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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振山的民间故事”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开始到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者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达18年之久。持续性追踪研究为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了研究者的介入能促使讲述者对民间叙事价值的认识升华、调查互动中促使研究者反思田野调查伦理道德、如何充分挖掘故事讲述与故事讲述者背后的文化涵义等一系列的启示。 关键词：持续性追踪研究；民间叙事价值；田野调查伦理道德；文化涵义阐释 在2006年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辽宁省新民市的“谭振山的民间故事”作为惟一的个人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应该说是对我国古往今来一代代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叙事者的艺术才能及文化贡献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辽宁大学江帆教授18年对故事讲述者谭振山追踪调查研究的成果。 谭振山是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1925年生人，是辽河岸畔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故事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展开的全国性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中，1986年谭振山被辽宁省的基层普查人员——新民县罗家房乡的文化干部李会元发现，李会元对他讲述的部分故事进行了采录，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至此，谭振山的故事开始引起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1987年，作为辽宁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主持人之一的江帆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对该地区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当时新民县的数十位故事家荟萃一堂，摆开了讲故事的“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意味的故事讲赛会上，江帆首次认识了谭振山，并对谭振山本人展开了系列性追踪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他讲述的故事列出篇目，就已经多达603则。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又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成果。1988年，沈阳市和新民县拨款出版了他的个人故事专集——《谭振山故事选》，此书被纳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系列。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此时他的故事影响已波及国内外，先后有日本、德国的学者对其进行调查与专访。1992年，谭振山应日本昔话学会的邀请，赴日本远野市出席“92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1996年，台湾学者陈益源加盟对谭振山的跟踪调查研究，多次深入现地，对谭振山的故事进行采录，对谭振山本人进行深度访问。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5年，陈益源的硕士生林立荣以“谭振山故事的讲述与传承”为主题出色地撰写了硕士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谭振山还曾经以故事家特有的殊荣当选过县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1987年9月全国范围内的普查阶段基本结束，宣布进入编纂阶段。三套集成大量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全国民间文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期”(刘锡诚先生语)。随着集成工作告一段落，民间文学界的田野调查工作处于沉寂状态了。然而江帆的专题调查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持续进行了近2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笔者无数次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不仅住在老人的家中访查采录，也曾数度将老人请到沈阳自己家中小住，与故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对故事家本人以及他讲述的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从宏观上看，对一个民间故事讲述者进行持续性追踪研究，对民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持续性追踪研究被认为是符合研究民间文学的生存状态和流变规律的可行性方法，在当下我国民间文学界的“后集成时期”尤为重要。以往在国际民间文学研究界的故事调查的典型是芬兰学者在拉普兰人中的调查，他们对被调查采录过的文化社区多次进行了追踪调查采录的做法被奉为美谈。而中国学者江帆追踪调查采录故事讲述者达18年，可以说创造了民间文学研究界的“吉尼斯记录”。 当然，最大化地挖掘故事数量仅是江帆田野工作成果的一个量化体现。江帆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与专门著作描述了谭振山的故事类型及其传承线路、剖析了生活环境及文化氛围对谭振山故事活动的影响、阐释了谭振山在故事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意识、提炼了讲述人对文本意义的能动性建构的故事讲述规律。与故事内容和数量相比，故事背后的讲述人更为重要。故事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他们自身具备的特质之外，是否还有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故事家本人受何种文化的影响?他的故事带有何种文化的标记?他对这种文化的传播是盲目的还是自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长期定向田野追踪调查中得到了有效诠释。江帆将探询的目光投向民间叙事由以生成的背景环境，走进民间叙事传承者个人的生命史，将种种思考上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对民间叙事及其传承活动作出了接近科学的诠释。江帆对谭振山的个案研究是一次对民间故事讲述者的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江帆与谭振山二十余年结成的深厚友谊，为学术界树立了田野调查伦理道德的一个典范；提供了学术研究与调查对象良好互动合作的范例。台湾著名民俗学者金荣华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6年的年会上，就民间故事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事，对大陆的民间故事研究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从事民间故事研究的民俗学者功不可没，江帆与袁学骏分别代表了研究故事讲述个体与故事讲述群体的两条研究路线，是两种研究路线的典型。 笔者根据对江帆与谭振山双方的访谈内容，结合江帆的相关著作，尝试论述一下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对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启示意义。 一、“瞎话也都是有用的”——解析1 040则故事的诞生之谜 在2005年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可列出篇目的多达1040则，这引起申报评委会有关专家的诧异。实际上，故事数量从603则发展到1 040则不是单纯的数字变化，而是学术研究与调查对象良好互动合作的工作结晶。在江帆对谭振山多年的跟踪调查中，通过走访他的一些故事听众发现，这些人并不了解谭振山能讲1 000多则故事。许多故事他们都是闻所未闻，还有一些只有少数人听过。江帆发现谭振山讲述故事有“三不讲”的原则：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故事中有“荤”就点到为止；小孩子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的时候就故意丢点落点，或者在后面缝合几句，说这鬼是人装的，惟恐吓坏了孩子；人多的场合不讲鬼故事，担心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讲那些道德训诫故事。他说教人学好的故事给啥人讲都行。在进行民间文学普查时候采录到的文本多是该方面内容的故事，这时候讲述者的故事都是经过挑选或者作了调整的。在长期追踪调查双方熟稔后，研究者的介入能促使讲述者对民间叙事价值的认识升华，在讲述者的眼里研究者都是一些有知识和有学问的人，而这样的人对民间叙事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在讲述者看来是对他们给予的极大尊重，令讲述者感到自豪并受到鼓舞，在彼此的互动合作中，双方不断地增进了解，讲述者对原以为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价值的“瞎话”也开始刮目相看，对民间叙事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并不断升华。进入这一境界的讲述者开始与研究者积极主动的配合，在如此的民间叙事空间与情境中，往往呈现出积极的互动效应。这时候讲述者会主动地给研究者讲一些他平时认为“讲出来不好”或“不好讲”的故事。这类带有隐秘性传承的民间叙事文本往往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这种采录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而讲述者与研究者之间能够出现这种互动，往往是研究者真诚的付出所得。此时的研究者已经超越了同一时空的其他听众，对民间叙事的空间与情境构成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互动。原因是此时的讲述者已经将研究者看作其叙事的真正欣赏者，是其故事传承生涯中难得的知音。由此可见，近20年的追踪调查促使了1 040则故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般的诞生。在笔者2006年7月23日访谈谭振山的时候，谭振山在讲述20余则故事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如何分析故事价值，强调“瞎话也都是有用的”，显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研究者介入的影响，促使了讲述者对民间叙事价值的认识升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