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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研究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以及围绕媒体社会实践做出文化阐释的媒介人类学来说，从研究方法上继承了人类学中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工作方式，并形成媒介人类学的“文化方法”。所谓“文化方法”，既表明观察、访谈、田野笔记、叙事等过程背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性，又强调方法和文化阐释的关联性。这种文化方法，提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者需要进入到特定社会和文化情境中，或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采用田野和民族志的方法，进而完成阐释人们媒介实践活动和文化意义的任务。对这些研究方法的重新讨论和认识，是让研究者回归到媒体、传播与人们社会生活互构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路径。 关 键 词：媒介人类学/文化方法/观察/访谈/田野笔记/叙事 项目基金：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微信与都市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建构”(17BXW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昆明 650500 研究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以及围绕媒体社会实践做出文化阐释的媒介人类学，从研究方法上继承了人类学中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工作方式。然而，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工作方式被人们逐渐认可也经历了较长时间。早期，人类学家将传媒“打上大众文化或俗文化的标记”①，对其退避三舍。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来没有从学术角度探讨过大众传媒”②，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媒介世界就已经成为人类学家和传播学者必须共同面对的研究对象”③。但是，人类学界多注重如何“在自己的田野中开始使用相机、摄影机、录音机等现代传媒工具”④，而传播学者则从1980年代始逐渐借用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和学科方法来研究传媒文化。如英国学者莫利⑤、澳大利亚学者洪美恩⑥，都采用民族志方法对电视受众及其文化复杂性做了探究。并且，不论人类学还是传播学，一定程度忽视了“传播实践的日常性和语境”。⑦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正在于将媒介“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⑧，关注人们如何围绕媒介展开活动实践，从而探究媒介是如何嵌入到不同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另外，有学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是对“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的民族志式的、历史性的、语境化的分析所构成的”。⑨ 从这样的研究取向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媒介人类学必然要面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基本情境”，即“在那里”的田野。“那里”，意味着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要在某个语境化的空间或地方完成。然而，究竟花费多少时间进入到特定情境?“在那里”的社会场景如何理解?当研究者进入到特定的研究地点时，为什么要在田野笔记中记录下似乎事无巨细而又超越媒介技术本身的观察?在记录中为何有些内容被“凸显”，而有的内容却被“遮蔽”?怎样的文本叙事彰显媒介人类学书写的色彩?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涉及研究中的具体方法，更关系到操作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操作程序总是力图彰显所谓的“标准”和“规范”，却可能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解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其陷于方法的套用与陈规，不如追问理念的复杂与合理性。 一、媒介人类学的“文化方法” 正如“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有一套独特的问题和词汇来理解这个世界”⑩一样，作为探析不同社会现象和阐释文化意义的人类学研究来说，除了要面对研究“什么”的问题，更要面对研究者在“哪里”从事研究的问题。(11)“在哪里”逐渐形成人类学研究中的基本情境，即田野。田野的观察、记录与民族志的书写，构筑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进而形成人类学的“方法论价值”(12)。随着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推进，田野工作对于该研究领域来说，还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13)对“田野”的强调，也使得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方位感”的研究，即“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有关某处’和‘来自某处’的特性，知识者的特定方位(location)和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知识的产生类型是重要的”。(14) 对于媒介人类学研究来说，从人类学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沿袭而成的工作方式，让人们得以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和某个具体的空间和“方位”之中。在此研究取向的引导下，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者将媒介理解为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人使用的技术，技术的存在更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同时存在于特定的文化领域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中”。(15)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人类学研究是对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以及围绕媒体展开的社会实践的文化阐释。不同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社群，必然造就人们媒介实践行为的差异，要对其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则要求研究者去到“那里”，深入具有差异性的社会内部，完成田野的观察、分析与书写。 如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看，在以往媒介人类学领域中已产生了不少讨论。简单概括，可以发现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在研究个案中对民族志方法的具体实践。如莫利和洪美恩的研究；(16)在新闻生产领域，塔奇曼和甘斯将民族志的方法运用在新闻编辑室内，提到了观察、访谈等内容。(17)这些研究个案较早开拓了传播学视野中对民族志方法的运用领域。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也包括了人类学界本身对传媒研究的关注。比如王铭铭提出传媒时代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和观察依然以民族志和“地方性知识”为特点，但应该将大众文化和新的社会历程纳入到研究过程中；(18)最近几年国内学者讨论颇多，如沙垚认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等，忽略了其背后丰富的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19)孙信茹提出田野作业中研究合作者之间的配合如何对田野笔记产生新的意义；(20)陈刚在梳理了我国1996年至2016年学术四大刊传播民族志研究论文的分布和走势后，对多点民族志、访谈伦理、经验与理论对话等问题提出反思。(21)三是具体操作及方法拓展的讨论。如张祺于贵州苗族影像的研究(22)；郭建斌等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中对“多点民族志”的讨论(23)；库兹奈特细致勾画了网络民族志的新的田野和操作方法。(24)这些讨论的视角较为多元，提供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但是，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讨论和拓展空间，尤其是从作为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角度并没有太多系统性分析。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是一个由若干环节共同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将基本的环节分为进入田野的观察、访谈、笔记，以及文本的叙事和写作几个过程。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些环节如何配合形成整体性研究?研究者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为何这些方法会构成媒介人类学的特殊“语法”?对操作背后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角度，关系到对问题的介入方式、资料获取和分析深度。 如前所述，去到研究地点，展开记录观察的田野和民族志的方式，构成了媒介人类学研究的特定“语法”，也形成了媒介人类学的“方法论价值”。我们将之称为“文化方法”。所谓“文化方法”，既表明操作方法背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性，又强调方法和文化阐释的关联性。这种文化方法，提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者需要进入到特定社会和文化情境中，或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采用田野和民族志的方法，进而完成阐释人们媒介实践活动和文化意义的任务。随着媒介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互构关系的日益紧密与复杂，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空间。结合研究者自己在媒介人类学中的田野和实践经验，文章将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媒介人类学的“文化方法”讨论。 二、整体和情境主义的观察 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围绕人们和技术相关的实践活动展开，因此，研究者必然要追问技术存在的社会文化结构。如西尔弗斯通所言，个人对媒介的运用，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心理状况、使用习惯等相关要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别这些要素，不是要把它们作为孤立的现象分别研究，而是应该找到一个框架，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研究”。(25)这个框架，可理解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它提供了媒介实践者何以行动的基本背景。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思路，那就意味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常常是具有“地方性”的，需要研究者进入到特定的地点和田野中展开民族志的研究。民族志的方法本身就具有“有效建立起局部理论”(26)的作用，这种“局部理论可以成为理解其他地方性社区的基础”。(27)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对具有实体性的田野点尤为强调，同时，也会秉承人类学研究中对于田野点持续较长时间观察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人们的媒介实践活动“还原”到某个具有地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事实上，这种对特定“地方性”的还原，强烈地彰显出人类学研究中整体和情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所谓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并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要描述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群体，应该将这个“个体”放置于它所处的文化整体之中，需要全面详尽地对该群体生活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进行调查。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在研究印第安人手鼓时，提出不能只将手鼓看成一种发出声音的工具，它还是一种驱邪声响的文化用品。(28)这个做法，就是从文化背后的意义和脉络入手的整体观研究。这种自民族志的基本范式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确立的理论视角，“意味着我们要把文化想象成一张大网，结构、符号、信仰、规律和法则，都在其间相互作用”。(29)即便当我们研究的是某一个聚焦较为明晰、具体的对象和专题性的问题时，整体论的定位也必须“促使田野作业者的观察要超越一个暂时的文化图景或文化事件”(30)。在我们所做的傣族家庭照片的研究(31)中，我们试图通过讲述当地傣族人家庭照片背后的故事，探究照片所展现出来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并尝试追问这些记忆产生的村落社会机制、文化背景和傣族价值信念之间的关联，从而分析该社会内部成员的自我认知、人与社会、群体间的互动等问题。为了完成这样的研究，我们需要进入到村寨的历史语境和当地人的生活场景中，真正去理解这些照片故事建构起来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在对村民各类庆典仪式中的照片进行分类时，我们发现，在节日庆典和多种活动中，人们的合影留念都和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如果不进入到他们所生活的村落空间和文化逻辑中，就无法发现宗教是切入傣族社会生活的一道方便之门。 再以我们近期关注的一个白族村落微信使用研究(32)为例，我们花了较长时间对这个白族传统村落做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掌握了该村落的历史、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源等情况之后，我们再回到对村民使用微信的理解上。当然，如果从一般层面来讲，白族村民的微信使用或许和都市中的每一个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别。甚至，在我们调查的这个白族村落中，由于经济条件和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村民们拥有手机的比例较高，同时，村落的无线网络条件也较好，使用微信的人数较多，因此，微信构成了这个村落社会的基础“架构”，村民们在其中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生存空间。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发现并不困难，甚至，注意到这些现象，或许并不需要太长的调查时间，研究者进行一般的访谈和数据搜集就可以掌握这些基本的信息。但是，这并未完成媒介人类学的观察，如果研究者不能深入到村落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日常生活中进行解释，则不能揭示出白族村民们使用微信的独特性。我们发现，白族村民在微信中建立大量的微信群展开对歌活动时，这背后的社会基础则是来自于这个村落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传统。当地村民历来就有演唱白族调的传统，微信里的山歌群，是将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和娱乐生活拉入网络世界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村民们和城里人一样，用着相同的手机，登录着一样的APP，我们无时无刻都能够感受到新技术的畅通无阻。但是，用着相同的新技术，并不全然代表着新技术所赋予的生活意义是一样的。对于这个白族村的村民来说，微信里的山歌群，是村民们将自己独有的文化、审美、经验注入新技术的过程。 这样的讨论，并不满足于媒介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力图揭示进入到田野点进行全方位观察的必要性及其方法论基础。在研究中，如果能够意识到整体主义的存在，就会让研究者真正体会社会情境、文化结构的细微之处以及它们对媒介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到“那里”的田野，才能以“局内人”的视角去切身感受并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处境和文化情境，从而真正体察人们对技术的使用，实则就是个人和群体生活方式的展现。这种进入的方式，我们也将其理解为一种“嵌入性”的观察方法，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不再把任何一种单一机制，当成文化实践者作出决定的‘纯粹’动机。”(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