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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后重建语境中地方和声音 如前所述，本文所讨论的新北川是2008年地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县城所在，这里的人们或者是羌族，或者是生活在新北川的羌族文化氛围之中。地震后，搬迁到这里的群体无论是地震幸存者还是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农民，都在过去的10年间不断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断理解并重建生活的意义。借用希林的话，“现代性中的意义(meaning)逐渐趋于私人化。这就给越来越多的个体留下了独自承担的任务：确定并维持所需的价值，从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意义(sense)”[7]2。 新北川的幸存者们对老北川的生活记忆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跳锅庄”，②尤其是羌年期间的歌舞庆祝活动。在不少被访者的记忆中，最为难忘的是2003年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的盛况，这是地震之前老北川县城里最轰动热闹的事件。人们回想当时很容易提起载歌载舞、热闹非凡的场景，再想到地震之后的摧肝裂胆、物是人非，往往唏嘘不已。2008年地震之后，人们被安置在擂鼓的临时安置点。很多人在临时安置区生活的两三年间就像是处于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从原有的生活场景和社区中分离，处于一种模糊而混沌的状态，直到搬入北川新县城才再次获得相对稳定的处境，而一同处于这种阈限状态中的人们也形成了一种交融(communitas)的关系[33]。在此期间，幸存者们或者惶恐悲戚，或者百无聊赖，当萨朗音乐响起，让很多人在自己茫然无措中感受到了和昔日生活的些许联系，被吸引到广场上参加跳萨朗，至多时有200多人参加。这样自发的文娱活动，让人们暂时忘记悲痛，感受到些许愉悦，③也在交融的状态中获得相互间的情绪分享和精神支持。 身体需要在空间中运动和体现，讨论身体当然要把其存在的空间纳入进来考量。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又是知识性的[34]24。新北川县城作为一个空间是灾后重建统规统建塑造的结果，不同于其他城镇，人们可以眼见着生活空间一点点生长。这里是整体设计统一施工，修建完成之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再通过摇号分配让暂居在临时安置点的人们搬迁入住。也就是说这个新县城和它的居民是相互陌生的，而居民需要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来不断形塑这个空间，给这个空间注入社会属性[35]。 新北川是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的羌族风貌现代城镇。新北川沿着永昌河呈扇形分布，其中轴线是由文化中心、巴拿恰商业步行街和新生广场三部分构成，四个居民区就大致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居民步行到文化中轴的距离都在20分钟以内。新生广场和禹王广场就是新北川文化活动的中心。新生广场是县城里最大的公共空间，每次大型庆典活动都在此举行。地处巴拿恰步行街的禹王广场相对紧凑一些，因为在步行街中间，行人游客更多，不同舞蹈团体也常常聚集在这里跳萨朗。此外，各个小区内也都有公共空间供居民聚集起来跳广场舞，尤其是居住人口最多的尔玛小区，有时候有上百人一起跳萨朗。这些广场里平日空旷无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点才鲜活起来。比如每天夜幕降临时，住在周边的居民慢慢涌入，这时候的广场成了县城里最热闹的空间，人们出来乘凉、散步、跳广场舞，孩子们玩耍嬉戏，也跟着跳萨朗。种种活动都在眼前展开，弥漫出生活的气韵。 声音和空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声音是塑造地方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地方感的构成中也必然有声音的经验。不仅如此，声音和空间一样，也是和政治、阶层、宗教、族群等因素相互塑造的结果[36-39]。某些人的音乐可能是其他人的噪音，而声音的政治性更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略，哪些声音可以/不可以出现在哪些地方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40]，其中的所蕴含的价值观影响着一个地方的塑造。人们对声音的认知也是地方性知识中的一个面向，是人们作为地方主体的证明[41]。新北川跳萨朗的空间与山区跳萨朗的空间截然不同，空间的转变也伴随着声场(soundscape)的变化。羌族传统跳萨朗的方式通常没有乐器伴奏，歌声和跺脚的节奏是全部的配器。随着现代的电力和音像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地方跳萨朗都是跟着音乐伴奏。每天晚上7点，巴拿恰步行街中心的禹王广场上响起羌族萨朗音乐，住得不远的人甚至不用出门就能听见，这就意味着这个县城的文化生活开始了。附近小区的人们此时已经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出门，随着越走越近，音乐越来越响，直到走入禹王广场就被完全笼罩在富有动感又旋律悠扬的民族音乐中。此外，在羌历年之类节庆时间中，萨朗音乐会从早到晚播放，人们在这样的音乐中工作生活，孩子在这样音乐中玩耍成长。而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已经成为这里的“声音标识”(soundmark)[42]10，④无论对于游客还是本地人而言，这些萨朗音乐都是这个小县城的声音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无论是作为在板房里的幸存者还是作为新北川的居民，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起萨朗，通过身体的实践去感受新北川的地域文化，帮助人们不断理解羌族以及作为羌族自治县所在地的新北川，使人们在巨变之后完成对自我的审视和自我的认定。并且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够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43]116。 四、歌舞与塑造自我认同 艾瑞克森通过对青年自我认同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自我认同”的概念。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理解自我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某些危机关口(a critical period)，必须寻求某种“再生”(second birth)来帮助自己走出危机；可能是通过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索和引导划界危机，也可能危机加重而陷入神经性、精神性问题，或者出现犯罪。因此人们会有较强的驱动力来塑造个人，寻求自我认定[44]69-70。 虽然自我认同常常用于讨论青年人问题，然而在新北川的案例中，经历过地震的幸存者和迁入县城定居的农村人口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在不断寻求着自己的“再生”。老北川居民在地震中不仅失去亲人，更是自此离开了生存多年的北川老县城，此前积累的关于生活的意义在一日之内坍塌，在惊恐和悲痛中迷茫恍惚，直至搬入新县城才算走出阈限阶段，再次融入社会。而如何理解自我，如何找到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联系的问题也是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感知是行动的结果，更是与“人如何感知”有关[45]8，在这部分中，本文将借用几位新北川居民的自述来探究她们的自我调适和地方融入。 如前所述，2008年地震所影响的地域和羌族聚居地有很大重合，因而在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中羌族以及羌族文化的保护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又因为北川是羌族自治县，地震某种程度上和羌族绑定了起来，灾后重建也是以羌族文化为导向。在这样持续的外界关注和自我强调中，很多对自己民族身份并不是那么在意的羌族也需要重新认识羌族和自己。一位羌族年轻女性这样说道： 在2008年以前，我所了解的羌只是户口本上民族那一栏的一个羌。基本没接触过关于羌族的一切，文字、语言、服饰、萨朗等。2008年地震以后，我们来到乡上，当时出现了一种舞蹈，姿势优美，很好看。后来知道那是《藏羌锅庄》，那时有很多过来支教的老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闹热的孩子，所以有一起学习，对一刚开始学习真的太难了，手脚不协调，节奏跟不上，动作不优雅对没有任何基础的我来说，一系列问题。但也每天都在学习进步。……2010年，我上初三，地震后的新学校建好了，也有好多人留下来。羌的气息也越发浓郁一点了。学校课间操也换成了舞蹈。之后就加入群里学习萨朗和羌族知识。这样过了两年的学校生活，其中放假回家就可以去跳萨朗(那几年的坝坝舞都是萨朗来的)。⑤ 在北川，有很多人都像她一样身份证写着羌族却并不清楚羌族到底是什么。因为2008年地震和羌族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她通过身体的协调，节奏的适应，动作的熟练在不断认识和理解羌族，同时也是塑造她羌族身份的一个维度。 此外，因为征地而搬入新北川的拆迁户，不仅没有适应新北川这个空间，也对羌族一无所知，而跳舞是让她们更快适应地方，建立社会关系，在这个陌生空间中建立自己的行动轨迹的一个方式。 记得那年应该是2010年吧，那时我刚到北川不久，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多少有些孤独感。北川是羌族地区，那时巴拿恰经常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围着圈圈跳舞，当时只知道这种舞叫锅庄，虽然不觉得他们舞姿有多么美，但觉得他们跳得特别地开心特别地快乐，特别喜欢那种融入音乐陶醉其中的感觉和气氛，就特别想去跳，可又不好意思，总觉得手脚不知道该咋动。记得2012年县里举行全县羌歌羌舞比赛，认识了这个叫蝉西的小伙，从此我加入了他的萨朗群，知道了这种舞原来叫萨朗。那时的我们对萨朗有种莫名地狂热，听到音乐就想跳舞，而且特别喜欢这种有歌有舞的艺术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萨朗音乐我的心就会沸腾、身体就会想跟着节拍想要舞动起来，这是对萨朗最纯粹的热爱。有事没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学羌歌跳羌舞，北川的卡卡角角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⑥ 跳舞的空间是公共的广场，节奏明快的民族音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之萨朗是一种相对开放的舞蹈，大家围成圈跳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会很容易吸引到刚刚成为新北川居民却还没有融于这个社区的人们。热烈的氛围、投入的情绪、加上身体的抒发使得舞蹈者产生快乐，使其对这个群体和地方也就有了更多的认同。 下面这个例子就表现了舞蹈不仅帮助新居民熟悉地方，找到群体，更是深刻影响到她自我认同的重建。 我叫叶木泽，原本是安县黄土人，2008年地震后，重建北川正好建设在了我的家乡，所以一不小心我就从地道的农村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现在变成了一个半土半洋的城里人!在2011年以前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又特别腼腆而且还没有一点自信的人。因为我是小学毕业没有什么文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干不了，所以很自卑，就选择早早地结婚生子了。原以为结婚后有一个家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归属，可是一切并没有幻想中的那么美好，我嫁了一个不关心我不关心家没有一点责任心的男人。2011年认识了蝉西与羌族萨朗结缘，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那年六月份蝉西被调到新北川工作了，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巴拿恰传习羌族萨朗。学会三十多曲萨朗舞之后，我慢慢变得开朗了。每天都期待下班以后去跳萨朗，放松一天的心情与疲劳，对萨朗爱得不得了，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如果遇到下班晚了就会选择不吃晚饭先跳舞，要是遇到下雨天心里就无比的失落，那种心乱如麻的感觉。当然因为萨朗让我找到了快乐，收获了健康，结交了许多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朋友，所以一刻不想错过能与他们相处的时光。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群人为一个相同爱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把我们的羌族萨朗跳到全国各地。所以到我现在一切的改变，从一个月特别辛苦才能挣一千多块钱工资的工作换到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挣到平均三四千块钱左右的工作，都是因为我找到了自信，我能唱能跳能上台，我可以不用靠吃苦劳累挣钱了，我也能靠嘴、靠智慧赚钱了，这都是羌族萨朗的魅力，羌族萨朗的功劳。⑦ 可见，在理解羌族身份和适应新北川环境之外，投身羌族舞蹈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个体的自身发展和情绪状态。跳舞的轻快肆意带动个人情绪的昂扬。文艺技能的提高和团队感的建立更加有助于个体建立自信，通过舞蹈的方式积累着自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说跳舞所带来的多重感官参与了个体重新建立自己认同的过程。个体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着地方感。 本文通过对感官、身体、空间、声音和自我认同等方面，勾勒出地方群体最为细枝末节的身体感官潜在连接着空间和地方，并结合新的经验感受和地方气质重新融合塑造出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这其中感官体验是混杂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因此要在探究生命态身体的同时将身体理解为社会效应的定位场所，也将身体看作是将个体置于社会情境中的手段[7]228。正如吉登斯所言，“自我身份认同需要在日常生活变迁的经验的背景以及在现代制度碎片化趋势的背景下被创造并被持续地重构。此外，对这样一种叙事的维持直接影响着身体与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身体与自我的建构”[46]174。 注释： ①蝉西，[Salengw]写在“北川万人齐跳萨朗”之前，百度贴吧羌族吧，http://tieba.baidu.com/p/2669261017，访问时间2015年3月30日。 ②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期，羌族精英强调羌族歌舞要和藏族歌舞的提法区别开来，因此在羌族地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羌族萨朗/沙朗”的表述，然而在不少地方民众口中“锅庄”依然用于统称集体围成圈跳的民族民间舞蹈。 ③涂重航，羌族舞蹈家灾区中的领舞者：北川文化传承人王官全节前起舞迎接温总理，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01/30/content_316529.htm，访问时间：2015年4月27日。 ④Soundmark，“声音标识”是Schafer从“地标”衍生而来的一个概念，指某个社区中特别的、能被社区成员识别其特征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标识”反之又塑造了社区所特有的声音生活。 ⑤别紫，“生活本就不一样，有你更精彩—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fNcQrBqBb-kKErsSNrNC2w，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8日。 ⑥金初，“莫名我就喜欢你—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YtoU2AasYQnobcySk9IEEg，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5日。 ⑦叶木泽，“初心不忘—我的羌族萨朗情缘征文”(有删减)，萨朗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YTwXBgmuUebSsuJh_SChg，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2日。 参考文献： [1]班纳迪克·安德森，吴叡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台北市：时报文化，20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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