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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族建筑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1.生态和人文环境对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影响 建筑人类学认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特定时期的建筑和居住文化之形成及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反映在元代建筑及居住文化上也是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地区性和多样性。元朝疆域辽阔，各族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及从事的生产活动，对诸族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建筑造型及用材方面的不同类型，表现各异的风尚习惯等都有很大影响。南迁蒙古族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家园。即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23)。例如，迁居云南的有些蒙古族平民就与当地其他民族一样，多为土基墙，草顶屋。 元朝居住文化又是与社会地位、民族划分等紧密相连。按南宋遗民郑所南(思肖)所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24)阶级不同，社会生活居住水平也各有差异。元朝皇帝、诸王、贵族锦衣玉食，宫殿华屋。即使处在第三、四等级汉族及其他诸族的地主和奴隶主阶级、大富商等，也往往是“墙屋被文绣，鞍辔饰珠玉，婢妾曳丝履，犬马食菽粟”(25)。而被剥削阶级一年辛苦，过的是破房漏屋，“忍饥忍寒蹲破庐”(26)，“麦饭稀稀野菜羹”(27)的生活。因此，由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同，诸族统治者、剥削者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居住条件极为不同，所反映的居住文化则迥异。南迁蒙古族也不例外，由于财产和地位上的不同，在住宅建筑上，差别也极为悬殊。 2.藏传佛教建筑传入 蒙古人原大多信奉萨满教，进入中原后较普遍地接受佛教，并兼容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元世祖时崇信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因此，元时不仅禅宗、律宗等早在中原流传之佛教建筑得以复兴，西藏地区的喇嘛塔、密宗塑像、法器和装饰等佛教艺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东传到内地。藏传佛教建筑在大都、上都兴起，并传播到浙江、江西、河北、江苏、福建、云南等地，为藏传佛教及其建筑艺术的传播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 3.海内外建筑技艺交流使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元代各地之间的建筑技艺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大都宫殿总体布局、建筑内部布置及装修等方面，显示出有别于中原传统风格和情趣，应是蒙古贵族习俗和意向的反映。并且通过也黑迭儿等而渗入西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也黑迭儿负责宫殿庐帐建筑的实职，受任后，“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28)。亲自指挥宫阙、正朝、路寝、便殿、掖庭、官署、祠庙、苑囿、宿卫居舍、百官邸宅等各项工程的建设。同时，由于各国商人的到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的传入，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明教寺庙等宗教建筑也大量兴建。这些宗教建筑的兴修，也带来中亚和欧洲的建筑风格。例如，尼波罗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擅长画塑及铸金为像。在中国建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将印度式的营建技艺和佛教梵像传入中国。元人称其“每有所成，巧妙臻极”，“金纫玉切，土木生辉”。(29)并且，域外建筑技艺的传入，也改变了以往土为阴，木为阳，地上用木构造房，地下用砖砌墓的传统观念，宫殿、寺庙建筑中经常采用砖石结构和域外建筑式样，使居住观念更趋多元化。 元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族皆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及传统居住习俗。同一民族内部，又因贫富悬殊，社会地位不同而呈现鲜明的等级性，故民居建筑的规模、质量、装饰、家具、摆设等都有很大差异。其建筑承上启下，既有突出的继承性和时代性，又富有变异性和创新性。就原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本身而言，在向南发展过程中，部分兼营农业或半牧半农后，民居形式逐渐由穹庐式发展为圆形土屋，进而发展为土木结构的住房，居住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元大都的宫殿更是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但在一些宫殿布局上，显然受斡耳朵影响，内部陈设也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而汉族等其他民族在不断汲取域外建筑技艺的同时，于建筑类型、形制、设计、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大木技术的进步，砖石建筑技术之普遍使用，建筑彩画的发展，琉璃使用进入顶峰期等等，对明、清乃至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因而，对元代居住文化及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索，必然有利于中国建筑史、社会生活史及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①②④⑧⑩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538、2538、4053、274、2682页。 ③姚燧：《牧庵集》卷六，《千户所厅壁记》，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42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8页。 ⑤王畅安：《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文物》1963年第8期。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⑦(1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0、3600页。 ⑨宋褧：《寒食拜扫盘桓南城亲友家书所闻俚歌十首之一》，《燕石集》卷九，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1—342页。 (12)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中所载之《敕勒歌》。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六中“笼罩四野”则为“笼盖四野”。 (13)(22)张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28页。 (14)斡耳朵，是突厥语一蒙古语ordo的音译，又译为斡鲁朵、斡儿朵、兀鲁朵、窝里陀等，意为“宫”，引申为“宫帐”“行宫”“宫衙”，又指皇室成员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一种组织形式。 (15)(18)(1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63、64、63页。 (16)(28)欧阳玄：《马合马沙碑》所记也黑迭儿事迹，见《圭斋集》卷九，转引自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4卷《元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533页。 (17)《经世大典·工典总叙·庐帐》，《元文类》卷四十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15页。 (2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253页。 (21)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转引自任继愈总主编：《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801页。 (23)张华著：《博物志新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4)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192页。 (25)赵天麟：《畅八口以鼓天下之正风·节服章》，陈得芝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26)王冕：《王冕集》，寿勤泽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27)元淮：《农家》，《金囦集》(一卷)，国家图书馆清抄本电子微缩版。 (29)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四库全书》本，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