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少数族裔在政治地位、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不多见了，但是种族歧视依旧是美国社会的痼疾，深刻影响着的少数族裔的生活。本文通过探讨当前居住隔离的特点和现状，指出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并没有因为《公平住房法》的通过，而得到得体宜居且负担得起的住房，依旧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区，结论是政府种族隔离政策加重了居住区隔离。 关 键 词：美国/居住隔离/种族歧视/政府政策 1968年美国国内外形势恶化，社会危机严重。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的克纳委员会公布了最后的报告，认为美国将分裂成为两个社会，一白一黑，分离但不平等，针对日趋严重的城市中心区贫民窟问题，该委员会建议政府“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得体的住房和适宜居住的环境”作为执政目标。克纳报告问世50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还是处于“需要实施的愿景”上。①1968年4月10日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of 1968)，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在住房市场因种族、肤色、宗教或出生国的原因进行歧视活动”，但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并没有因此得到体面而又负担得起的房屋。②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种族居住隔离状况是怎样?有哪些特点?政府又是如何推行居住隔离政策的?这些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引言 居住隔离指两个以上群体生活在城市不同的地区，彼此居住分离，③而美国的居住隔离主要产生于主体种族(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有关美国居住隔离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如何衡量居住隔离程度，目前最常用的量化工具是隔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也称变异指数，隔离指数越大，表示隔离程度越严重，一般来说30以下为低度，31-60为中度，61以上为重度，假如该指数为100，即表明该城市处于完全的居住隔离状态。隔离指数的局限性是只能对两个群体进行计算，随着美国社会人口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只研究黑人与白人之间隔离指数的二分类方法显然不够了，于是出现了新的多维度、多重指数的指标体系，以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Massey)和南希·丹顿(Nancy A.Denton)提出的5个维度和20项反映美国大都市隔离状况的指标为最突出④，美国人口普查局有关研究美国大都市区种族居住隔离的研究亦采用这种多重指数的研究方法，⑤但隔离指数依旧是用得最多的量化工具。其次，造成种族居住隔离的原因是什么。大致有三种解释： 一是居住偏好，即族裔群体喜欢聚族而居。1971年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认为个体偏好导致居住隔离，与种族主义没有关系，仅仅是不想成为社区少数群体的心态造成的，当时该观点被称为“谢林模型”，有着广泛的影响。⑥1976年雷诺兹·法利(Reynolds Farley)等学者通过对底特律种族居住隔离模式研究，认为黑人能够负担起郊区住宅，也愿意迁入种族融合的社区，但白人坚持住在同质性的社区，以至当社区一旦有一定数量黑人迁入时，就会搬离，黑人尽管赞同种族融合的社区，但也希望同社区有一定比例的同族，这种心理形成了“巧克力的城市，香草色的郊区”的居住模式。⑦ 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导致了种族居住隔离，自身收入决定了住什么样的社区。威廉姆·克拉克(W.A.V.Clark)认为，造成种族居住隔离30％—70％的原因来自经济因素，尽管经济因素不是孤立因素，但对于当前居住隔离模式起了重要作用。⑧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阶级或阶层的因素，人的收入决定了住房购买力，认为民权运动以后，阻碍黑人向郊区流动的原因已经不是种族歧视了，⑨而且认为经济因素造成居住隔离的因素在上升。⑩ 三是种族歧视。以道格拉斯·梅西和南希·丹顿《美国式的隔离：隔离和底层阶级的产生》(American Apartheid,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the Underclass)为代表，他们认为在居住隔离上，种族因素起了主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即便黑人收入增加了，隔离程度也没有下降，不管黑人挣多少，他们与白人始终存在空间上的分离。(11)而理查德·鲁斯坦(Richard Rothstein)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关注种族居住隔离背后的推手，即各级政府的作用，认为居住隔离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政策造成了黑人居住隔离。(12) 最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美国的种族居住隔离的走势与现状是什么?人口普查局的约翰·艾斯兰德(John Iceland)等人在研究了1980年至2000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后，认为上述时间黑人的居住隔离程度有了明显的下降，但相对其他族裔群体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13)，布鲁金斯学会统计专家威廉姆·弗里(William H.Frey)和曼哈顿研究所雅各布·维克多(Jacob L.Vigdor)也持同样的观点，后者更加乐观，认为2010年的美国城市是一个世纪以来最融合的，全白人的社区几乎灭绝了，隔都化的社区在减少。(14)相对于乐观的观点，丹尼尔·利希特(Daniel T.Lichter)提出了较为悲观的观点，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宏观居住隔离”的概念，从1990年到2010年期间，从微观上(即社区内)居住隔离程度是下降了，但如果从宏观上即社区之间，或者是不同的城市、城市和郊区、远郊之间，居住隔离情况变得更糟糕了。(15) 对于美国居住隔离问题，我们国内学术界也有所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介绍美国居住隔离的理论，以郝亚明的《美国的种族居住隔离：理论与现实》为代表，该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美国种族居住隔离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形成机制的三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了详细介绍。(16)第二方面主要是对种族居住隔离形成机制做进一步分析，以韩玲和孙群郎的研究为代表，(17)孙群郎认为美国金融机构的种族歧视政策是导致黑人等少数族裔种族隔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种族限制性契约是一种比排他性分区制、歧视性房贷和地产经纪人的引导更加露骨的种族歧视和居住隔离措施。韩玲在《美国社会种族居住隔离模式探析》一文中，认为城市、社区和个人行为与联邦政府住房政策成为直接推动这种居住模式形成和强化的两股力量。第三方面的研究是居住隔离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如公立学校教育等，这里不一一赘述。本文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针对新世纪以来美国种族居住隔离的形式与特点进行归纳，探讨其形成的原因，着重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政策的作用，以期对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居住隔离政策有比较直观认识。 二、新世纪美国居住模式的新变化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人口种族构成变化，大量移民的进入，黑人人口的迁移等诸多因素影响，美国的居住模式发生着变化，呈现出以下三个新特点。 (一)族裔之间的居住隔离依旧存在，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状况有所改善，其标志就是隔离指数有所下降。 美国学者约翰·洛根(John R.Logan)等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认为在美国367个大都市中，白人生活社区人口构成是75％白人、8％黑人、11％拉美裔和5％亚裔。黑人社区是45％黑人，35％白人，15％拉美裔和4％亚裔。拉美裔社区是46％拉美裔、35％白人、11％黑人和7％亚裔。亚裔社区是22％亚裔，49％白人、9％黑人和19％拉美裔。(18)威廉姆·弗雷依据2013-2017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对人口超过1百万、黑人人口比例超过3％的51个大都市区进行了研究，结论是2013-2017年白人社区中白人比例是72％、黑人8％、亚裔6％、拉美裔12％、其他3％，黑人社区黑人比例45％、白人31％、亚裔4％、拉美裔17％、其他3％。(19)从上述两组数字可以看出，尽管白人更偏好居住在同质性社区，但这种同质性社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了。白人人口主导的邻里(白人人口至少占90％)1980年时有35409个，到2010年时只有14216个，黑人主导的邻里由1889个降到1787个。(20) 在大都市层面上，黑白之间的隔离指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走低，2000年时已经较20世纪70年代下降了20个百分点，1970年为79，2010年降至59。(21)相对于2000年，2013-2017年黑白隔离又有了一定改善，隔离指数高于80的城市消失了，高于70的城市2000年有9个，2013-2017年降为7个。从地区分布看，2013-2017年隔离依旧严重的城市如密尔沃基(79.8)、芝加哥(75.3)、底特律(73.5)、纽约(78)、克利夫兰(72.9)、辛辛那提(67.3)等均处在北方，南方和西部休斯顿(60.3)、亚特兰大(58.8)、达拉斯(56.8)、凤凰城(49.2)、奥斯汀(49.1)，这些城市的特点是较2000年，隔离指数降幅大。(22)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第一，20世纪90年代黑人回流南方，这其中包含大量中产阶级黑人，他们的郊区化直接促使了“阳光地带”城市如休斯顿、达拉斯、亚特兰大等城市隔离指数的下降。第二，北方城市如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尽管也出现了黑人郊区化，隔离状况较20世纪80年代也有所下降，但由于聚集了大量的黑人，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隔离指数。黑人人数规模与隔离指数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23)第三，20世纪末大量拉美裔、亚裔移民进入大都市，对黑白种族居住隔离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是移民城市如休斯顿、达拉斯、洛杉矶等隔离指数下降的关键原因，佛罗里达州的一些城市因为移民的到来而隔离指数有所下降，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过去鲜有移民足迹，新世纪之交涌入大量拉美裔，夏洛特所在的梅克伦堡县(Mecklenburg)有着223个普查小区，其中至少有20％的小区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和拉美裔，由于拉美裔的到来，该县黑人不足5％的小区从2000年46％下降到39％。(24)第四，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助于缓解居住隔离。借助民权运动的动力，黑人中产阶级崛起，经济状况有了很好改善，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甘于居住破败的内城，于是出现了“黑人的逃离”，黑人人口为主导的内城人口逐步减少，2000-2010年，南方、西部的城市如亚特兰大、达拉斯、洛杉矶等市黑人人口减少，同时全国最大的100个大都市，其中96个市郊黑人人口增加。(25) (二)黑人住内城，白人住郊区居住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多样化郊区，但“白人的逃离”并没有结束。 1976年密歇根大学的几位学者在实地调研了底特律地区居住隔离状况后，撰写了论文《巧克力色的城市，香草色的郊区：种族因素导致社区分离的趋势还将持续?》，在文中他们根据1970年底特律市人口状况：中心城市人口150万人，45％是黑人，郊区人口250万人，只有4％是黑人，而且城市黑人人口有增无减，1976年内城学校中黑人学生比例从1970年的64％上升到80％，他们将底特律称为镶嵌在白色郊区环中的黑色城市，并形象地用了当时流行音乐中一句歌词“巧克力色的城市，香草色的郊区”。(26)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比“巧克力色的城市，香草色的郊区”居住隔离模式更加复杂了。(27)原因之一就是少数族裔的郊区化，威廉姆·弗雷称之为出现了“熔炉式”的郊区。黑人的郊区化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但拉美裔、亚裔进入郊区则开始于上世纪末。1990年100个大都市区各族裔郊区化比例是白人74％、亚裔54％、拉美裔47％、黑人37％，2010年时白人78％、亚裔62％、拉美裔59％、黑人51％。(28)2010年时有36个郊区少数族裔的人口至少有35％，在种族多样化的郊区中，拉美裔占多数(25个)、黑人9个，亚裔2个，除了纽约和芝加哥郊区外，这些郊区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加州的旧金山、圣荷塞、里弗赛德(Riverside)、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莫德斯托(Modesto)以及休斯顿、华盛顿特区和拉斯维加斯等16地郊区出现了少数族裔占多数的情况。 当前美国55％人口居住在郊区，(29)少数族裔的郊区化也有了很大进步，从人数看1980年时黑人郊区人口只有600万人，2010年1600万人，拉美裔1980年500万人，2010年2300万人，亚裔1980年120万人，2010年830万人。(30)从形式上看，少数族裔的郊区化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以洛杉矶郊区为代表(见表1)，人口构成和城市差不多。  第二类以亚特兰大为代表，黑人的郊区化程度较高(见表2)。  第三类以底特律为代表，依旧是黑人的城市，白人的郊区，尽管近年来出现了黑人进入郊区的状况，但比例很低(见表3)。  但有这样三个特点需要注意。 第一，相对于其他族裔，黑人的郊区化率较低，2010年郊区人口中白人占68.7％、拉美裔14.8％、黑人10.1％、亚裔5.3％、其它1.1％。(31)第二，相对中心城市，种族居住隔离程度较低，但隔离依旧存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县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白人的地盘，随着黑人的迁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最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的郊区社区。(32)乔治王子县人口中的64％是黑人，而同为华盛顿特区郊区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71％居民是白人。另外一个例子是纽约长岛的两个社区，亨普斯特德(Hempstead)和花园城同处拿骚县，一街之隔，亨普斯特德居民92％是黑人和拉美裔，家庭中位数收入5.2万美元，花园城88％居民是白人，家庭中位数收入是15万美元。“长岛变得更多样性，拿骚县也变得更多样性了，但少数族裔主导的社区变得更少数族裔化，白人主导的社区则有更多的白人居住。”(33)第三，郊区发展极其不平等，少数族裔进入郊区并不是和自己的经济地位相配。实际上，少数族裔进入的郊区是近郊，近郊五分之二的人口是少数族裔，而远郊(人口只有大都市区的10％)五分之四的人口是白人，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族裔居住的郊区是原来内城社区的“升级版”，“是新一轮白人逃离后遗弃的不太好的社区”。(34)以住户的贫困率为例，白人居住的郊区贫困率不到7％，拉美裔是12％，黑人是11.4％，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黑人和拉美裔居住社区的贫困率比收入不到4万美元白人社区的贫困率还高。(35)以圣路易斯郊区弗格森镇为例，该镇处于圣路易斯近郊，黑人人口占50％，圣路易斯郊区是位列密尼沃克、迈阿密、克利夫兰之后全国第四大郊区隔离程度最严重的地方，尽管从2000年隔离指数74.0，下降到2017年的71.7，但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市郊区贫困率低于12％，白人郊区贫困率不到6.2％，黑人郊区平均贫困率在16.4％。 总之，少数族裔郊区化的进程还在进行中，由于地区不同，如南方阳光地带由于黑人中产阶级和大量拉美裔、亚裔移民的进入，少数族裔的郊区率提高较快，但北方一些大都市如底特律等变化有限，另外就是远郊还是以白人为主，如圣路易斯的远郊黑人人口只有不到10％。(36) (三)内城绅士化对当前居住模式的改变有着很大影响。 内城绅士化(Gentrification)，也有翻译为中产阶级化，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1964年社会学家鲁斯·格拉斯(Ruth Glass)，他将内城绅士化定义为，原有的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被高收入的新来者所替代，直至该地区社会特征发生的过程。在美国内城绅士化经常指的是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贫民窟(ghetto)在经历了投资减少、经济下滑后，由于城市改造，出现了复兴和再投资，大量白人中产阶级涌入，原来社区发生了从族裔构成到经济发展均出现变化的过程。有美国学者认为，内城绅士化降低了城市的居住隔离。(37) 有关内城绅士化的作用评估，我们国内亦有学者关注，孙群郎、常丹丹在《美国内城街区的绅士化运动与城市空间的重构》一文中，认为绅士化运动导致了美国城市空间结构乃至整个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变化，对于阻止中心城市的进一步衰落发挥了积极作用。(38)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2005年兰斯·弗里曼(Iannce Freeman)通过比较绅士化社区、没有经历绅士化社区以及一般大都市区社区的流动情况，认为绅士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绅士化也不是造成社区社会经济变化，从而引起居民替代的主要机制。(39)杰克林·王(Jacklyn Hwang)等通过对2007-2009年芝加哥内城绅士化过程的研究，认为对于黑人和拉美裔集中的社区作用是消极的，如当社区中黑人人口大于40％的时候，绅士化的作用减弱，种族构成是个门槛因素，(40)这个结果有助于解释在都市转化过程中社区种族不平等的再生问题。凯瑟·纽曼(Kathe Newman)等人通过对纽约8300-11600户家庭的研究，得出结论是在1989-2002年纽约市的替代律相当高，占到当地迁移者的6.6％—9.9％之间，认为目前城市热衷于绅士化，忽略了穷人的住房需求，尽管低收入人群可能能分享绅士化带来的好处，但绅士化这个又苦又甜的果子很快会烂掉，当对低收入人群扶持政策消失后，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城市，完成人口的置换。(41) 对于内城绅士化，应该看到，一是内城绅士化的区域有限，并不是所有地区，有美国学者认为受绅士化影响的大都市区只占全部大都市区的10％，或者从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小区(tract)看，只是6％的小区。(42)有学者认为，以房价和房租变化为依据衡量绅士化程度，房价直接反映该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状况。绅士化的普查小区一定是处在大都市的中心，绅士化前该小区房价在全市的下半部，绅士化后上扬，2000-2007年居前五位的城市是：波士顿(房价上升61％，下同)、西雅图(55％)、纽约(46％)、旧金山(42％)和华盛顿特区(35％)。(43)此外即便存在绅士化促进居住融合，但也要看到是在大都市区居住隔离逐年缓和的大环境下发生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少数族裔群体，绅士化影响不同。杰克林·王通过对1995年以后芝加哥社区绅士化研究，认为只有白人人口占35％以上的社区，绅士化的作用还在继续，黑人人口占40％以上的社区绅士化基本没有什么效果，该学者在研究西雅图社区后，发现亚裔与城市绅士化关联比黑人和拉美裔要强，西雅图在经历亚裔移民进入的同时，也经历着城市绅士化。(44) 绅士化是否缓解了居住隔离?华盛顿特区可以说是美国城市绅士化的典型，由于城市复兴，大量富裕白人迁入，2011年该市50年来首次由黑人人口占主导(人口占60％)的城市变为多样性的城市，在约69万的人口中，黑人为46.4％、白人36.3％，拉美裔为10.9％。近一半的黑人人口集中在阿纳卡斯蒂亚(Anacostia)河以东，河西的黑人由2007年42％下降到2015年33％，同期河东的贫困率从27％上升到33％，居住多为低收入的黑人，黑人人口占到92％，46％的孩子是生活在贫困家庭，全市这个数字是13％。(42)华盛顿特区绅士化地区2000-2015年间白人人口比例从5％上升到50％，但同期同地公立学校的白人学生注册率仅从1％上升到8％，这种不对称也说明绅士化并没有能带来种族融合。(46) 华盛顿特区的哥伦比亚高地(Columbia Heights)是新世纪内城绅士化的典型，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后此地发生过持续暴乱，大量房屋空置，绝大多数居民是黑人穷人，小区破败不堪。新世纪伊始，市政府注资1.38亿美元，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2000-2010年人口增加了6％，2012年被誉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绅士化社区。同时该社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四分之一的黑人和近20％的拉美裔人口离开了该地，白人人口翻了4倍。2000年以来中位数房屋租金上涨了50％，中位数房屋价格翻了一番。(47) 总之，无论是居住隔离状况的好转，还是“熔炉式”郊区的出现，以及城市绅士化的形成，只是从有限的几个侧面勾勒出当下美国居住隔离的新状态，这个状态背后的形成原因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