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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春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19年04期） 【内容摘要】正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实行严厉的反犹政策而迫使大量犹太人背井离乡之际，远东地区不断侵略扩张的日本，在1934年至1940年期间，设计了一个把犹太人从欧洲吸引到“满洲”和上海，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权势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秘密救助犹太人计划，称之为“河豚计划”。日本制定、实施“河豚计划”不是出于单纯的人道主义考虑，而是把救助犹太人作为外交手段，服务于改善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的现实国家利益。尽管日本与德国结盟，但是日本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在其统治区内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河豚计划”最终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效果，既没有引进欧美犹太人的资本，也没有起到改善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 【关键词】“河豚计划”；《锡安长老会纪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卡斯普事件” 1934年至1940年期间，日本政府设计了一项秘密政策，后来被称之为“河豚计划”（Fugu Plan）。“河豚计划”之所以会在中国犹太人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就是因为马文·托克耶（Marvin Tokayer）拉比根据战后发现的柯冈文件（Kogan Paper）而创作的纪实文学《河豚鱼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 的出版。在这本书里，作者归纳了“河豚计划”的主要内容为以募集有才能的欧洲犹太人及美国犹太人的资本、影响力达到改善日美两国关系的政治目的，并构筑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 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得以成功，那么就可能会拯救上百万的犹太人逃到中国来免遭希特勒的大屠杀，甚至可事前阻止日本与美国的战争，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1934年至194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河豚计划”的内容也更加详细和完善。在这一计划中，日本提出在中国的“满洲”和上海（1937年占领后）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构想。本文围绕着“河豚计划”出台的背景、经过、实施结果、实质、对哈尔滨和上海犹太人社区产生了怎样影响等问题，回溯日本在不断扩大战争的过程中，如何利用犹太人问题试图摆脱经济大危机和外交困境的。 近20年来，中国学界对上海和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已有不少积累， 不过在借鉴外国相关研究方面仍有待加强，日文档案为基础的日本最新研究成果尤其值得关注。 近几十年，随着研究犹太问题的兴起，国内研究犹太和以色列问题的机构陆续出现，主要有黑龙江大学中国-以色列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河南大学犹太研究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等。涉及“河豚计划”的研究有何立波的《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的始末》， 王志军的《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的“河豚鱼计划”》等。 一、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接触犹太人的契机 在19世纪上半叶之前日本人对犹太人知之甚少，不存在宗教、文化、领土等方面的现实冲突。19世纪80年代以后，长崎、神户、横滨等地开始有小规模的犹太人社区，然而日本人对犹太人的了解仍是很有限。犹太人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契机是日俄战争。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犹太人富商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贷款给日本，帮助日本获得胜利。 日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于1904年4月派遣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前往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筹款1000万英镑。英国投资银行家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当时日本的实力显然处于劣势，并且此前尚无一个欧洲国家被非欧洲国家击败的先例，而且银行家们根本不相信日本能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当美国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 Jacob Schiff） 得知这一消息后，毫不犹豫地贷款给日本2000万美元。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通过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得到急需的资金而解了燃眉之急，最终打败沙俄。希夫情愿为这项借款承担巨大风险，帮助日本的原因在于，他作为一名犹太人，对沙俄采取的反犹主义政策（特别是基希讷乌大屠杀 ）极为愤怒，趁此机会报复沙俄。在一战期间，雅各布·希夫还曾向自己的公司下达禁令，即便一分钱也不借贷给俄国，因为俄国一贯严厉镇压犹太人。这次贷款引起全世界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人坦言，没有希夫的帮助，日本不会取得对俄作战的胜利。希夫成了日本的英雄，日本的报纸连篇累牍地颂扬他在日本取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历史书上增加了整整一章来叙述他。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邀请希夫共进晚餐并授予旭日勋章，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人。正是籍希夫之助，日本为自己取得了新领土、新资源，并大大提高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此后日本政府深信犹太人在全世界拥有巨大的势力，甚至控制世界，这一思路后来发展成为“河豚计划”。 虽然此时日本人所能接触到的犹太人数量还极少，还远没有使日本人能够形成对犹太人的完整印象和看法，或者说对日本的决策者产生影响的程度，但是对犹太人能力还是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日本第二次向犹太人示好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善意表态。1917年11月，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通过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Lionel Walter Rothschild）的形式发表关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宣言，称之为《贝尔福宣言》。该宣言宣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虽然日本政府还没有形成对犹太人的政策，但在外交方面已经表示出了对有关犹太民族问题的关注，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的态度。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寻求各国的支持。上海犹太复古主义协会会长埃利·嘉道理（Sir Elly Kadoorie）于1918年7月以度假为名来到日本。期间，嘉道理尽力去争取日本政府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答复。但是日本政府在1920年4月召开的土耳其和谈会议上，第一次对有关犹太人问题明确表态，宣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年11月，内田康哉外相向法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对《贝尔福宣言》正式承认的书简。 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Herald）1919年1月25日刊登题为《犹太民族运动》，报道了日本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高度评价日本政府，尤其是内田康哉外相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决定将他的名字记录在犹太民族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的金书（Gold Book）中以表达尊敬之意和纪念他的功绩。这样以来，内田外相成为第一个被载入金书的日本人， 其功绩被犹太人广为颂扬。 二、“河豚计划”出台背景与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绑架案” 日本人的反犹思潮来源于出兵西伯利亚。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与白俄军队共同对付苏联红军，开始接触反犹思潮并受此影响。就是在西伯利亚，一些日本军人如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季一郎等受到白俄军队中强烈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而且他们也第一次接触由俄国秘密警察编造处理的、恶毒的反犹书籍《锡安长老会纪要》 并接受了这本小册子的结论。即犹太领袖召开秘密会议，图谋夺取整个世界。白俄军队中的反犹思想不仅对日本军人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政府对犹政策制定者的“犹太问题专家”。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共投入10万军队，花费9亿日元的战费，三千人阵亡却无任何战绩，不得不于1922年撤兵。这一年安江仙弘 和犬塚惟重 回到了日本。犬塚惟重回国后开始在东京海军司令部聚集一些受到反犹思想影响的官员共同讨论和研究“犹太人的阴谋”。而安江仙弘则在陆军情报局开始将《锡安长老会纪要》译成日文。几年之后，这些被称为“犹太问题专家”的军人派愈来愈庞大和公开，他们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犹太人的文章。此外，又陆续出现了一些非正式的讲座和论坛。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们完全相信《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概念和事实，认为犹太人是秘密主张世界革命的中坚人物，认为日俄战争时期筹款给日本的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利用其名望、巨额财富和权势，参与各种国际事件和组织。 事实上，雅各布·希夫确实在1912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也曾经数次直接与伍德罗·威尔逊和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两位总统交谈，也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日本明治天皇进行个人会面。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沃伯格家族（Warburgs Family）、 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er Family） 等一起，被指为用神秘的阴谋控制世界经济和各国政府的几个关键人物。雅各布·希夫成为各种阴谋论现成的目标，带有充满敌意的反犹太主义色彩。 1927年外务省向陆军借调安江仙弘，并派他和酒井胜军 去中东调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和大卫·本-古理昂（David Ben-Gurion）等交谈。安江饶有兴趣地关注到基布兹， 并且深信犹太人以后会用这一形式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殖民。外务省情报部门还向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出备忘录，要求得到全球犹太人和犹太社区活动的情报，而且要连续不断的报告。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打击，促使日本政府决策者希望通过占领“满洲”来解决国内土地不足、过剩人口等严重问题。条件比较差的蛮荒之地“满洲”，并未能像当初关东军设想的那样吸引大批的日本移民，任何劝诱都不能说服日本的过剩人口迁移到“满洲”。广阔的“满洲储备着大量的煤、铁、木材等原料，但要获得这些宝贵原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开采。关东军认为建设“满洲国”需要有经验的犹太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来定居，帮助日本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从而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区以抵制苏联的威胁。在大萧条的年代中，日本缺乏资金，他们想方设法吸引外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投资。但随着1931年关东军单独行动，占领了60多万平方公里的“满洲”地区，并于1932年建立“满洲国”，美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寻求改善它在世界上的负面形象，以改变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 日本利用犹太人还有一个有力的外部环境，欧洲正兴起一股愈演愈烈的反犹浪潮。1933年1月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到了10月就开始禁止犹太人在德国政府机关、专门机构以及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任职。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并不多。这就为日本制定吸引和利用犹太人的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促成犹太问题专家和关东军“满洲派” 联合起来的并非政府官员，也非军人，而是钢铁商人鲇川义介。 他是二战前日本的主要企业家之一，曾在美国学到了制铁的先进技术，回到日本后建立一个庞大的日产企业。鲇川对犹太人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高的评价，而且他在美国时与犹太钢铁商人也有过交往。1934年鲇川义介发表《关于五万德国犹太人的满洲移住计划》，主张把五万德国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同时吸纳犹太系美国资本以此促进“满洲”开发，作为防御苏联的屏障。 他认为如果能把犹太人从欧洲吸引过来，他们会提供创造性的能量、工业技术等。这样，“满洲”的潜力就能得到发挥。如果犹太人在“满洲”建立了移民点，那在世界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自然会有兴趣投资。他还指出在幕后秘密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者的利益，就会停止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大肆攻击，也不会使日本再受到“抵制日货”的威胁。他的这一构想得到陆军大佐安江仙弘、海军大佐犬塚惟重等犹太问题专家和关东军“满洲派”的支持。 “河豚计划”的推出，也是与1933年8月发生震惊海内外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绑架案”（又称“卡斯普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马迭尔宾馆老板约瑟夫·卡斯普 的长子西蒙·卡斯普（Semion Caspe）是一位高水平的钢琴家，同他的母亲和弟弟住在巴黎，1933年从巴黎音乐学校毕业。西蒙一毕业他的父亲让他回哈尔滨，为他事先安排了巡回演出。就在他赴大连演出前的8月24日遭到绑架，绑匪索要30万日元，而马迭尔老板约翰·卡斯普坚决拒绝支付。一个月后，西蒙·卡斯普的耳朵被割下来送给老卡斯普。1933年12月，在被绑架95天后，警方宣布找到西蒙·卡斯普的尸体。他受尽饥饿、拷打和酷刑。这位钢琴家的灵巧手指上的指甲已被拔掉，双耳都被割去。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以此表达对哈尔滨当局的不满。 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向日本总领事馆抗议，指责俄国法西斯党迫害和绑架哈尔滨犹太人。上海犹太刊物《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主编埃兹拉（N.E.B.Ezra）就这一事件给日本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致信：“卡斯普事件是白俄输入欧洲反犹思想煽动的结果。白俄的《我们的道路》是野蛮反犹的，它将犹太人等同于共产主义，并责难犹太人是杀死沙皇的凶手”。 1934年8月重光葵向埃兹拉保证禁止在哈尔滨非法的反犹煽动活动，但仅仅是口头承诺。1933年的“卡斯普事件”不仅影响了哈尔滨，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从1933年到1936年，由白俄流民于1931年5月成立的有着明确反犹倾向的“俄国法西斯党”勒索高额赎金的绑架屡见不鲜，日本人常与他们合作， 或者是作为日本警方默认他们的活动。万斯白（Amleto Vespa） 还对西蒙·卡斯普绑架事件和其他一些类似事件给了一些细节，并提供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名单中的人包括犹太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遭绑架的12人中有8名犹太人。几起绑架都要求高额的赎金，但是卡斯普绑架案索要的赎金最多。 日本警察当局实际上是有能力通过调查，弄清“卡斯普事件”到底是有组织犯罪还是俄国法西斯党的流氓行为，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满洲国”是一个对破坏公共秩序的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惩罚的法治国家，很可惜最后却给人留下“满洲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纯粹是用来给人作秀的印象。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日本控制的媒体不停地刊登反犹的文章，还把犯罪分子描绘成俄国的爱国人士，案件一直拖到1937年宣判，绑匪全部无罪释放免遭惩罚。 20世纪20年代中期，超过13000名的俄裔犹太人居住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这个相对来讲的“天堂”随着日本占领“满洲”突然消失了。犹太人的生意被别人侵占，犹太人遭到敲诈勒索、绑架和其他形式的恐吓。受此“卡斯普事件”影响，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几千名犹太人离开了哈尔滨。有的到上海的公共租界，有的到中国其他城市。到30年代中期，差不多有70%的哈尔滨犹太人离开了那里。 “卡斯普事件”引起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为此，外务省于1934年初设置“回教及犹太问题研究会”，专门指导和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河豚计划”的策划者明白，要顺利实施“河豚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与亚伯拉罕·考夫曼 建立友谊。考夫曼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为那些逃难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争取生存空间。 三、“河豚计划”产生的经过、影响 1937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民族协议会”，其目的是促进日本统治下的对犹太人保护政策。1937年12月至1939年12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三次远东犹太民族大会。第一次大会出席者有700多犹太人代表及观察员，关东军派遣“犹太通”陆军大佐安江仙弘和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 少将参加此会。樋口季一郎在会上发表的祝词中抨击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并指出：“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关系”。 随即，德国外交部长对樋口季一郎的发言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采取无视的做法，最后也不了了之。考夫曼还以大会的名义向纽约美国犹太人会议、伦敦犹太代表协议会、日内瓦世界犹太会议等世界各地犹太组织发送电文。连续三年举办的远东犹太民族大会成为向欧美对外宣传“日满人种平等政策”的范本，并标榜其日本和“满洲国”的善意和真诚对待，才得以让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在“满洲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日本外务省一方面设置“回教及犹太问题研究会”，专门指导和处理与犹太人有关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建立了比较倾向于反犹的《国际政经学会》。 这个学会是理论研究犹太问题的外务省外廓机构，还得到驻日德国大使馆的资助。《国际政经学会》出版月刊《犹太研究》和不定期刊物《国际秘密力的研究》。 执笔者有宇都宫希洋、樱泽如一、若宫卯之助、安江仙弘、黑田礼二、长谷川泰三等。《国际政经学会》有组织的进行反犹政治宣传，观点是上海的英籍犹太财阀“援蒋抗日”、美国犹太人掌控美国经济和舆论等。他们还认为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源于西方有意阻止日本的发展，而幕后黑手就是犹太人。 从以上论述可知，日本政府利用军方、外务省、民间等多层次积极搜集犹太人的各种资料，主要出于军事和外交目的。欧洲反犹主义是把犹太人看成是出卖耶稣的魔鬼，试图通过排忧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日本则单纯是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技能来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研究犹太人问题的专家中，还出现了像佐伯好郎 、小谷部全一郎 、川守田英二 等亲犹人士。他们提出日本人和犹太人拥有同一祖先的“日犹同祖论”， 认为日本文化与犹太文化同源，日本人是公元前八世纪犹太历史上失踪的10个部落中的某一个后裔。 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上海，这给了“河豚计划”的策划者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Sefardí）， 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哈同家族（Hardoon Family）、沙逊家族（Sassoon Family）、亚伯拉罕家族（Abrahams）、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塞法迪犹太人。日本占领上海后，“河豚计划”不仅包括哈尔滨，而且扩展到上海，其重心离开了关东军控制的“满洲”，甚至犹太人会议也不再在大连或哈尔滨举行，基本移到了上海。 犬塚惟重在1938年7月的演说中谈及犹太人的经济力和政治影响力时，不忘提醒参会的日本人，接纳犹太人对于日本来说非常有利，但是稍有不慎就会变成毁灭的导火索。他把犹太人的两面性比喻为鲜美但含有剧毒的河豚（Fugu）。烹调的好就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就将丧命。只有参与策划的几个日本人了解“河豚计划”的内情，日本对外只宣称愿意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国”和上海，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1938年11月，德国发生“水晶之夜事件” 犹太人被迫大量逃亡，其中2万人来到远东地区，绝大多数到达上海。犹太难民问题已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而且大量犹太难民选择远东作为避难所，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对犹太问题出台统一政策。 于是，在同年的12月，近卫文磨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首相、蔵相、外相、陆相、海相）讨论犹太人政策和犹太专家提出的“河豚计划”。这次会议是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要求召集的，参加会议的五大臣分别是首相近卫文磨、外相有田八郎、通产大臣池田成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五位大臣意见并非一致，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的微妙关系等。 大臣们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关系。另一方面，1938年11月德国爆发“水晶之夜”事件后，美国犹太人率先对德国产品的抵制运动，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团结一致，给日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内阁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推出称之为《犹太人对策要纲》的对犹太人政策，并批准实施“河豚计划”。 《犹太人对策纲要》包括如下内容：“保持与德、意两国的亲善关系是目前帝国外交的核心，我们不能公开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被我们的盟邦所排斥，但是如果采取德国一样的极端态度，又与帝国多年来主张的人种平等之精神不一致。现在帝国面临战争局势，尤其是经济建设需要引入资金，不能与美国的关系恶化。一、对现在居住在日本、满洲、中国的犹太人，采取对其他国家人民同样的公正对待政策；二、对于新来的犹太人，按照一般外国人入境规则公正处置；三、避免招致大量犹太人的到来，但是资本家和技术人员等有利用价值的人等不受限制”。 从《犹太人对策纲要》内容来看，日本对犹太人政策不是出于单纯的人道主义考虑，而在在日美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出于改善日美关系的现实利益的目的。与此同时，在中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之下，日本迫切需要犹太人的资金来开发“满洲”，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河豚计划”的出台。 陆军大佐安江仙弘和海军大佐犬塚惟重以及上海总领事石黑四郎负责制定详细方案。于是他们在1939年6月和7月推出了两个具体实施方案，即《关于利用在中国握有实权的犹太人促成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和舆论向对日友好方向转变的具体措施》和《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 这些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的手段，而且还有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好莱坞影视圈的方法，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强烈影响着这两个领域。具体方法有：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向美国的犹太教拉比介绍犹太教与神道教的类似之处，并将这些拉比带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绍犹太人和犹太教。 报告的核心还是围绕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问题展开，地点包括“满洲”各地和上海。这些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到60万人，还包括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河豚计划”承认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实行自治。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讲居留地表面上实行自治，但同时必须进行幕后的控制，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他们害怕犹太人如同《锡安长老会纪要》所描述的那样，将会逐渐进入日本的主流政界和经济界甚至控制整个日本。 为了推展“河豚计划”，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起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 犹太问题专家还希望通过建立与美国犹太人社区的联系，改善日美日益紧张的关系。1940年初，通过田村光三联系到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主席斯蒂芬·怀斯（Stephen Wise）。 由于怀斯与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是密友，日本政府相信他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相当影响。怀斯还是犹太教改革派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积极从事救助世界各地犹太人活动，同时他也激烈反对日本。 他与田春光三会面时，明确表示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河豚计划”的具体方案得到落实的很少，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最为重要的原因：首先，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负责人怀斯非常强硬地反日态度，导致日本无法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来缓和日美紧张关系。其次，这一时期外务省亲纳粹德国的倾向性更加露骨，外务省在1938年10月7日，发布《关于犹太避难民入国之件》的外务大臣训令，宣布对犹太难民的接收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上海犹太人难民的接收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所以1939年8月，上海犹太人也请求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日本不得不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最后，纳粹德国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的合作感到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化，这是日本所不愿见到的。 四、1940年日德结盟后的“河豚计划” 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一上任便免去了安江仙弘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9月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军事同盟。这些迹象表明，过去的亲犹政策已无法顺利进行。1941年6月德国违反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宣战，使得日本也成为苏联的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迅速夺取了上海租界，后又占领整个上海。随着日本同美国的交流中断，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对日本来说，犹太人便失去了利用价值。1942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这就意味着“河豚计划”的彻底失败。 1942年2月，日本当局发布了《限制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的公告》，主要内容有：一，除了特殊事由之外，禁止一切犹太人的渡来；二，对其居住、营业严密监视的同时，对其敌对性行动排斥及镇压之；三，禁止一切诸如犹太人民族运动的支援等。命令所有在1937年1月1日之后到达上海的无国籍难民，必须在两个月内转移到虹口区的指定地点。紧接着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要求所有同盟国公民都必须向日本当局上交他们住所的钥匙，并到平民战俘营报到。 全上海大约有20个这种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被委婉地称作“平民集合中心”。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宣称，采取这一措施是出于“军事需要”。所有仍居住在“指定区域”外的难民都必须持有日本当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转售、购买或出租目前由无国籍难民居住或使用的房屋、商店或任何其他产业，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可以以“军事需要”为由征用任何财产。这项命令看似针对的是“无国籍”难民，而非犹太难民，但事实上，几乎所有于1937年1月1日之后抵达上海的难民都是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配偶。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航运业基本陷于瘫痪，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受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破产倒闭，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7月，人称“华沙屠夫”的德国盖世太保首领约瑟夫·梅森格（Josef Meisinger）上校从东京来到上海，他提出“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划”），要求日本当局清除上海犹太难民。也就是说，把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带到亚洲。当时盛行的传说是日本人正计划将犹太人装上驳船，然后将船沉入公海或者把他们送到附近的岛上饿死。日本对德国的灭绝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进行了部分过滤，并没有全部屠杀，而是在上海建立“隔都”把犹太人隔离在虹口两公里的狭小空间里，直到战争结束。 1945年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计划”。日本政府特使中村海军大将与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Karl Kindermann）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人社区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2万犹太人将获准离开可怕的生存环境，迁往“满洲”。琼特曼听到“满洲解决方案”后，立即同意设法相助。他写信给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向他介绍了再版的“河豚计划”。怀斯对此计划仍然表示坚决反对，并说：“看到日本人在其他国家所干的一切恶行，我的心在滴血。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到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日本政府的复活“河豚计划”的尝试也因为斯蒂芬·怀斯的坚决反对而告吹。 结 语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 Jacob Schiff）对日本的巨额贷款让日本最终赢得了这场看似不利于日本的战争，从而日本对犹太人的能力有了最直观的认识。1908-1922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期间，通过白俄接受了反犹思想。这两次历史事件都对20世纪30年代“河豚计划”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对河豚（比喻为犹太人）的“既爱又怕”的复杂心情，也反映在日本政府对犹政策的摇摆不定上。日本人不像德国人要斩尽杀绝犹太人，而认为犹太人虽然可恨但可利用的地方也不少。 “河豚计划”的策划者如陆军大佐安江仙弘、海军大佐犬塚惟重等犹太问题专家都有军方背景，而且他们在军中具有相当影响力。 为了“河豚计划”的制定、实施，从军队的犹太问题专家、大企业家（鲇川义介），直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真可谓煞费苦心。然而，“河豚计划”最终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效果，既没有引进欧美犹太人的资本，也没有起到改善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那些到达日本以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大陆的犹太人数量，远没有达到他们制定的目标人数。犹太人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或正式的帮助。更让“河豚计划”的策划者感到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对日本经济几乎没有起到复兴和支持的作用。 虽然“河豚计划”作为日本的对犹政策是彻底失败了，但还是给日本留下了一些正面遗产，得到救助的犹太人战后向日本表达了感激之情。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亩 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荣誉。正是由于日本临时的亲犹政策以及杉原千亩的努力，使大约24,000名犹太人得以逃脱欧洲大屠杀。此外，位于波兰的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 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教经学院，它能够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之后幸存下来，也是因为日本同意他们经日本逃到上海的缘故。对于旅居中国的犹太人而言，“河豚计划”在保存犹太人的生存权，并为犹太人在日本占领的“满洲国”争取生存空间方面起了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以考夫曼为首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参与其中，与日本人合作的原因。 “河豚计划”的实质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是日本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反映。马文·托克耶（Marvin Tokayer）在他的纪实文学《河豚鱼计划》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计划的致命缺陷：“日本人大大误解了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的本质，误解了有关犹太人在西方世界作为经济因素和政策设计者的重要性”。 正因为“河豚计划”是建立在日本对犹太人的上述错误判断之上，所以只能说是“非理性”和一厢情愿式的。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