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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并非是巧合，而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来，中华民族虽饱受磨难但仍坚持进行探索和奋斗，到1949年终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国家与民族“百年巨变”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的70年，更是中国继续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自强和社会进步的70年。今天，我们站在“大变局”正在酝酿和涌动的历史时刻，需要意识到新的“百年之变”既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艰难时刻，又是国际格局和体系的大变革和大调整不断出现与深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关口。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还处在新百年变局的前期，正在面临诸多大变化的“前期综合症”，最突出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当前，存在着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 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工业革命究竟需要多久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过去400年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治理机制变革，是近现代历史上多次发生“世纪之变”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一、“百年大变局”的历史回溯 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是确立近代欧洲国际秩序的历史性事件。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和欧洲主要交战国所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和约确立了一些沿用至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第一，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争端、结束战争的先例；第二，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以及基于主权的国家间平等原则；第三，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方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否定了中世纪教会法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将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来处理和承担；第五，将意大利城邦国家开创的常驻外交使节制度推广到整个欧洲范围，国际社会迄今仍然十分重要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对外常驻使节制度由此开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放弃了国家和民族间原有的等级结构，将世俗政权视为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建立起了多个国家共存、具备领土主权、否定任何外部权威可以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新型国际体系。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诞生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彻底衰落、王权国家的兴起，更是大西洋文明——海外冒险和商业开拓、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欲望的激活以及欧洲国家间权力争霸斗争复苏的产物。 17世纪中叶，荷兰的海上贸易主导地位被英国取代。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结束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同荷兰形成了反法同盟，开始与法国的权力竞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追求绝对君主权力与“天然疆界”，想要不断提高法国在欧洲的强权地位。从1661年至1672年，法国开始进入扩大法国影响力和领土范围的“用强时期”，相继卷入了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交战各方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让法国挑起的欧洲权力再分配暂时告一段落，法国的扩张野心受到遏制，英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开始初步处于霸权国家的地位。 18世纪，英、法、俄、奥、普五国都参与了围绕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争夺的残酷竞争，其中，英、法争霸成为贯穿18世纪欧洲政治的主要历史进程。与此同时，西班牙、瑞典、波兰的强国地位逐步丧失，奥斯曼土耳其的“东方问题”开始显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霸权政策曾一度让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但18世纪初期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并在科学技术研究和海外殖民开拓进程中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在18世纪开始追随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路易十六时代，法国呈现出了急切追赶英国的步伐；然而，绝对主义的王权政治，让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具备由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所能激发的创造财富和满足个人欲望的活力，政治和法律秩序也没有英国那样连续和稳定。路易十八当政之后，法国迅速陷入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法国的经济危机成为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也是大革命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反映了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后法国中下层精英对君主专制政体的不满和建立新政体的强烈愿望。法国大革命是建立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事件，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打破君主独裁体制，确立西方式平等、自由和法治原则的市场竞争和工业化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和民族主义，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确立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引发和推动了重要的“百年之变”。这不仅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有1776年美国开始的“独立战争”。欧洲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在北美英属殖民地被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衍生品，也是北美大陆对财富和自由渴望而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影响截然不同。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很长时间内，为一个新生的、独立的且经济、科学技术和国内治理机制等方面可以自由发展的新兴国家而努力，而法国则很快陷入了拿破仑当政后的“强人政治”时代，想要通过战争为因大革命而衰落的法国“讨还公道”。结果是，拿破仑在1814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失败。处理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和会在1814年9月召开，维也纳会议带来了19世纪欧洲政治的“维也纳体系”。该体系不仅恢复了欧洲正统的王权政治，也在均势基础上推行“欧洲协调( Concert of Europe) ”制度，霸权国家英国实行不在欧洲驻军的“离岸平衡”战略，旨在集中精力经营英国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同时，削弱和打击欧洲本土出现的新霸权国家，确保英国地位和利益不受挑战。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和德意志通过一系列战争相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夺取新的美洲殖民地、“不干涉”原则、“美洲体系”原则。通过美西战争，美国控制了多个原西班牙殖民地，并在北美大陆通过西部开发和推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让美国逐步建立和积累了权力争霸的重要资本。然而，维也纳体系注定会被打破。统一后德国成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让德国在19世纪末开始在实力上接近英国。美国对欧洲争霸没有兴趣，但开始引导和受益于以电气化为主要技术突破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2．0版——电气化时代的开始，美国、德国都成为英国重要的竞争者，再加上俄罗斯的西扩，欧洲政治开始出现新的分化。从“旧三皇同盟”到“新三皇同盟”，欧洲的维也纳体系开始崩溃。英德的海外殖民利益和海外市场与资源竞争不断激化。而工业制造开始超过英国的美国也在1903年老罗斯福时代开始了历史性的海军建设计划。19世纪末开始，新的“百年巨变”开始且已经不可避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旧的百年世界政治变革周期结束，新的百年之变正式开启。 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国际联盟作为首个集体安全性质的国际组织登上了世界舞台。新兴的美国推出了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而成为世界政治的引领性力量。民族自决、公海航行自由、西方大国在其他国家和市场应该自由竞争等原则，使得世界政治中不仅基于权力，还要基于新生实力利益诉求和规则的秩序开始形成。不过，战争依然是权力竞争最高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在一战后仍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上演，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把世界在一战仅仅结束21年之后，再度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和在对日战场的使用，标志着核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实现了霸主地位的“和平禅让”，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瓦解，美国崛起为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大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确立带来了革命性因素。其核心不仅是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并推动世界建立有序、开放的市场竞争；更重要的是，联合国成为有行动力的集体安全组织，为世界范围内和平、人权与合作的价值普及和国际治理机制的发展等奠定了基础。但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迅速陷入冷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争夺霸权，两极对抗阵营的格局一直持续到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但多极化趋势难以阻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逐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国际战略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出现“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在面临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从历史来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 纵观历史上的多次大变局，均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但首先是在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方面的突破。技术创新、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以及是否能在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中成为成功者、领跑者和主导者，是大国兴衰最为核心的要素。其中，工业化进程是国家间力量再分配最普遍、最根本的途径。虽然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快慢不同，但工业化进程成为改变国家实力分配的核心要素。例如，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继被美国超越、被德国赶上；日本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在传统上是欧洲的农业大国，但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电气化和工业化建设的新浪潮，对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具备与美国争霸的实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功实践，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成为过去30年中世界工业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开启的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产生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变局。这是“大变局”的本质动力。 成功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成功的科技创新和尖端制造业的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共经历了蒸汽化、电气化以及计算机科学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此后，新技术不断出现，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技术，都对国家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使用的是比较落后的风帆战舰和滑膛枪，而英法联军已经开始装备蒸汽动力战舰以及前装线膛枪。交战双方的后勤能力与财政、军工产业差距更是巨大。1946年，美国军方制造出了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本来是用于军事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制成，使得其运用场景扩展到各个民用领域。 前三次工业革命全部是英美所贡献的，因此英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技术标准等方面占据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在错失前三次工业革命机遇后，正努力依靠后发优势，加大科技投入，欲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如今，数字化技术对于国家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在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1990年，97．1%的专利由北方国家申请，而到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46.8%，在专利申请量比重上带动整个南方国家超过北方国家。 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上升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代表，在技术创新成熟的情况下，屡屡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中兴以及华为成为美方科技企业的重要竞争对手，为此美国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中国企业，而对本国企业如对苹果公司的后台监控则使用“双重标准”。 其次，是国际体系内的各种政治思潮和国内治理体制机制的制度变迁。制度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层面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各国的国内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欧洲国家最先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国际制度方面，政治、商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制度相继建立。诺斯认为，其核心是国家，国家或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键性环境。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英王的权力受到全面约束，君主立宪政体确立。在政治制度日趋完善之下，经济制度也不断变迁。17世纪，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诸多封建奴役的残余，股份公司的兴起取代旧日的公司，证券和商品市场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框架为英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而在国际制度方面，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产物，拥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历史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了主权的至高地位；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确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制度，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延续至今；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以行使调节国家间和平与战争关系、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制度的三驾马车。虽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具备另一套经济制度，但冷战结束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上的转型，全球开始进入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再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竞争的互动模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认了主权独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力。主权的发展可以看作是16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迅速消解背景下的相互承认过程，各国彼此承认对各自领土和社会的管辖权。欧洲国家逐渐承认了国家具有主权、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延续至今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 18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欧洲开始从原先的帝国、城邦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等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产生了引领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往后的四百多年间，欧洲国家逐渐确立了相互的边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也逐渐扩散至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区域，非欧洲地区的政治单位纷纷进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起源，戴维·赫尔德认为其具有三个特征: 所有的被统治者通过征兵制和普选制参与到国家中；政治意志和文化共同体相符；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源自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现代军事力量和“反思性监控”的增强。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式逐渐集中到民族国家，资本动员能力和国内凝聚力是大国竞争态势乃至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关键要素。 为此，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家胜负起伏的关键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国家间的力量再分配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常态，问题是大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大国胜利”，崛起大国常常因为欲望的扩大和不慎重的战略抉择，例如过分相信自己使用实力的决心和按捺不住的“提前摊牌”，往往导致陷入权力的赌局，结果反而容易遭受打击和重挫。18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欧洲列强，一直到1945年都能保住英国霸权，就是因为英国善于利用其独特的海岛型国家优势，对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适当干预以保证欧洲的均势，而不是想要直接在欧洲大陆扩展和控制其他国家。在维也纳会议后，大英帝国及殖民地的疆域开始遍及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带来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均追求自然疆界以求稳固其欧洲霸权。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大陆同盟体系以保证德国的安全以及欧洲主导地位，但“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则急于想要和英国进行权力博弈。在美洲，美国通过宣布“门罗主义”以及“门户开放”政策保证其在美洲绝对的主导以及与欧洲列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均等。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更是通过除了“热战争”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争夺全球霸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竞争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要战场。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终结，但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国家的国内治理机制、价值理念和社会和谐程度等方面的竞争。这对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作用将更为重要。 三、“大变局”时代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碎片化”的趋势，除了主权国家以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研究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分散国家的权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显著减少自己作为“世界警察”的海外干涉行动，其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内视化”趋势。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未来的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问号，欧盟内部各国、各党团之间的分歧严重。西亚北非地区自“阿拉伯之春”后，多国仍然面临“合法性危机”，埃及有重回强人政治的趋势，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持续不稳定引发的难民问题困扰欧洲多国。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前景尽管总体向好，但个别国家的国家建构任务仍然繁重。拉丁美洲若干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贫困、贪腐等问题仍然突出，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在东亚地区，仍然面临中日韩三国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的规模递减，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和打破现行的国际秩序，以推动符合其“美国优先”原则的新国际秩序，频频的“退群”动作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单边主义”思维。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捍卫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顾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成功的崛起大国屈指可数，更多的崛起大国犹如潮涨潮落一般，往往因为没有把握住“大变局”中的大方向、大调整和大格局，最终被历史的大潮拍倒在地。未来30年，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的“揭晓期”，也是塑造“大变局”历史内涵真正的“决胜期”，更是“大变局”能否真正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 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演进和变化都有其周期性，一百年作为时代跨度上的一个“长周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将难以避免地出现重大变革。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世纪之变”。当这样的大变局开始出现，其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并必将带来全球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重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时刻，也是深化国际格局和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性时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