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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簡“參差”續記 苗豐 東航地服部 前小文所記，從楚簡用字上看，安大簡的“參差”不讀清母，而讀心母，并且這種情況不是孤例。當時不得其解，後來看到一種可能適用於此現象的解釋，即羅智光所說“古無次清音”[1]，曾曉渝所論“先秦漢語音系里的次清聲母尚不具備獨立音類地位”[2]。许思萊（Axel Schuessler）持類似觀點[3]。 如果筆者對“參差”的理解不誤，這正好是一個屬於戰國時代出土文獻中清母相關的例子，是“更加直接的漢語自身的證據”[4]。 要想充分證明此說，需要討論每一個先秦次清聲母字。理想的情況是，現在被定為先秦次清聲母的每一個字，都可以給出不讀次清聲母後的著落，給出充分合理的解釋。 現不揣淺陋，試舉兩例略作討論。拋磚引玉，希望這一問題得到最終的證明，或者修訂后的證明，或者得出其不能成立的原因。 一、 “七”（以及同音詞“漆”） 七，作為一個基本數字，無疑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如果古無次清音，“七”原本不應該讀清母。從下面討論來看，“七”可能本來讀心母。 第一，“七”改讀心母後，不會和“一”到“十”中其他數字發生同音衝突，所以不會導致系統混亂[5]。而且，“七”改讀心母後，一到十的數字都不讀次清。類似的，二十二個干支用字，除了“丑”[6]，都不讀次清。這些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都不讀次清，也許不是偶然現象。王士元指出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發生音變比較慢[7]。也就是說這些詞具有穩定性，可能反映古音的情況。 第二、在“蟋蟀”一詞中，“蟋”為心母，“蟀”為生母，我們還是依據照二歸精之說，將“蟋蟀”看成是心母雙聲連綿詞。“蟋”，戰國楚簡作“  ”、“ ”[8]，因為雙聲連綿詞的約束，此字應該是心母字。從諧聲的角度看，按照一般的說法，清母和心母都是精系，心母字“”以清母字“七”為聲符，是沒問題的[9]。但《上博一·孔子詩論》中，“七”直接用作“蟋”[10]，就似乎只能說二字同音，而不是音近。因為已經造出了表心母“蟋”的形聲字“ ”、“”，這時候不用這個字，而去假借不同音的“七”來表“蟋”就不合理了。[11]如“七”讀心母，則與“蟋”完全同音，無論是說明諧聲關係還是通用關係，都很合適。第三、“七”讀心母，《詩經》中一些“聯聲（聲紐重複）”現象就顯示出來了。 前人對這一現象的描述是“雙聲為韻”，為了表示和韻無關，暫時擬為“聯聲”來稱呼這一現象。 錢大昕首先提出《詩經》“雙聲亦可為韻”[12]，其侄錢坫作《詩音表》，對《詩經》中的雙聲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黃侃說：“就《詩》文求聲，較之求韻，其用猶大。此在近日乃研究及之者也。（黃氏自注：錢十蘭有《詩音表》，啟闢之功甚偉，而書未甚精。）”[13]曾運乾說：“疊韻為韻，其常也；然亦有以雙聲為韻者。其議自錢大昕發之。”[14]曾運乾舉了《陳風·月出》為例。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曾運乾認為，此詩三章五處對應位置的用字都是雙聲為韻，如下：
我們可能不認同曾氏對“照”和“糾”所定的聲母。但剔除了這兩個字，這首詩對於說明《詩經》中有“雙聲為韻”的現象還是很有說服力的。龍宇純在《試說詩經的雙聲轉韻》[16]一文中舉了12篇“雙聲轉韻”的詩例[17]，包括這首《陳風·月出》，他懷疑此詩的“糾”可能是誤字。根據這些例證，《詩經》中存在聯聲的現象應無可疑。 以常理來說，輔音的重複、回環一樣會產生美感，達到讓人愉悅的效果，以輔音為詩歌格律在不少語言中都存在或存在過。南北朝注重聲韻，時人還很流行以雙聲作詩及遊戲之辭[18]。《詩經》中存在聯聲現象是很自然的事。[19] 下面來看以“七（漆）”讀“心母”，相關的聯聲之例。 召南·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
龍宇純先生說此詩，“為什麼用七不用九，用三不用二，說穿了，還是與韻相關。”其實此詩第一章如果用九，下一句是有不少韻字選擇的，比如“好”、“茂”、“蚤”。按照《鄭風·緇衣》“緇衣之好兮”，《齊風·還》“子之茂兮”，“揖我謂我好兮”，《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對這些字的用法，放在詩中似無不妥。詩人不用九而用七，可能就是考慮了下一章對應位置的“三”和“今”。 《鄘風·墻有茨》與《召南·標有梅》格式一致，也有一樣的表現，可以說明這不是巧合。 墻有茨 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上表第三列的“醜”、“長”、“辱”也許有聲母上的關係，也許沒有，至少不直接，暫時不論。第一二列則足夠直接，可以說明問題。 由上可見，如果可能，詩人會追求達到聯聲的效果。類似的，《豳風·七月》前四章以“七”、“四”開頭，和《衛風·氓》的第三、四、五章以“桑”、“三”開頭一樣，都是心母聯聲。 但是很多時候沒有選擇，如《秦風·車鄰》一詩中，第一句詩人可以做到聯聲，後面幾句的韻腳字需要質部和陽部字，這時候沒有聲母相同的樹木或樂器，也就無可奈何了。 車鄰 ……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如果只考慮押韻的話，《秦風·車鄰》第一、二句可以改成“阪有栗，隰有漆”，但詩人不會這樣做。就好像《鄭風·山有扶蘇》的第一句不會改成“山有荷華，隰有扶蘇”一樣。東部沒有心母字可用，無法做到和“蘇”聯聲。邪母的“松”和心母的“蘇”雖然達不到，畢竟接近聯聲的效果。而曉母的“華”和邪母的“松”可能關係就比較遠了。或以為《鄭風·山有扶蘇》的“扶蘇”、“何華”，毛傳鄭箋皆以為有所喻指，而所說相反。其實，可能並無深意，所以這不是限制“扶蘇”、“何華”位置的原因。 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綜上所述，“七（與同音詞漆）”在先秦不讀清母，而讀心母。清母可能是從心母分化出來的，或者說心母是清母的來源之一。鄭張尚芳将先秦心母構擬為*s,清母構擬為*sh，在他的系統里二者是對立的[22]。如果送氣和不送氣不形成對立，也許這種構擬可以視作表現清母和心母關係的一種方式。具體到“七”，鄭張尚芳等學者認為次清聲母的讀法源自鼻音[23]。 即使不把“七”定為心母。不少學者從民族語言比較等角度出發，為“七”所作擬音都以*s，或送氣的*sh打頭，如白保羅、斯塔羅斯金、鄭張尚芳，潘悟云等[24]。按照這種擬音，《詩經》“七（漆）”相關諸篇也能和心母字達到聯聲的效果。再從“七”和“蟋”可以通用的角度看，潘悟云的擬音似乎也可以說通。他的擬音“七”為*sn̥id，“蟋”為*slid，按照鄭張尚芳所說s-和h-可以交替[25]，所舉*hljaŋs和*hnjaŋs可以混同[26]來類比，“七”*sn̥id和“蟋”*slid也應該可以通用。而“七”擬音中的*-n̥-，和“蟋”擬音中的*-l-，又可以說明二者為什麼後代會有不同的分化。這都顯示出，放到詩經時代，他們所作構擬有合理性。 二、 “湯” “湯”作為商開國之君的字號，可以看做是個夏商之際的詞。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湯應該本不讀次清。在商代卜辭和春秋銅器中，湯正寫作定母之“唐”[27]。從諧聲上看，湯从昜聲，昜為以母，以母和定母如果不是完全相同也至少極近。都可以看出，湯可能本來讀定母。 人名、地名、國族名，這些專有名詞在語言中也具有保守性，穩定性，對於探討相關問題有特別價值。 最後，要證明古無次清音，需要解釋所有的次清字，僅僅舉幾個符合此說的例子意義並不大。而如有堅強的反證，只要舉出幾個例子，就是很有說服力的。敬請批評。 [1]羅智光：《試論古無次清音》，《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2]曾曉渝：《試論次清聲母在漢語上古音系里的音類地位》，《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23-34頁。 [3]许思萊（Axel Schuessler）：《上古漢語中的送氣清音》，[韓]朴慧莉/程少軒編《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69-78頁。根據譯者說明，此文原文發表于2002年。 [4]曾曉渝：《後漢三國梵漢對音所反映的次清聲母問題》，《中國語文》，2009年第4期，333-345頁。 [5]“四”和“七”，即使學者把他們歸為同一韻部，但因為二字聲調不同，或擬為不同的韻尾，二字還是有區別的。 [6]从丑之字，除“杻”字外没有讀徹母的。而“杻”又讀娘母，其徹母一讀當晚出。沈兼士：《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8（2006重印），346-347頁。 [7]王士元：《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此篇與沈鐘偉合作），《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130頁。 [8]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828頁。 [9]這個一般說法有待深究。羅智光從諧聲角度論證古無次清音，就以形聲字及其聲符的聲母嚴格相同為默認前提，他並沒有對這個前提進行論證。不過，如果以此角度去看，很多次清聲母字，都可以改讀。比如，古文字中，溪母字“丘”，以見母或群母之“丌”為聲符，則“丘”本來可能並不是溪母字。不少學者從複輔音聲母的角度來看諧聲問題，結果自然也與一般說法不同。 [10]同注8。 [11]除非解釋為《上博一·孔子詩論》比其他楚簡要早。即“蟋”因為找不到更合適的假借字，本來用的是一個不太貼切的假借字“七”。隨後，為“蟋”造了形聲字“ ”、“ ”，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總感覺這個說法不太好，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造個形聲字，而要借用不同音的字呢？再者，楚簡材料的早晚似乎也不好判斷。[12]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6月，311頁。 [13]黃侃：《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13頁。 [14]曾運乾：《音韻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重印，400頁。 [15]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此三字可能可以改為心母。 [16]龍宇純：《絲竹軒詩說》，台北：五四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44-62頁。 [17]這12個例子，包括了正文中的《秦風·蒹葭》，和該文後記中的3例，未包括後記中的《左傳》鄭莊與姜氏之賦。龍宇純先生立論角度不同，所以不包括《秦風·蒹葭》。此外，龍宇純先生在《讀詩管窺》一文中又舉出2例。 [18]同注12，312頁。 [19]為什麼別的時代，漢語詩歌不流行雙聲格律呢？可能《詩經》時代的詩人，和南北朝的詩人有相似之處。《詩經》時代是第一次自覺地對漢語聲韻有了發現（可以參看周錫《中國詩歌押韻的起源》，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南北朝則可能在是在翻譯佛經等活動影響下，對漢語聲韻的第二次重新發現。在過了初始發現的興奮期後，元音可能因為響度、時長等因素對人聽覺的影響比輔音大，而在詩歌格律中佔有優勢。 [20]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48頁。 [21]楚簡从“欶”之“遬”，用作“速”、“嗽”、“漱”皆心母字。參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673-374頁。 [22]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9月，88頁。 [23]同注22，114頁。 [24]見顧國林古音小镜网http://www.guguolin.com/niyin_p.php。 [25]同注22，148頁。 [26]同注22，124頁。 [27]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中華書局，2006重印，428頁。 点击下载附件： 2066苗豐：安大簡“參差”續記.doc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