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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建筑形式和居住习俗的演变，是与其所处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环境等紧密相连的。蒙古族原主要居住在大漠南北，过着以穹庐为屋，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元朝建立后，南迁的蒙古族逐渐由游牧走向定居。随着居住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变化，通过与他族杂居共处，彼此交融，其建筑风格和居住理念也发生演变，既保留某些包含浓郁草原风情的习俗，又汲取海内外相关文化精华，使居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时代特色。 关 键 词：元代/蒙古族/移居/居住理念 作者简介：杜倩萍，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081 建筑是一个民族经济、文化、家庭、社会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且以物质形态方式表述其文化内涵。元代南迁蒙古族作为庞大特殊的移民群体(包含元朝最高统治者及一般蒙古族军民)，究竟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居住观念，由游牧到定居，融入当地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呢？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南迁蒙古族的居住文化既保留了一些浓郁的草原风俗习惯，又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从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和居住形式的演变、南迁蒙古族居住风尚的转化、皇家建筑风格形成和发展、各族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等四方面，加以探索。 一、元代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及居住形式的演变 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居住文化也五彩缤纷。但就蒙古族本身而言，在大举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处于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手工业，并有少许农业的阶段。住居方式大多以毳幕(毡帐、穹庐)为屋，逐水草按季节而迁徙。即使是可汗或王公贵族也不例外，仅是其帐幕高大华美而已。元朝建立后，部分蒙古族南迁内地。其移居中原后，随着居住环境、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变化，建筑形式、居住理念和风尚也不断演变。 1.南迁蒙古族主要分布及与汉族等错杂而居格局之形成 自成吉思汗进攻金朝时起，蒙古军就不断被征调南下，陆续移民中原内地。元朝建立后，蒙古族更是散布在国内广大区域，形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其南迁主要是通过封王镇土、遣兵戍守、出仕为官，战乱流离等形式和途径。首先，是封王镇土，例如安西王忙哥剌封守西土，就带去大量蒙古卫士和属下，驻守长安附近，“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①。其次，遣兵戍守，史称“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②，从而使大批蒙古人迁入并定居中原，同时，“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③。居住形式也与当地汉军相同。另外，在湖广、云南等地也有大批蒙古军驻守。再次，是出仕为官，蒙古统治者每到一地后，都要派达鲁花赤进行监临，许多蒙古族人担任地方官，并往往携眷仕官而择地卜居，其子孙后代也多入籍于当地。最后，是遭乱流离，遭受战乱流离而南来的蒙古人户也不少，如“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于云、朔之间”④。即在山西西北部及大同一带居住。此外，还有因犯罪被流放两广、海南的，或因家贫将子女卖入内地为奴仆的蒙古族人等等。 经过长期以来各种形式的迁徙活动，蒙古人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等大小城镇及军事要塞，都有相当数量蒙古族与汉人等错居杂处。同时，南迁蒙古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联姻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也有利于缩小相互之间经济、文化差异，使彼此的住居建筑和风尚渐趋相近。 2.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及建筑的传承和演变 在住居政策方面，元朝对南迁本族而言，即遵循“祖述”与“变通”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保留某些具有鲜明草原居住文化特点的习俗；另一方面随乡入俗，因地制宜，转变居住理念，大量吸取中原传统建筑风格和住居方式。而对其他诸族来说，则是按照“各依风俗”精神，基本上保存各地区诸族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居住习俗，并在宗教建筑方面大量吸收外域的建筑风格和技术，又结合当地的原有习俗加以改造和发展。 元代住宅建筑为宋、金发展至明、清住宅的中间环节。是在住宅制度逐步森严、精致化过程中一个较为自由、散漫的阶段，其功能与环境等影响因素作用尤为显著，住宅形式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恐与游牧民族豪放、追求自由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元代汉地住宅，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即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自先秦时期北方的住宅深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住宅对称的轴线艺术得到很大发展。而蒙古族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出现无轴线之自由布局倾向。例如，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慈济阴德》第三中所示，住宅的正房厅堂不在纵轴线上。《再度郭仙》的郭宅正房为了扩大空间，厅堂采用减柱法，形式为单层三间。《丹度莫敌》的莫宅，则体现住宅平面无明显的轴线布局自由。在住宅建筑中除矩形平面外，也有方形与不常见的多边形平面，并采用勾连撘做法。⑤又如，以大都已挖掘的后英房胡同住宅为例，这应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其主院正房建在台基上，前出轩廊，两侧立挟屋，后有抱厦，东院正房是一座平面为工字形的建筑，即南北屋由中间柱廊连接。这种住宅遗址与北京现存的清代四合院相比，在主房、厢房的建筑平面以及院落构成、交通联系方式诸方面，很明显地反映两者手法之不同。在清代四合院中，找不到用柱廊连接的工字形平面和前出轩后有抱厦的平面，院中的高露道被清代的抄手廊所替代，可见这些正是元代大多住宅的特色。⑥至明代初期，定有严格住宅制度，上至王公品官，下至庶民百姓，住宅无不深受制度的束缚，造成住宅建筑形式的单一性和群体组合的严谨规整。但民间住宅则较多吸收金、元时期的一些地方之手法，并在北派风水的影响下，形成北方特色。 元代南方蒙古族的住宅建筑形式，继承了宋代较多建筑形式，很多规定也多承袭宋代，如据《宋史·舆服志》所载，规定住宅的称谓：“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对于建筑的装修、色彩、斗栱的使用则规定：“凡民庶家，不得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⑦这些规定为元代所承袭，例如，对住宅的称谓也分等级，并限制平民在衔脊上设置瓦兽等等。 元朝住宅制度，目前尚未发现有较为完整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元史》的《世祖纪》《刑法志》及《元典章》等处。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当大都新城建成后，元世祖曾计划将原燕京城(旧城)的居民全部迁居新城，于是规定：“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⑧后来迁居之举虽未能完全实行，但已出现“北城繁华拨不开，南城尽是废池台”⑨的现象，可见迁居规模还是很大的。根据规定，贵戚、功臣及富豪，悉受分地以为第宅，并享有优先选址之便。但住宅地盘的大小仍要受到限制，以“八亩为一分”计算，院宅面积大概有68×63或72×60米左右。这根本不能满足南迁蒙古王公大臣等权贵们建府邸豪宅的欲望，因此往往超过规定，甚至侵占街道，或者在城外另建别墅。驻扎在大都以外的蒙古王公贵族府居更为豪华富丽。例如，元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建在长安城东北的安西府，建在六盘山的开成宫邸，堪比皇宫。 元廷对住居建筑的装饰配置等也有一些新规定。据《元史》所载：“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⑩由此也反映出品官宅舍是可用鹅项(即今称美人靠、飞来椅、吴人靠)、衔脊置鳞爪瓦兽的。不准平民房屋置鹅项之规定未见于唐宋有关制度。与宋代“凡公宇栋施瓦兽”的制度对照，皆有相似之处，(11)可见元代这一禁令与此一脉相承。不过，在江南这一禁令也往往被破坏。总之，元朝的建筑及居住政策，与两宋相比，既有承袭的一面，又有其创新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