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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史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上下两卷本，是为白寿彝先生亲自选定的史学论集。该书包含8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历史教育”汇集了作者的有关文章、谈话记录稿共20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4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6篇）。许多史学家都关心历史教育，但像白寿彝这样，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几乎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史学活动中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唯其如此，我们可以见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发表关于白寿彝与历史教育的研究论文，对推进历史教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论集》（上）“历史教育”这一部分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些篇目：《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和青少年朋友谈学历史》《面临伟大的时代》《读点历史有好处》，等等。读到这些篇目，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白寿彝的研究工作，如史学史研究、民族史研究、中国通史的编纂与研究等，都是和历史教育研究同步进行的，从而进一步感受到历史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事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另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的根本有明确的指向，即一是人本身，二是民族、国家、历史前途。这两个方面，是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两个特点，也是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具体说来，它们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论述中。 历史教育是要讲做人的道理，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 白寿彝多次谈到历史教育与讲做人道理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历史教育目的的第一条，我看，是要讲做人的道理。这一条，大概已经有两千几百年的传统。《易经》上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就是要从历史知识里面学到做人的道理”（《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论集》上，第209页）。 所谓“前言往行”，古人解释为前人的嘉言懿行，指的是积极的、正面的言行，故有益于“畜（蓄）德”。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学习历史，可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这是说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启示，受到教育。白寿彝认为，《易经》上说的“畜德”的“德”，不只是指品德而言，还应包含见识和智慧。历史教育从《易经》说起，表明中国人关注历史教育有久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历史教育与学会做人，还有更深层的含义，白寿彝指出：“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极其丰富的人类生活……学历史的应该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哪些事情、哪些人应该表扬，哪些人物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这样讲，不是把历史变成一部伦理学，不是拿伦理关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从历史发展长河里面估计一个人的作用。这个人可能是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人物，但历史上也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没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起作用，大人物也就起不了作用。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论集》上，第228页）这方面的“学习做人”，一是学习如何判断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一是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现实社会中怎样做人，两方面的启示都很重要。 历史教育与学习做人，还有进一步的目标，这就是白寿彝说的“通过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做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包括正确理解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正确认识对时代担负什么历史任务，要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关系到国家建设大计”（《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342—343页）。 上述三个层面的“学会做人”，都与历史相联系，都与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这些认识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 历史教育与阐述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 早在1950年，白寿彝就撰文指出应当在中国通史的课程中讲授少数民族史的具体内容，他写道：“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充实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论集》上，第156页）。他认为，理论上提出类似问题是必要的，但只有落实到具体内容上的讲授，才能使中国通史成为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教材还难以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研究，还是编写、讲授，都有待时日，但白寿彝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丰富内涵的深刻认识，而这一认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十年后，当白寿彝再次讲到这个问题时，他从理论上作了这样明确的论述：我们史学工作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有很大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之间有差别，也有共同的地方。没有差别，不能形成不同的民族。没有共同的地方，我们几十个民族不能建立这么伟大的祖国（《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45页）。 在这个总认识的前提下，他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一是地理原因：“我们中国的幅员广大。但在地理形势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域。”“这样一个地理形势，就为我们祖国的统一提供了一个自然条件。”二是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合作、互相依存的关系，如西北民族需要内地的盐、茶、铁器，内地需要民族地区的皮毛、皮革、肉类、马匹、药等。这种历史的联系是天然的，割不断的。三是中国各民族有一个“向心力”，这是因为：“汉族地区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得天独厚，发展比较早，生产水平比较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长期以来，中原地区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所向往的地方。这一点很要紧。这就是中国各民族一个向心力的所在。”四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发展趋势所致。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还是矛盾、冲突？当时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着眼于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指出：关于民族关系问题，不能只看到某一时期的情况就下结论，而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几千年来民族关系发展上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才叫全面。”“我看咱们历史工作者，在阐述历史的时候，要全面阐述民族关系”（以上见同书第246—248页）。 总括以上四个方面，白寿彝从不同的视角阐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其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原因。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教育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得失之故，是白寿彝历史思想中最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他关于历史教育讲得较多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之一，“是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他在一些文章、讲话中多次讲到，汉初人提出秦何以亡、汉何以兴；唐朝人提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秦汉、隋唐都是大朝代，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四个朝代的兴亡极具代表性，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不仅是希望今人了解和认识历史上人们的有关真知灼见，而且还另有一番深意。 在历史教育中论述历史上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白寿彝强调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第一，“过去人讲这个，是为了提供当时统治阶级参考、借鉴”。“今天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观察国家命运。一方面要从过去的历史上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我们对政治的兴趣。摆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要当好一个主人翁，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国家前途，关心现实政治，提高辨别能力”（《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49页），这是就实践意义而言。 第二，“历史工作者的任务，要从历史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出来的科学结论，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很重要的光荣职责。经典作家做出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却并不是把历史经验都总结完了，而且历史还在不断地前进，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工作者有无穷无尽的工作需要做，这也是必须担负的光荣职责”（《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论集》上，第267页），这是着眼于理论而言。 归结上述看法，可知史学工作者对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的阐述，不只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