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家的国族观讨论 日本侵华，中国陷入存亡危机。当时史学界很多学者觉得亟需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瞩目于张荫麟者为多。张荫麟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著《中国史纲》，卢沟桥事变三年后得以出版。张荫麟在此书中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36)他深以撰写中国通史为自豪：“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37)张荫麟英年早逝，通史只编写了第一册，且是以中学教材形态编写，但揣摩其以通史激励救国、救世意识的编纂意旨，可见三十年代中国主流史家的共同心境。 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钱穆治史的要旨，也在于探求中国历史演进中“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他认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38)他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恒在揭示中国文化之传统的生命力与中国历史精神之独特的价值，主张：“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39)他在战火纷飞中所作《国史大纲》中写道：“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近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40) 即使在现代史学史中常被归为“史料学派”的傅斯年，也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以史经世的努力。他不赞成“国学”“国故”“国粹”之类说法，但主张“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欧阳哲生评论说：“当他否定了国学、国故、国粹这类名词时，当他否定了借历史研究表现伦理判断和道德情感的传统做法时，他却张扬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构成了傅斯年富有特色的学术思想。”(41)“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向推崇纯客观主义历史研究的傅斯年立意编写东北史。当时一些日本学者如矢野仁一等人大讲“中国非国论”，指称中国边疆界限不明，故不成为国家，西藏、满洲、蒙古不是中国领土，中国如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应放弃对满、蒙、藏地区的控制。(42)依照彼种说法，满洲国就有了合法性。1932年2月6日，傅斯年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作，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东北史纲》节本，称《东北史略》，由李济译成英文(Manchuria in History：A Summary)，送交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时，肯定东北主权归属中国，与此书当有一定关联。傅斯年的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中华民族，接近孙中山的观念，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他在1935年撰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43)傅斯年还曾撰文就历史教科书之编写提出主张，其中专设一节讨论“民族主义与历史教材”，内有：“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即外国史也可用‘借喻’的方法，启发民族意识。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44) 顾颉刚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强调学术救国，且与傅斯年一样，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1936年，顾颉刚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说到：“百年以来，东邻西邦之研究吾史地与社会者踵相接，仆仆道途，皆搜觅其所欲得者以去，孳孳焉究而察之，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谋国者遂得藉之以设施其政治计画，而吾国为之大困。夫一国之学术界既皆梦梦若老妪小儿，不识其稍远之街巷，虽有贤者居位，欲大有所作为，而无从得学者之辅助，终惟咨谋于贪猾之吏，政与学相离绝，国土安得不拱手而让人，此则于创深痛剧之时所当猛自省而严自尤者矣。今日国事之屯邅为有史以来所未觏，崩压之惧，陆沉之危，儳然懔然，不可终日，吾人所负之责任遂极有史以来之艰巨。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故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45)可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展开，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服务于维护民族整体生存和国家疆域完整的现实意图。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起中国史学界一番讨论。该文是顾颉刚接到傅斯年讲日本人分化中国为多民族以谋侵略的信件之后，“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扶病命笔的。开篇即言：“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指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中国人自古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清季的革命起于汉人从满人手中夺回政权，当时的志士鼓吹的是‘种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义’，无形之中就使得‘种族’和‘民族’两个名词相混而难别……于是五大民族之说持之更坚”。“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不能容忍的”。(46)该文发表之后，张维华、白寿彝致函顾颉刚，表示支持，费孝通则写文商榷，顾颉刚再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做答。(47)翦伯赞的看法大致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命题在提出时，就包含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思，而少数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他引出顾颉刚的下面这样一段话：“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据此，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本身当作了“心理现象”，而民族却是“活生生的行动的人类集团”，是有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经济联系与共同利害关系的；而且，顾颉刚也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把国家组织作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翦伯赞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主张，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范畴。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任何其他的种族都被当做‘夷狄’而排斥之。民族主义在中国之第一次提出是孙中山先生，实际上，中华民族在中山先生的历史时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至于顾颉刚先生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这是非常错误的”。(48) 参酌前文可知，翦伯赞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后才出现的“中华民族”，其实是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即国族。顾颉刚所说的“中华民族”则与资本主义无关，也不是一个晚近历史上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在悠久历史中早已形成的。翦伯赞的批评显露出顾颉刚民族概念过分强调意识、情绪的问题，也显露出其故意强调古已有之的中华民族之整体性以号召抗战的情结，但翦伯赞论说中的“民族”既被用来指早就“客观存在”的“少数民族”，也被用来指资本主义侵入后才形成的“中华民族”。他们其实都没有对作为ethnic group的民族与作为文化社会政治共同体的nation即国族之间的关系做透彻的论说。如果将二者明确区分就会看到，民族早已存在，既有物质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有文化的纽带；而国族则虽在资本主义侵入前已经略有形迹，但确是在遭受西方冲击以后迅速整合的，与现代社会思想、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密切关联。翦伯赞是当时逐渐在史学界获取主要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关于民族的论说，以及与他的主张基本一致的人类学家费孝通的相关论述，在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看待民族与国族问题的主流意见。 四、国族意识与当代中国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范文澜在1945年编写完成《中国近代史》，1947年在延安初版，1949年修订再版。该书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史的叙述线索，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革命、改革是全书的基本内容，近代历史的其他诸多方面涉及不多。(49)这样，国族情怀自然延伸到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学发展中，但无论“国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历史学话语中，都不是被使用的主要词语。替代其话语位置的是爱国主义(patriotism)。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都是特定人群对其所归属的社会共同体的强烈认同心理，偏重于以国家为原点的，称为爱国主义；偏重于以民族为原点的，称为民族主义。在国族的层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所指对象其实是同一的。至于讨论国内ethnic group关系时所说的民族主义，单指少数民族或汉族本位的认同心理，与国族主义原非在一个层面，也容易区分。如前所述，在20世纪前半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个正面词汇使用。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在以往虽然被考虑但并未特别凸显的另一重含义，即关涉国内民族的含义有所凸显。这时，“民族主义”会提示国内各族人群之间的差异感并产生认同困惑。虽然这种心理通过国家认同得到包容化解，但在历史叙述中，依然有时成为问题。如岳飞这样抗击“异族”者是否是“民族英雄”，就在史学界产生了分歧。现代“爱国主义”内涵明确，但古代有没有“爱国主义”？内涵如何？这也产生一些歧义。20世纪中后期，“汉民族形成”曾经作为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得到大量关注。其核心问题和努力的目标，主要在于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体系中理顺早已有之的“民族”与现代国族即“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抗战时期的讨论中曾发表重要见解的费孝通在1988年重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主张。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50)他还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回顾了1939年他看到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时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51)费孝通其实看到，从学术角度说，顾颉刚“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并且也称之为民族了”。(52)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本文开篇处所涉及的将“民族”与“国族”混淆使用造成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看到这种概念使用带来的尴尬，但他提出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体，也是多元”的主张，其实是在对“民族”做两解的使用，提供了现实中较为得体的表述路径，却并没有直接化解顾颉刚遇到的问题。这种情况，凸显出从理论层面彻底阐释国族与民族的区分与关联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曾为费孝通老师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意见其实更具远见：“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53)“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近世所谓民族国家，自有此二者之别……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系一种反抗运动。民族性被虐待，或国民性受压迫后，骤然兴起反抗，图谋独立，保全自由……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独立也，乃自由也，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竞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由个性而国性，由国性而人类性，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54)他的远见在于能在国族竞争普遍的时代看到国族的本质和历史性。民族、国家、国族之建构所以有意义，在于其为人类社会和平合理的发展提供在区域的、较小规模人群组织为单位竞争发展阶段的秩序架构，而其将来，则当逐渐进入“国际主义”的秩序状态，而一民族一国家并非通例，也非通理，多民族若能组成文明、合作精神更高水平的统一国家，自是更值得追求的。 世纪之交，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出版。这是现代史学兴起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史。该书导论第一章题目即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充分显示出国内民族关系和国族统一性在世纪末历史编纂学中的突出地位。该章开篇就引述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四要素定义，并援引杨堃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主张说：“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55)这既显示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在中国史学界一直具有强大影响力，也显示出斯大林定义在运用到中国历史叙述时带来歧义，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化解这类歧义。白寿彝主张，在叙述古代历史时明确使用“民族”概念，把“民族史”书写回溯到中国史学史的早期，批评大民族主义，强调从“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角度来书写新的中国历史。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直接强调“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如：“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既是召唤中国现代宏伟变革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也是为同一个时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56)“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东北亚地区也不例外。东北亚三国都面临着社会转型，而民族主义是各个国家社会转型期争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同时，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民族认同感的基础。提倡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巩固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意识，有利于民族自保和发展。”(57) 由于国族主义是在被称为“近现代”的历史时期展开的，在该时期历史的叙述中反映得比较直接。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叙述中被称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作为社会改造障碍和对象的帝国主义是这一时代历史叙述中威胁、剥削、试图肢解作为国族的中国的外部势力，封建主义则是全部中国本土负面制度、传统的代名词。正如国族主义的兴起有切实的社会历史依据一样，这种历史叙述也能够揭示该时代大量历史现象和演进历程的内容与本质。同时，当这种模式被作为一种统摄性的方法、视角时，大量历史内容也会被忽视，被看作不重要的东西，也有一些历史内容在被纳入这种叙述框架时被或多或少地歪曲。例如，当反帝反封建为近代历史叙述主题时，近代经济史就不受重视。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指出中国近代史领域“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史研究。其后，经济在近代史叙述中才受到更多注重。另一个事例是关于义和团叙述的改变。在20世纪50到80年代的大约40年间，义和团运动被作为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运动来叙述。1980年，《历史研究》发表王致中的文章，题为《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义和团”就常与“蒙昧”“排外”联系在一起。(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