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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少年苦难”是真的吗?

http://www.newdu.com 2020-03-24 中华读书报 李传玺吕锡寿 参加讨论

    
    作为词坛有清三百年来的“殿军”(龙榆生语),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奇女子,吕碧城1943年1月去世不久就有人不停地给她写传记,而且开头章节都会写到她的少年苦难。最早由澄沏居士写的《吕碧城居士传略》这样写:“年十二,丧父,家产被堂叔侵占,贫无以为生,随母姊赴塘沽依舅氏。”随后方蒙写的《吕碧城传略》这样演绎:“九岁议婚汪氏,十二岁丧父,侍母乡居”,“母严氏,为继室,与人争产,被掳,樊山任江宁布政使,碧城函请营救,幸脱险,乃汪氏藉词退婚。”由是,这些年出的吕碧城传记开头都出现了这样的故事:12岁父亲吕凤歧去世后,由于门下没有男生子嗣,只好过继,这便引来了财产继承的争执,男方将她们母女拘禁,并以“灭门”相威胁,原订好亲事的旌德汪家又来退亲,吕碧城只好修书父亲的“同年”樊增祥,后者竟派兵救援,最后母女四人只好投奔其舅家,吕碧城后再出走天津其舅严朗轩处,最后又由此处走进大公报,开启了她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一生。
    吕碧城的这个少年苦难真是这样吗?
    许多人把它定位在六安市舒城县张母桥。大家一上百度,都会发现吕碧城是宣城旌德人,怎么会与六安挂上钩呢?其实旌德只能算是她的原籍。由于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吕氏家族尤其是吕碧城一族于1961年迁往江北六安一带。其父吕凤歧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年)二甲第二十二名进士,光绪八年,接替同科状元王仁堪“视学山西”,十月中旬到任,鉴于社会动荡,山西的童生试积压太多,十一月便开始出按各地规范督促进行岁考,同时改进作风,“函致沿途办差,州县减去酒席三分之一,勿用燕菜烧猪,车马须照传单定数,无任多索,并裁教官门包等项”(以下所引未注明者均出自吕凤岐自撰“行年录”),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山西“通省科考已毕”,并选拔了一批真正有学识的学子送往京城参加光绪十二年的大考。就在送走考生们之后,“因念家本寒微,一入词垣,骤膺使命,自维寡德,已属非分之邀,徜再历资洊升,益怯弗克负荷;况赋性直傲,亦不相宜,遂决计乞病退休“,吕凤岐辞官于光绪十一年农历腊月小年二十三回到六安。吕碧城于父亲山西任上的第二年即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在太原出生,此时也一同随父亲回到六安。当年过年吕凤岐一家在六安城“假寓度岁”。吕凤岐兄弟七人,三兄、同父异母的七弟早逝,大兄此时在直隶任职,二兄和五弟北渡后在舒城张母桥一带住了下来,光绪十年,吕凤岐还在山西任上时,就“于六安之东南乡买一小庄子,距张母桥四里许”。此时虽然二兄和五弟也已经去世,但第二年开春,吕凤岐还是赶了过去,在那个小庄子住了下来。但由于此处的兄、弟都已去世,吕凤岐的心情并不好,仅过一年即光绪十三年正月,一家的不顺就显露出来了。“正月大雪五六尺,欲令贤铭就婚合肥石塘桥,不果,行改期于二月焉”,吕贤铭是吕凤岐的大儿子,合肥人、“同年”黄楚香于光绪三年去世时临终手书,想把他的次女嫁给吕贤铭。吕凤岐没负朋友之托。结果大雪不能行,婚期只好推迟到二月,没想到此时“里中来讣,三叔母下世”,那时家中有丧事是不好做红事的,这桩婚事又只好再推。本来来到张母桥,是想能够兄弟相聚,现在既然他们都没了,再加心情又不好,家事又不顺。这时吕凤岐“在州城,典赵教授宅一区”,四月又把家搬回了六安州城(此处兄弟田产的田租就由此时回到原籍的吕凤岐异母六弟以后一直收取)。之后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吕凤岐去世,他家一直住在六安。也就是说吕碧城随父亲仅在舒城过了一年,她后来的不幸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张母桥。
    那么是不是发生在六安呢?搬家六安后,本年度的不顺仍然接踵而来。刚一搬到六安就来了个大不幸,五月,二儿子吕贤钊逃学,被吕凤岐知晓后,只是“薄责”,已经十九岁的这家伙竟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这给吕凤岐带来的是“痛悔不已”,这两个儿子都是原配蒋氏(两人同治五年结婚;十一年蒋氏病逝,同治十三年续娶皖东滁州来安县严氏,严朗轩次妹)所生;不幸仍没停止,七月,大儿子的未婚媳妇黄氏又在娘家病逝。面对此,吕凤岐只能悲叹:“家门不幸,至于此极”,于是“忧郁抱病者数月”。中国有句古话,否极泰来。第二年,吕家迎来了一个欢快之年,正月,四女,即吕碧城的妹妹吕贤满(光绪元年大女吕贤锺,光绪七年二女吕贤鈖)出生,虽然想再要一个儿子,偏又来了个女儿,“嫌”满,但毕竟是喜事,接着在游览当时六安重要名胜地流波石童(离刘铭传最后把家安在且在此处去世的麻埠不远)时,又为贤铭续聘了旌德汪家女儿,并于当年十二月迎娶。隔一年即光绪十六年四月底,长孙女吕翠霞出生。一家人就这么快乐地生活了三年多。不幸再次降临,光绪十七年正月,长子贤铭竟然病逝。也是自此年,吕凤岐没有再自撰“行年录”。之后几年的情况都是二女儿后来补记的。据吕贤鈖记载,面对这突然的打击,“先君恸甚,因得目眩,体气日以亏虚”,无以遣怀,只好“黎明即起,读书至夜分始辍”,同时“日亲督诸女读”。也正是由此,吕凤岐把四个女儿都培养成了才女,为她们以后开创现代女子教育,在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上留下灿烂一笔打下了扎实基础,而吕碧城更成了文化大家。也是在此时,吕凤岐将吕碧城许配给了原籍一直联姻的汪家。住在这样的家里,“先君动触悲感,不欲城居,多住乡间田庄上,友劝筑新宅以易境,因以四百金,购六安城南地起屋”,由于心里不得劲,吕凤岐对盖新房也不起劲,再加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事又让他再添一愁,新房一直拖拉到第三年秋天才完工,“九月二十日,为先君五十晋九诞辰,州官及绅学就新宅为寿,辞不获,因是劳顿备甚。旬余,独登小园假山,眺望郭外长河风帆,乃雨后山滑,偶踬,扶归疾作,十月初三日见背”。新房盖成,又赶上生日庆贺,都是好事喜事,谁成想,福祸相倚,一下陡转成了悲剧呢。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发生了家族囚禁她们母女五人的事件呢?补记行年录的吕贤鈖并没有记述这些事,她只是说:“呜呼痛哉!吾母严夫人以二子之亡,复失所天,庭帏未能宁居,茹痛弃产,挈三孤女永离六安,就食来安外家。盖伯姊于遭大故之次年,遣嫁外家为妇,来依之矣。”再看她在补记中对家族中其他人的称谓与语气,似乎也没有发生那些事。已经十四五岁,也非常聪颖的吕贤鈖,如果发生此类事,应该能记住,后来事业有成的她在补记时,如果发生此类事,我想应该会记下或有所透露。而她们母女几人在吕凤岐去世后还在六安住了两年多,第二年还做了出嫁大女儿的大事,也应该表明没有发生那些事。
    那家中在吕凤岐去世后,是不是因为继承问题发生过矛盾,吕碧城有没有遭遇退亲之事呢?应该发生过。过去任何一家都是需要男丁来传承子嗣的,而任何一个男丁也是需要有后人接续香火的,据吕氏家谱(这家谱原初是吕凤岐生前主持修撰的)记载,和贤铭过继后人的口述,吕凤岐二儿子贤钊也订了亲,是旌德汪氏,贤钊自杀后,汪氏虽然没过门,但一直在娘家守节,吕凤岐也给他过继了后人,按照规矩,首先只能在亲兄弟后代中找,于是过继了吕凤岐在直隶任职的大哥的孙子能统,他大哥也只有这一个孙子,让他一头挑两门,没想到能统也体弱多病,很快去世了;吕贤铭去世后,也只有一个女儿,吕凤岐就把他伯父的重孙子能恂过继给了贤铭,看来他们家真的不旺,能恂也早逝没有后代,吕凤岐逝世后,就由贤铭的夫人汪氏作主过继了同一分支能德的儿子绍祖为能恂之后。如今吕凤岐或者吕碧城他们这一支的后人就是绍祖传下来的。按照传统和大清律例,“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孙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在吕凤岐去世后,以上这些名义上的继承者都有权继承吕凤岐的家产,独独严夫人母女五人没有继承权。这些人家包括,吕凤岐伯父家,吕凤岐大哥家,同房的能德家。再加母以子贵,虽然贤铭夫人汪氏也没有男丁,但毕竟由吕凤岐在世时确定了继承人,应该算是有了子嗣,在家也就有了主导权。同时,吕凤岐祖母是汪氏,母亲是汪氏,贤钊的夫人是汪氏,贤铭夫人汪氏背后是一个大势力,严夫人虽是太夫人,但如何竞争得过。但据其后人说,当时分时,还是给她们母女五人分了一大份,这也是后来吕贤鈖所说“茹痛弃产”的由来,也正是这样,第二年还能够比较体面地把大儿女吕贤锺嫁出去。但在这种情况下,严夫人的心情能好受吗?在那个时候,太太和小姐们必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想单独出去也不可能,更是礼俗所不允许,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软禁。最后严夫人只好带着三个女儿回娘家,也是投奔大女儿。看到吕凤岐家由此开始走下坡路,而严夫人又只能生女儿,在当时也被视为不祥,汪家就把吕碧城这门亲事退了,当然他们也怕吕碧城嫁入汪家后,会对此时在吕家的汪夫人产生不利影响。汪家这份势利如今是应该谴责的,这个退亲可能给吕碧城一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她终生未嫁,从潜意识来讲,她可能觉得自己曾许配过人,还有就是她看到了传统的婚姻所带来的不公平。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它解放了吕碧城,否则嫁到皖南大家族的吕碧城,在严格礼法规矩的管束下,可能只会终老高墙深宅庭院里,那样对她本人是一个损失,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也是一个损失。
    应该说,吕碧城少年的所谓苦难严格意义上讲是其父亲去世后的这短短的两三年,也就是这个所谓争家产和退亲。至于所有传记中所说的被掳被软禁,也有所本,只是大大的“穿越”和扭曲了。据吕贤鈖《勉丽园随笔》记载,光绪二十八年,严氏及妹贤满居来安外家,被恶戚所厄,惨无生路,俱各饮鸩自尽,幸为邑令灌救得活。嗣因大姐惠如之求,江宁布政使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迎救。根据这个记载,这个苦难的故事,并不是在六安,而是在来安,时间已经过了六年,而且不是她们母女四人,只是严夫人和小女吕贤满,也不是吕碧城飞信求救,是其大姐吕贤锺所为,吕碧城一到来定后不久即去了天津,此时已经不是少年,而是二十岁的美女了。
    最后再简单说说吕凤岐的交往。在吕凤岐的行年录中,他记载了与李鸿章、李翰章、周盛波、刘秉璋、张树声、吴汝纶等淮系人物的交往,尤为难得的是,还交待了吕凤岐一家与胡适夫人江冬秀外公一家的关系。江冬秀曾外公吕朝瑞是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探花;外公吕佩芬是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第6名)。道光二十三年,吕凤岐七岁,他后来记道:“是秋,九霞族叔(名朝瑞,官编修,湖南学政)举乡试,比邻而居,见贺者络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两家原来是住在一起,吕朝瑞的中举给吕凤岐起到了激励作用。后来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吕朝瑞家对吕凤岐还颇多照顾。咸丰七年因太平天国之乱,吕凤岐大哥跑到杭州,就住在吕朝瑞大哥,此时担任浙江盐经历的吕松坡家里;同治五年、担任湖南学政的吕朝瑞给吕凤岐来信,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湖南帮助工作;自己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即光绪四年,他去江西把原配蒋夫人的棺材运回,也把两个儿子接到身边,顺长江从芜湖登岸时,就住在此时回来在芜湖安家的吕朝瑞家里,并把两个儿子暂时寄养在这里,自己回老家处理所有在太平天国时期死去的亲人的丧葬事宜。一直到第二年十月一切处理妥当,才再去芜湖接上儿子北上京城,从芜湖走时,又和吕朝瑞的四子吕佩芬同行,吕佩芬就是此次进京第二年考上进士的。由此,也可说吕碧城是江冬秀姨母。今下,吕碧城长大的六安无人“关注”她,她的原籍旌德庙首正借助她发展旅游,旌德也把她当作一个文化“名片”,对江冬秀旌德也是如此,但由于没有多少人知道江冬秀这两位长辈,因此很少有人把两家或两人给绾起来。这里我把吕凤岐行年录中两家的关系作一梳理,想来也会给旌德的相关“建设”不无裨益。
    (本文作者吕锡寿为吕凤岐第六代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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