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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来危机迫近的局势下，攘夷思想贯穿了锁国、开国两种语境。在近代日本自身走上所谓近代化道路、陷入对外侵略漩涡的扩张语境下时，攘夷思想内在的民族主义成分便被自我消解，其意识潜层中立足于华夷秩序的思考模式再度复燃。本文将攘夷思想与明治国家意识置于上述三种连续语境之中，在厘清攘夷思想发展演化轨迹之同时梳理出其与明治国家意识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同时，根据语境与具体情境的变化将开国通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主导亚洲等思想纳入攘夷研究的体系之中。 “锁国”与攘夷：日本发现欧洲 华夷之辩的观念自奈良时代便从中国传入日本，但江户时代随着日本自身主体性意识增强，形成了以神皇为主体的日本型华夷观。到了18世纪中期，锁国体制濒临瓦解以及西洋异质文明侵入，致使日本在发现欧洲过程中，形成了以加强海防、通航通商、富国强兵、开拓殖民来攘除西洋威胁的早期国家意识。 俄国对北地的威胁催生出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18世纪中期日本的海防论多由与西洋接触频繁的兰学者倡议提出。兰学者工藤平助作《赤虾夷风说考》，提出用虾夷开采之金银与俄国互市，不仅可以保有虾夷之地，更可充裕日本经济之根基，工藤的观念里已具备国际意识与近代疆界意识的雏形。真正意义上的海防论由林子平提出。他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海防体系的设想。在《海国兵谈》里，他首先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海国的事实，这一国家疆域观念显然更趋形象化、具体化，主张改变长期以来受中国影响只关注陆战的旧习，指出“水战为海国武备之根本”，还特别指出江户湾潜在的危险性。 但是幕府的现实经济条件限制了刚刚起步的海防建设，初期的海防论，不久就转化为富国强兵论，攘夷思想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并意图通过向外发展来一并解决内外危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硝石、金银、船舶、属地列为“四大急务”，他特别重视开拓属地，由虾夷地引发的国土防御意识发生了扩张性的转向。本多利明提出了“大日本帝国”，他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杂糅了近代意识和侵略意识。1804年，被幕府拒绝通商的俄国在虾夷地大肆破坏，这一危机直接促使佐藤信渊阐发了关于海防、经济等方面的思考。佐藤基于提出了变革体制的倡议，在《混同秘策》中，他意图通过建立完备的中央权力体系以此集权，进而强化国家机器；并建议建设全国性的中央军队。佐藤的攘夷思想与国家意识中不光充斥着空想，还具有极其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 18世纪中叶以来，一批知识分子正是在对作为他者之欧洲的再度发现中，基于危机意识开始形成有别于传统幕藩体制的近代国家构想。他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国家集权的必要，另一方面形成了初步的国家疆界意识。他们还跨出幕藩体制限制下的藩国意识，强调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型华夷观的传统认知。但受制于旧有体制，知识分子群体关于危机的言论仍旧受限。最为关键的是，作为统治核心的幕府在面对先行知识分子提出的早期国家构想时体现出保守性与反复性，一旦触及幕政核心或幕藩体制，幕府就采取坚决的压制与打击。直到黑船来航，外来殖民危机的巨大压力才导致幕府进行更为彻底的国家意识的重塑。 “开国”与攘夷：创造新日本 19世纪后，外交困境与内政危机交织在一起，迫使幕府不得不再度强化锁国体制。攘夷成为幕末政治运转的核心课题，按照其特征及其与国家意识的关系，大致分为“信仰式攘夷”、“体制内战术式攘夷”和“体制变革式攘夷”三种形态。 “信仰式攘夷”来自儒学背景知识分子对西洋殖民危机的反抗和对异质文明侵入的全面排斥。大桥讷菴是“信仰式攘夷”的典型代表。“信仰式攘夷”打破锁国回避西洋的消极态度与做法，站在以神国优越论为中心的华夷之辩立场，对西洋采取了全面攘除的态度。虽然它反映出幕末知识分子与志士对殖民危机情势的积极回应，但只是激发了下层志士和底层民众非理性的排外意识，通过生麦事件等行动加剧了西洋与幕末日本的矛盾，其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成分而后成为牵引体制发生转变的思想资源。 “体制内战术式攘夷”指雄藩大名通过实行有效措施来强化幕藩体制，借攘夷之名进入幕政决策核心并摆脱内外危机。在战术式攘夷论者中，体制变革上升为目的，而攘夷作为手段策略则随着情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力主幕府坚决“拒和打击”，但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他则参与到幕府通好西洋、开国海防的建设中，号称“卧薪尝胆”以拒敌。这一时期攘夷思想还结合后期水户学阐发的尊王论，为幕政革新提供更有力的理论依据。藤田幽谷在《正名论》里，将幕府放置在朝廷尊威之下，通过朝廷统合各路诸侯来行使权力，以水户藩为代表的战术式攘夷论开启了变革幕政之路。 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雄藩大名终于开始对幕政决策发挥影响力。幕府也意识到了雄藩大名支持的重要性，对德川齐昭、萨摩的岛津齐彬等大名进行拉拢。水户藩倡导的“尊王攘夷论”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求重新调整幕府和重要藩国在整个架构中的话语权。但是，1858年以“条约敕许”为导火索，尊王攘夷体制构想随之落空。战术式的攘夷为变革幕政之肇始，它依然有着浓厚的“敬幕”保护色，其尊王与公武合体并未真正地触动幕藩体制。 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长州派尊王攘夷论者以京都皇室为中心展开了实际的政治斗争，这就是“体制变革式攘夷”，他们更倾向于打破幕藩体制，以破约攘夷为目的，以开国贸易为手段，借幕府在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窘境，以尊王攘夷为打破幕府独占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的合理旗号，进而创建新的国家体制。吉田松阴批判了幕府闭关锁国的弊端，强调航海互市，表明“以开国促攘夷”的立场。高杉晋认为“勤国之实，在富国强兵”，并上书幕府以长崎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另外，萨摩也强烈反对幕府独占对外贸易，这为而后萨长同盟的结成埋下了伏笔。 各藩有志之士以及朝廷公卿逐渐形成脱离幕府拥立天皇进行攘夷的政治构想，如横井小楠、公卿岩仓具视，他们打破幕藩体制的构想与长州的破约攘夷逐渐咬合。以岛津久光为首的雄藩大名甚至开始着手在幕府架构下建立起雄藩联合政权，但由于横滨锁港问题和元治国是会议的破裂，体制内攘夷派的政治主张最终宣告破裂。此后的倒幕运动过程中，“体制变革式攘夷”最终主导了幕末日本的走向，并奠定了明治国家的体制结构与国家发展方向。 幕末攘夷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各派政治力量参与塑造新日本的体现，三种形式的攘夷都带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色彩，其实质乃是在于参与政治、进而将自身的国家构想与国家意识注入到现实政治之中。因此，攘夷思想一开始还只是披着“改革”的外衣，但随着雄藩屡次试图进入政局最高层而均告失败，推翻原有政治体制的攘夷思想便愈发激进，并逐渐成为质疑幕府存在之正当性的最佳切口。最终，萨长两藩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推翻了幕府，树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而信仰式攘夷中皇国优位、排斥西洋的意识并没有随着攘夷策略的转变而消解，它成为“布国威于海外、大振皇基”的通奏低音，影响了近代日本国家的走向。 扩张与攘夷：重新定位西欧与亚洲 建国思想的双重矛盾性使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同声音。而1873年各派围绕征韩论展开激烈论争则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征韩的分歧不仅是对外政策的龃龉，也是几大政治力量关于国家建设方向的较量。随着文明开化思潮的蔓延，由征韩论所塑造的集权、军国和侵略三大国家意识又与文明论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文明论框架下的“新攘夷论”国家构想。由此，新攘夷论规范了明治国家的两种走向，而福泽谕吉之思想无疑是解读这两重走向的最佳注脚。 新攘夷论国家的第一个走向是“入欧”，即学西洋促文明，以文明争独立。福泽谕吉的“入欧”思想更为成熟。在《外交论》中，他将摄取西欧文明作为日本走向富强路途中最为优先的课题，指出要避免遭受西欧列强的殖民侵略，就需要像西欧一样走向殖民其他国家的道路，这实际暗含与列强为伍吞食亚洲之意。在面临实际国家利益时，福泽强调“亚细亚东方不再容西洋人酣睡”，对待入欧的态度也标志着福泽谕吉从文明论出发走向国家主义。 而第二个走向“脱亚”又使福泽从国家主义滑向了帝国主义，即“以欧侵亚”。1885年“巨文岛”事件发生后，英国选择通过支持朝贡体系来维系在远东利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充因此大受挫折。鉴于此，福泽转换语调公然抛出“脱亚入欧论”。此前的“保护”与“开化”至此终于扯下了伪装的面具，暴露出文明论并不文明的实质。无论“入欧”抑或“脱亚”，其实质都只是在于“侵亚”。更为复杂的是，攘夷思想内在的核心要素开始发生逆转，暂且受到抑制的日本型华夷思想再度复燃，它使日本在借用文明论和万国公法瓦解传统华夷秩序，同时隐秘地构建自己的秩序，实质却通过武力扩张迈向以日本为核心支配东亚的前近代式帝国。 因此，穿插于两次册封之间的甲午中日战争既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攘夷论在东亚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也是日本型华夷秩序在近代得以确立和扩大的决定性一环，侵略战争至此具备了“文明征伐野蛮”的合理性。甲午战争后，西洋列强“三国干涉还辽”惊醒了明治国家步入欧洲文明的美梦。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殖民权益时，西洋国家被再度定位为攘除和对抗的对象。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就为重新定位日本与亚洲、日本与西洋的关系而发声。樽井藤吉在1885年抛出“大东合邦论”，倡议亚洲各国在日本的主导下来攘除西洋。到1907年，随着日本与美国的对立逐渐凸显，还出现了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小说《黄祸白祸未来之大战》。至此，对抗欧美已经在明治晚期的国家意识中抬头。 新攘夷论既是明治日本对外认识和对外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内在规范着明治国家的结构与走向。它打着文明论和万国公法的旗号，却逐步以武力扩张为手段确立“封贡关系”。在这种意识主导下，征韩破约、文明征伐野蛮或是连带亚洲对抗欧美，都过度催生出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深刻影响了而后的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