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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浸入和参与式的访谈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要求研究者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生活展开观察和研究，使得民族志的工作方法带上了强烈的“嵌入式”色彩。因此，有研究者将参与观察看做是一种“几乎完全建立在两人或多人(其中一个是研究者)互动基础上的方法论，而这种互动常常是混乱、复杂、且富有感情色彩的”。(34)这表明，参与观察带有人际互动的方式和技巧。然而，“如果你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和生活的，为什么不跟他们谈谈呢?”(35)这个观点，表明了民族志的人际互动方式中，访谈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料搜集方法。 在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研究者较为关注人们围绕媒介技术展开的实践活动，因为媒介技术本身具有的“中介性”的特点，使得研究者自然首先会关注研究对象如何使用媒介、如何解读媒介本身所负载的信息内容。然而，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恰恰在于要将“媒介技术文本内容去中心化”(36)，从而去“理解媒介的物质性及其媒介化的形式，而不能只理解被传递的特定讯息”(37)。换言之，媒介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如果只是“限制在内容或内容的接受，就会忽略科技通过本身的形式而强加新的社会关系的途径”。(38)当然，要突破对媒介讯息内容较多关注的局限，需要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与研究对象有深入地互动和对话，才能逐渐切入研究对象媒介实践所处的社会领域，这必然就涉及访谈的问题。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对访谈主题、访谈形式、访谈准备、访谈过程等操作步骤论述已经极为充分，本文则将访谈置于整体论和情境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下进行讨论。 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研究中的访谈归纳为三种方式：“共情”的访谈、观察式的访谈、过程性的访谈。 媒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常常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互动，甚至，“好的田野工作关系常会产生一些心碎时刻”(39)。尽管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在自然主义倾向的影响之下，需要研究者做平实和不加修饰的记录，但是，谁又能全然保证在面对忧伤悲喜时岿然不动呢?田野的旅程，注定你不可能总是那个躲在相机和录音笔背后的书写者。因此，田野工作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共鸣感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展开的访谈，就是“共情”的访谈。例如，在对一个普米族传统村落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个28岁的年轻村民做了个人生命史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曾经有过半年外出打工经历、父亲亡故、只有老母亲一人在家，需要自己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虽然只有短暂的打工经历，但对他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提到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时，他反复提到动画片《熊出没》中的“光头强”形象，并强调说自己将其理解为是一个艰辛的打工者形象。而在他喜欢玩的西瓜视频中，他给我们播放并详细讲述了《下定决心耕田种地》(40)的视频。这个3分40秒的视频，展现了一位身背草帽、手持锄头的90后农村女孩儿在屋前犁地的场景，她唱出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为何经历打工后毅然决然选择回家种地的心境。(41)当我们问及为何他会如此钟情于这个视频时，他说：“这个视频说进心坎里。”在面对外面精彩的世界和艰辛时，他不得不选择回到家乡，纵有不甘和向往，也只有努力劝服自己立足现实。网络世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内容的“接收器”，更是他和外部世界连接的重要中介。这样的访谈和对话，在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历程，并尝试进入他的情感世界去理解其媒介使用行为之后，访谈资料可能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显然，他对媒介内容的关注和阐释，正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生活境遇以及他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民族志常用参与观察来描述其基本特征，这也决定了田野工作要尽可能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进入，意味着研究者“尝试着更加深入地沉浸到他人的世界中，以领会他们的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42)，在这点上，媒介人类学的访谈也不例外，因此，媒介人类学的访谈不是只拿着录音笔就可以完成提问的简单工作。当你试图让对方提供嵌入其生活世界和经验感知的“媒介故事”和有趣的叙述时，不去把握对方生活场景的动态性过程，那么，这种访谈的效果和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采用观察式的访谈常常会让研究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对白族村民微信对歌群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微信里对歌已经成了很多村民们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当我们访谈一位村民时，他提起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在微信里对歌，常常一唱就到深夜。我们是在他的家中完成的访谈，我们追问他在家里对歌时的场景、所坐的位置以及面对手机如何演唱等细节。谈话激发了他的兴致，他意犹未尽地给我们演示对歌的情形，并且告诉我们因为对歌，手机常常没电，因此，自己专门准备了一根长长的充电线，从电视机旁的插座一直连到自己所坐的位置上。我们在他的演示中完成了一次对歌场景的访谈。这种访谈，将研究对象的媒介使用行为还原到他的生活情境中，在观察中推进访谈的问题和内容，使研究者得以深入理解对方言谈的意义，从而让田野工作中的访谈成为一个“多渠道发生的事件”(43)。 访谈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本身就是过程性的展示。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的访谈称为过程性访谈，意在突出这种访谈进入对方生活世界的独特优势，即过程性访谈并不做事先的预设，而是在谈话中了解对方兴趣并与其做知识上的互动，最终建构起对其行为实践的理解。同样是在白族村落的调查中，我们要了解一位32岁男性村民的手机使用状况。访谈开始很难打开话题，并且对方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怎么用手机。我们在他放养牲口时偶遇，几句攀谈后我们了解了他的兴趣点。他一路给我们讲述养驴子的故事，我们追问他如何获得这些养殖的知识、是否和他人分享等信息。打开话匣，谈话的内容自然转向了他在微信里对放养牲口信息及影像的呈现，他也时常将自己的畜牧生活在微信中分享。这种过程性访谈，让我们看到他的线上与线下生活的连接。 从韦伯的诠释社会学路径来看，要把握行动者行动上的主观意义，“只能靠理解，而不能从外部对行动进行观察。从外部观察难以观察到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只有通过访谈等途径深入到行动者的意义世界，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行动”。(44)这种说法，并非认为观察不重要，而是强调了观察和访谈的结合与相互作用。我们将其看作是一种浸入和参与式的访谈，理解这种访谈，才能让研究者“从人们在一系列自然而然的场景中的交谈和行为中推断出人们真正的关注点”。(45) 四、创造意义的田野笔记 媒介人类学秉承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观，将人们围绕传播与媒介的实践活动还原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场景中，因而民族志的观察与记录被看作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更有学者认为，“对民族志本质的认知直接关系到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做田野笔记”(46)的问题。田野笔记的完成，有赖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与文化情境的深入，这种方式，自田野观察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始就已奠定其基础。也从马氏这里，人们更多将田野笔记看做是与被研究对象高度隔离，是研究者“客观真实”描述和记录的文本。而随着民族志反思浪潮的兴起，人们注意到田野笔记是与被研究对象积极互动的过程，开始倾向于认为没有所谓自然和不受干涉的记录，相反，“由于描述过程中加入了研究者的感受和阐释，所以很可能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情况和事件的描述也会各不相同”。(47)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媒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看做是创造意义的过程，是研究者对“事实”进行筛选后的结果。 更进一步追问，这提醒我们，研究者总是带着自身的文化框架进入到田野的现场，用格尔茨的说法，“种种学科和貌似学科的学科远远不只是工艺技术，它们是文化的框架。这种框架形成了人们的态度并指导人们的生活”。(48)这种文化框架包含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情感体验和生活旨趣，必然使得田野的观察和记录带上了差异和多义性。我们将田野笔记看做是创造意义的过程，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记录和解读是随意和极度个人化的，相反，我们认为这种意义的由来和生成，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生活情境与文化逻辑的充分了解基础上。这也正是文章前述所讲的“嵌入式”的观点，它提醒我们，一个文化中各不相关的部分，其实有着层叠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媒介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笔记，则可以将这种田野笔记理解为一种致力于“揭示、描写本土性意义”(49)的记录。这种对本土意义的追求，意味着研究者要始终处在研究对象的语境中，去尽力展现对方的生活惯例和经验世界。 在对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中，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村民的社会与文化情境，我们将调查期间遇到的仪式活动作为重点观察和记录的内容，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来说，典礼和仪式是当地人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最佳体现。在对这个村落葬礼“给羊子”仪式的记录中，和人类学及其他学科视野中对仪式的关注不同(50)，媒介人类学的视角将这个仪式看做是举全村之力合办的“公共事件”，透过这一核心事件，可以窥见村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对这种整体性生活方式的了解，才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解释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和状况。比如在村民们的微信内容和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将仪式中的一些环节和场景拍摄并发布朋友圈的做法。如果仅仅就他们发布的内容来看，或许并不能理解村民们这种内容“生产”具有的意义，但是，一旦了解了这些仪式在他们传统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研究者就能更好地理解媒介实践必然是生活与文化逻辑的展示。此外，在对这个仪式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剖析该仪式如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凝聚，更要重点探究传统村落中人们的社会交往网络的构成，这也是媒介人类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因此，在田野笔记的记录中，我们除了记录仪式的基本流程之外，将重点放在了参与者、与主人家的关系、赠礼、帮忙等环节上。我们在笔记中记录了红事白事过程中村民参与方式的差别，葬礼中村民、家族亲戚如何各司其职相互帮忙、记账先生如何完成工作、人们挂礼时的规则等细节。而这些看似零散的细节，犹如散见的珍珠，当我们用“社会交往”的线索将它们联结起来，它们便成为更有价值的“项链”。 以上的田野案例，可以给我们的启发在于，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基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经验和生活基础，继而完成的富有意义的创造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