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春，著名作家郑振铎到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七七事变后，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全力投入抗战。 “八一三事变”前，战争阴云已笼罩着上海。当时，郑振铎藏在虹口开明书店有100多箱古书。他和朋友们反复商量：“这些书到底能否留下？如果日军攻进来，这些书被搜到了，会有什么麻烦？” 随着日军占领上海，加强了文化统治，不断有日军逐家搜查，有的人因一两本书报而被逮捕，恐怖气息弥漫开来。 郑振铎和朋友都是爱书之人，此时此刻，大伙儿的心情异常焦灼，相互看着发愁，都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实际上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 思前想后，郑振铎痛下决心：“烧，把这批书全部烧掉。” 他先把有关信件和记载、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在内，扔进壁炉里。继而开始处理那一箱箱书，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立即燃起熊熊大火。当看到瞿秋白送给他的签名俄文书、最心爱的几套古装书，他的心在滴着血，说不出的难过，觉得自己太残忍了！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有的书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天又狠狠心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 他将这些书整整烧了3天。期间，动员孩子们一起撕、一起烧。孩子恳求着：“爸爸，这本书很好看，留下来给我吧。”他的心又一次流血，但再三考虑还是摇摇头：“烧了吧，下回买好一点的书给你。”那段时间，郑振铎周围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 多年后，郑振铎假想：“如果当时不烧，能否把这些书寄藏到别的地方。”随后，又否定了。那种情况下，人人自危，“移祸”之事，他绝不肯做。随即，写了一篇《烧书记》，铭记那段关于书的惨痛记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