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时期“差序疆域”中的分层管理模式 五服、九服、九畿的整齐布局, 虽是后世儒者的理想化阐述, 周代实际疆域格局不会如此规整, 但这一疆域观念仍大体反映了周朝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对于不同政治区域、不同族群, 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 构建起亲疏不同的政治关联, 从而建立起具有差序特征的国家疆域格局。西周时期, 祭公仲父劝谏穆王征伐犬戎的政治论述, 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专门记述穆王西巡寻找西王母之事的《穆天子传》, 对于穆王伐犬戎, 记载甚为简略:“天子北征于犬戎, 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 天子乃乐, □赐七萃之士战。”35而信奉儒家学说, 为孔子《春秋》作传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在其另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中, 详细记述了谋父劝谏之语。谋父首先指出西周历代天子皆注重德行, 反对武力, 也就是所谓的“耀德不观兵”。 穆王将征犬戎, 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 动则威;观则玩, 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 载櫜弓矢, 我求懿德, 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 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 明利害之乡, 以文修之, 使务利而避害, 怀德而畏威, 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 弃稷不务,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 时序其德, 纂修其绪, 修其训典, 朝夕恪勤, 守以敦笃, 奉以忠信, 奕世戴德, 不忝前人。至于武王, 昭前之光明, 而加之以慈和, 事神保民, 莫弗欣喜。” 那么, 对于武王伐纣又作何解释呢?谋父认为武王这一作法是为民除害, 而武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商王帝辛大恶于民, 庶民不忍, 欣戴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 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谋父接下来解释了西周历代统治者为何不使用武力。周天下是一种“差序疆域”, 不同的政治单元在周天下统治序列中, 具有不同的地位, 相应也承担不同的政治义务。“夫先王之制, 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夷蛮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 时享, 岁贡, 终王, 先王之训也。”在这种“差序疆域”下, 周天子不对不同政治单元要求同样的政治义务, 而是按照其与周王室的关系, 规定相应的政治责任。在这种统治秩序下, 居于要服、荒服的“夷狄”即四裔族群, 身处“差序疆域”的最外层, 与周天子关系最为疏远, 只需要承担对周天子的朝贡、接受名义上的统治便可以了。 谋父认为不同政治单元由于在统治序列中占据不同的位置, 因此在这一政治区域内违上, 并不意味着在另一政治区域内也是违上的行为。比如四裔族群只有不向周天子朝贡、不承认周天子的名义统治时, 才是违上的行为。针对不同政治单元不符约束的违上行为, 周天子也应采取相应的方式, 而非无差别的一概而论。 有不祭则修意, 有不祀则修言, 有不享则修文, 有不贡则修名, 有不王则修德, 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 伐不祀, 征不享, 让不贡, 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 有攻伐之兵, 有征讨之备, 有威让之令, 有文告之辞。 在针对不同政治单元的政治方案中, 征伐仅应实行于侯服、宾服, 征伐虽然看起来是使用武力方式, 其实是周天子管理臣下的一种政治方式, 因此具有政治合法。但在这一政治区域内采取这种作法才具有合法性。超越这一政治区域, 居于更遥远的四裔族群即使有违上行为, 也不应采取仅适用于侯服、宾服的征伐方式, 而应采取柔性统治方式, 即宣布天子旨意, 加以规诫。如果在天子告诫之后, 四裔族群仍不听从, 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 而应进一步加强德行的修养, 感召四裔族群, 使其逐渐向心归化, “布令陈辞而又不至, 则增修于德, 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 远无不服”。因此, 穆王对犬戎“不享”于朝, 即不将祭品贡献于周天子而行征伐。“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 犬戎氏以其职来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观之兵’”, 这是一种违背周朝“差序疆域”统治观念与制度的行为, “其无乃废先王之训, 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惇, 帅旧德而守终纯固, 其有以御我矣”。 对于谋父的劝谏, 穆王并未听从。《国语》从而以委婉的方式, 对穆王这一不仅未有收获, 反而加剧了与四裔族群矛盾的做法加以批评, “但王不听, 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36。 在古人的论述中, 无论五服, 还是九服、九畿, 基本限于“九州”范围之内;而在此之外的地域, 古人认为三代仍有措意与区划, 故而称五服、九服仅限治土。29西晋著《三国志》, 也持这一观点:“其九服之制, 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 重译而至, 非足迹车轨所及, 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37值得注意的是, 陈寿将距离较远的边疆族群置于九服之外:“自虞及周, 西戎有白环之献, 东夷有肃慎之贡, 皆旷世而至, 其遐远也如此。”37 战国秦汉时期“差序疆域”管理模式的松动与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 伴随华夏国家不断开拓边疆并实施直接管辖, 时人始鉴周天下秩序逐渐瓦解的现实, 质疑松散的差序疆域是否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疆域管理模式。比如战国时期, 便有人指出周朝并未对楚国、越国进行过有效管辖。从诸子百家学说特征来看, 这应是主张积极进取的法家在全面质疑并改革周代遗制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念并未上升为春秋战国疆域观念的主流, 还遭到了其他学派的反对。比如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 从尊崇三代的学说立场出发, 对这一新生观念进行了抨击, 仍致力于维护差序疆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38荀子还指出, 商汤、周武王实行王道, 凭借弱小势力, 使天下闻风归附, “汤、武者, 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 武王居鄗, 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为一, 诸侯为臣, 通达之属, 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 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38而王道政治理念并不强调在所有地区实行同样的制度, 而是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 因地制宜地加以统治。 彼王者之制也, 视形势而制械用, 称远迩而等贡献, 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 卫人用柯, 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 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 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38 由此而形成了五服差序疆域格局。 封内甸服, 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 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 称远近而等贡献, 是王者之制也。38 在这一差序疆域格局中, 楚国、越国仍然服从于天子权威, 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彼楚越者, 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 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 然后曰受制邪?”38因此, 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出发, 主张以“均质疆域”管理模式取代差序疆域管理模式的学说主张, 并未理解远古圣王、王道政治的内涵与实质, 是孤陋寡闻的浅薄之见, “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 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 愚不足与谋知, 坎井之蛙, 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38。 进入帝制时期之后, 以法家为意识形态的秦朝, 开始对三代差序疆域的弱点与不足, 从官方角度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与否定, 认为直接管辖的郡县制度优越于差序疆域, 于是完全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并固定成为地方管理的基本制度, 这亦是秦始皇功高五帝的重要功绩。 丞相 (王) 绾、御史大夫 (冯) 劫、廷尉 (李) 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 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 诛残贼, 平定天下, 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 五帝所不及。”10 秦始皇东巡, 勒石琅琊, 继续宣表这一空前功绩。10但秦朝二世而亡, 客观而言, 与郡县制有一定关系。秦灭六国之后, 东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序治理, 更富有弹性而合理。无视这种区域差异, 完全实行扁平化的郡县制管理, 构建“均质疆域”, 不仅不利于消除这种区域差异, 反而激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此是秦朝未能成功管控东方地区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 汉代在总结秦朝灭亡教训时, 也将郡县制的普遍推广视为因素之一。 客观而言, 差序疆域在秦朝前后大体是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历史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 即以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黄河流域为核心, 存在一个文明程度递减的地缘格局。继秦而起的汉朝政权, 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疆域管理模式上再次复归传统的差序疆域, 实行了多种不同的地方制度, 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疆域观念与管理模式。虽然严格的五服、九服政治地理随着时代变迁早已不存, 但差序治理观念与方式却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下来。这不仅与儒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指导思想有关, 更源于中国古代虽然奉行“天下观念”, 但受限于实力, 并不能将所有已知地区皆纳入统治范围, 有限扩张主义对于边缘及其以外地区的开拓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中国古代政权不能总是漂浮在文化幻想中, 而实际上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权边界。 事实上, 古代华夏政权与后来的汉人政权, 一直有关于边界的观念与实践。唐贾公彦作《周礼疏》, 认为黄帝以降, 中国一直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周礼疏》云:“自神农已上, 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 德不及远, 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39《尚书》记载舜统治时, 将天下划为十二州, 每州边界以“封”即土堆作标志40。周朝式微, 战国七雄互相争强, 彼此之间皆拥有明确的边界, 以土堆、树木结成的“封”为界, 后来进一步修筑了长城。西汉最初由于力量不足, 也不得不承认与匈奴以长城为界, 南北分治。西汉初年刘邦与匈奴约定:“长城以北, 引弓之国, 受令单于;长城以内, 冠带之室, 朕亦制之。”41《古文尚书·毕命》明确主张:“申画郊圻, 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42五代、两宋受到契丹、西夏、女真的强力压制, 与以上政权皆划定了明确的国界线。 至于北族政权, 由于更看重对草原、人口与牲畜的控制, 疆域意识并不如农业政权强, 因此边界长时期不明晰。这样的北族政权有匈奴、突厥、回纥等。但北族政权中的东北政权, 在开拓广阔疆域、整合农牧经济、建立强大政权之后, 比如北朝、辽、金、元、清, 便如同汉人政权一样, 具有了明确的边界。相对于汉人政权, 这些政权在边疆开拓方面动力更足, 疆域也更为广阔。其中, 元帝国开拓疆域的动力最强, 而其之所以止于东欧, 既与汗位争夺导致内讧, 无暇西进有关;也与匈牙利平原地处欧亚草原的最西端, 再向西的地方由于缺乏大片草原, 难于支持蒙古帝国的大量马匹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骑兵有关。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