看，民族和民族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演变历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况。民族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现代才被构造出来的，杜赞奇的理论是易于带来歧义的。 欧洲势力在16世纪已经全面触及亚洲各国，但亚洲各国的国族建构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这一区域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的，这无疑与当时欧洲势力在亚洲推进的升级有关。西班牙人在明朝中叶就占据了菲律宾，葡萄牙、荷兰、英国在16世纪就在印度一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但是东亚和南亚不同，这里有亚洲各国中最具有整体组织性的社会体系，所以欧洲人的推进于17世纪中叶停止在东亚各国的边缘，据南亚以视东亚，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将推进的锋芒直指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切实感受到欧洲殖民势力东来的真正威胁，虽然并没有立即兴起后来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但影响深远的“自强”“洋务”运动，对西学的兴趣和海外留学潮流、太平天国运动，都具有深刻改造既有社会体系和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含义，已经构成稍后逐渐明确起来的国族重建运动的序曲。当时。中外政府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开始处理中国人的国籍问题。⑥国族尚未成为“主义”时，国族意识和与国族分野相关的社会实践已经展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皆伴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体系面临危机的继续深化。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经历半个世纪曲折社会改造的中国社会各界终于看清了先前各种尝试的局限，并深为日本的迅速崛起所触动。重构国族，包括改造国家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国族意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凸显出来。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八国联军劫掠北京、庚子赔款，把中国民众与清朝统治集团、与列强的矛盾都进一步激化，呼唤国家体制和国民意识的重构。尝试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戊戌变法和直接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接踵而至。辛亥革命变帝制为共和，构成中国国家体制和国族建构的最突出的历史节点，也把参照共和体制原则和历史现实对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重新定义的问题凸显出来。 二、中华国族建构中的思想者与历史家言说 历史学作为关于群体往事记忆和反思的学问，与社会认同关系至深，因而在国族建构的时代，就会成为显学。所以，伴随中国国族重构而兴起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长卷中是一个特殊的显赫片段。 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国家在国际竞争高度强化的现代，被从组织方式到意识形态都高度强化了国家权威性和具有认同绝对性的国族反衬为相对松散而缺乏竞争力的共同体，因而现代化必定伴随从民族或者多民族共同体到国族的转变。国族国家意识比旧王朝或“天下”意识更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主权、疆域的神圣性，强调国民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本源，也赋予国民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以崇高的意蕴，具有其他国家形式难以比拟的社会整合功能。17世纪中叶开始的清代中国，是一个包容多民族的传统国家。它在列强冲击下显得松散老旧，缺乏整体行为效能，陷入深重危机。19世纪末，中国在列强压力下解除了帝制时代形成的藩属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性关系，从而更加感受到重新整合国家体系的迫切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四项纲领，并称：“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⑦这是一种以传统意义上的“族”为主体建立国家的主张，并没有体现出对现代国族理念的深刻认识，实践上则会导致边疆民族区域的分离。其后，革命党做出调整，提出“五族共和”的国族建设理念。1919年，孙中山说道：“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之积极之目的也。”⑧这就从汉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五族”象征的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这种主张，除了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传统和现实，也明显参照了美国的经验，是一种在新国家共同体中融合各族为现代国族的理念，从而可能化解稍早时期国族建构中的单一民族意识造成的紧张。不过，孙中山在由排满的汉民族主义转化为中华大民族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依然保持了国族之内的汉民族主导观念。陈建樾就注意到，孙中山在1921年曾有两次讲演表达汉族中心的中华大民族主义。甚至“对‘五族共和’不屑一顾……”⑨孙中山的确在这一年3月说过，“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⑩“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或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时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1)同年12月，他在桂林对军界的演说中再次表达了类似主张。(12)这表明，孙中山在1919年前后讲“五族共和”，带有与他人主张相妥协的含义，他自己还是倾向于以汉族中心而同化其他各族的。所以如此，既有其早年比较狭隘的“排满”观念的渊源，也与他对美国国族状态的观察有关。而且，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国族观念介绍到中国未久，许多人把现代国家理解为由单一民族构成的。(13)这也会影响到孙中山的国族建构思路。到1924年编定《三民主义》，孙中山再次表达的，基本上是汉民族为中心而融合各族建构国族的思路，是大汉族主体国家思想与各族同为中华国族成员思想的融合。他说：“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外国人说民族和国家便有分别。英文中民族的名词哪逊。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14) 立宪派虽然在国家体制方面与革命党主张不同，但也主张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改造国家体制，且在融合各族而为中华的方面，比革命党更为畅达。康有为在推动晚清立宪时提出：“考之古经之大义，质之万国之通译，定国名曰中华，莫不协允。伏乞下廷议，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国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15)先曾推动晚清预备立宪，后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其实是晚清民国间就中国的国族建构思考很深的人，他坚决反对排满的汉族立国论，也反对满汉联合建国论，因为这些主张都会导致中国的分裂。他在1907年就提出：“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国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之中，不可使其一焉有所变动，一有变动，则国亡矣……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16)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意涵最为深邃的思想是“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李大钊撰文提出，中华民族由亚洲诸多民族融合而成，今日既然已经文化趋于一致且隶属于同一个共和国中，当不再对历史上的民族加以区分而同归一体：“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7)这一种国族兴而民族消失的主张，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意为现代国族建构可以把历史上的民族差异全部融化，凝聚一体。 前述主张，都体现清末民初思想界探索国族建构理念的轨迹，而探索的基本方向还是指向了多民族共同构成国族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国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新史学最重要的催生力和标志。 在这些思想者中，对于当时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梁启超。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清末民初重构国家必须采用的思想路线：“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18)“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19)“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20) 梁启超最初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1)按照这种理解，民族主义国家就当是单一民族组成的，但这种单一民族国家论并不适合晚清中国的国情，梁启超本人后来也继续探索。1903年，他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借助于对伯伦知理政治学的梳理，明确区分了民族和国家，并主张停止排满革命，整合“大民族主义”以一致对外：“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22)梁启超的这种大民族思想，与康有为的大民族主张方向一致，与杨度的民族观念相通，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阐述的五族共和思想也能联通，成为民初中国政治、思想、学术界逐步达成的主流看法。 梁启超既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参与者、政论家，又是现代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几乎同时将前述民族观渗透于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在《中国史叙论》中，他专设一节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人种”，“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盖六种焉……其一苗种……其二汉种……其三图伯特种……其四蒙古种……其五匈奴种……其六通古斯族……”(23)这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讨论国族构成提供了一个基点。(24)梁启超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新史学》中最重要的主张，也正是以国族为本位书写历史，以求培育国民的国族意识。他指出，传入中国之西学诸学科中，惟史学为中国所固有，而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西方各国所以发达，“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而中国史学发达二千余年于兹，却不能有同样之功德普及于国民。其因在于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25)此四项病源之中，以朝廷为国家即缺乏正当的国家意识。为此，要建立新国家，必须将旧史学改造为新史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26)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表达了同样的重构国民之国家观念的思想：“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27)中国作为公认的国名，也是在这时经梁启超等人讨论而确定的。“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28)要以国族主义熏陶国民，需借助于历史学。“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29)故“新史学”与“新民”的主张一起提出。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为中国现代历史学涂上浓厚的国族主义底色。 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世界历史上，王朝或者政权名称常被用作对外的自称。这种前现代的政权并不以严格的个人对于单一国家的归属为特征，也不造成个人对所在社会的专属认同。习惯了这种心理，在国族剧烈竞争的时代，就难以实现统一的社会动员。而晚清民国时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要用专属认同来做全民的动员，这一目标又与国家体制的改造合并在一个过程中，于是就必须把以王朝为国家的意识转变为国家与民族而为一体的国族意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国族思想中高度融汇。在这方面，梁启超认为，“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于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巨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惑”。(30)在他的思考中，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内在交融的，而中国的天下主义虽然不失为一种理想精神，却不是面对当下世界的基本思路。要应对中国面临的存亡危机，不能仅有理想，还需面对现实：“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抑吾中国人之国家主义，则虽谓之世界主义可也。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天下万国大政治家所来往于胸中之第一大问题，即支那问题是也。故支那问题，即不啻世界问题；支那人言国家主义，即不啻言世界主义。”(31)梁启超显然没有陷入极端国族国家主义，他保持着以“天下主义”即“世界主义”制衡国族主义局限的清醒认识。 与梁启超前后大致同时活跃在中国思想、政治、学术舞台上的人，皆与国族主义思潮有各自的关联。他们对于职业历史家工作方式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营建了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学的历史社会氛围。 章太炎承浙东学派余绪，贯通古今，推崇气节，主张民族主义，且对世界历史及近代社会思潮相当了解，对中国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有独到之处。他曾对严复所译英国人爱德华·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以及严复对该书的推崇提出异议，认为甄克思援据历史而解释社会，只关照了印第安人、黑人和欧美、亚洲西部社会的历史，并未关照东亚一带的历史，“未尽经验之能事者”且“卑无高论”，且严复依据甄克思之说，以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三大形态对中国的分析，包括对当时中国民族主义及章太炎“排满”说的批评，也不得要领。他主张：“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源，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旧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相呴相济。其竭力致死、见危授命者，所以尽责于吾民族之国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虽有毁伤而无所惜，曰务其大者远者耳!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32)章太炎的论说显示出，他并非始终一味强调汉族的民族主义，而是在竞争的国际大势中重构国家的基点上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最终着落到“国族”自立的诉求上。 为启迪民族和国族的意识，需要历史知识。章太炎在《答铁铮》中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33)他曾拟写《中国通史略例》，内有：“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34)百卷规模，宏志大愿，可惜未能完成。1902年，梁启超、章太炎的挚友夏曾佑写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最早的以新章节体和进化论历史观主线写作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以《中国古代史》为名出版该书，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夏曾佑在该书中讲：“读我国六千年之国史，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洎乎读近今之史，则五代之间，我之佣贩、皂隶，与沙陀、契丹，狂噬交捽，衣冠涂炭，文物扫地，种之不灭者几希……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然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35)他的著史，是要从历史中探讨国族的生命力与在“战国”中生存的机缘，并以之引导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