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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后的文化心态与宪政挫折的探析 丁以德 摘要：民国初年，中国引进议会政党制度开始了宪政试验。但革命前各派对宪政存在一些误读，以及传统一元政治文化的影响，导致革命后各政治派别缺乏必要的妥协，最终选择了暴力来解决问题。二次革命打破了辛亥革命后的实力均势，是民初宪政挫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二次革命；宪政；革命派；议会 辛亥革命后，中国引进议会政党制度，开始了宪政实验。短短一年多时间，二次革命爆发，宪政遭遇挫折。当时议会政治的失败中，传统政治文化与新制度框架之间的矛盾有一定关系。 （一）革命前：宪政被误读 近代中国国家贫弱，遭受列强侵凌。摆脱列强侵凌，建立民族独立富强国家是国人不懈的追求。从自强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学习外国从技术层面走到制度层面。甲午战后，学习西方实施宪政逐渐成为拯救民族危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辛亥革命前，国人对宪政的认识存在误区，也成为后来实施宪政留下隐患。第一、当时将认为宪政看作是西方富强的根源。严复曾向国人介绍:“西洋富强之政何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1]1905年日俄战争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举国上下认为是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不久，国内就掀起了要求开国会、实现立宪的热潮。从西方政治理论来看，实行宪政目的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一般来说，宪政可以较大程度上保障国民的权益，能保证统治集团可能的广泛的参与，保护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控制和有效统治。“共和的宪政之于美国，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政治之于英国，或许在结果上与其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有联系。但共和制、议会制本身并不是为了‘强大’而设计出来的。”[2]而国人对宪政作为富强工具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第二、把宪政制度简约为设立议会、内阁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国人当时对宪政的实施条件和分权与制衡的理论并不熟悉，对其实施宪政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知之更少。当时认识一般停留在，“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是一样的），因此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3]将宪政简约为这样的层面也是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国人对宪的有误解是可以理解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国人急于寻求一救国之路。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强盛时，将某种政治现象当成富强的本质。王亚南曾说，“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它在政治上，也许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4]另外，当时的宪政宣传还有某种现实的策略考虑因素。当时，革命派多宣传反满革命，而改良派则多宣传设国会、制宪法。为何出现这种差别？杨度如此解释：“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仅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思。”[5]因而改良派以开国会、设内阁立宪政来对抗革命派的“反满革命”。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运用批判的武器，要求清廷加快政治改革步伐，进行开国会、立宪法的宣传组织活动。而革命派组织武装起来，对清政府实行着“武器的批判”。二者的活动都动摇了清土朝的统治。满清权贵的颧预顽固，使改良派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和革命派走到了一起。加上，清政府最后几年实行的加强满族贵族权力的作法使汉族官吏离心离德，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土朝即刻上崩瓦解。 宪政的宣传，让国人对于议会和宪政产生许多美好向往，也使得建立宪政为大势所趋。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后顺应了这一趋势，引进了西方的议会政党制度。革命前的宣传可以说是新制度引进的心理基础，制度引进也适合当时的政治现状。清土朝垮台不是革命派一方面的作用，是革命派、改良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合力的结果。辛亥革命后的结果，革命派获得一直希望建立的共和制度，立宪派获得梦寐以求的参政机会，袁世凯获得了总统名位，三派都可以接受。这种制度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平衡：军事上，革命派和袁世凯的北洋派旗鼓相当；政治上，革命派和改良派借助议会相争。 （二）旧心态下的新制度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大一统”的思想，认为政治权力是很难分享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是一种常识。民国初期虽建立新制度，但传统政治文化心态依然存在，新制度是在这种心态下运作并出现了问题。 革命后，革命派由于首倡之功，在组建政权和建立制度上有一定的先手优势。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个先手组建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政权。黄兴在如何组建政府时曾问询章太炎的意见。章太炎回答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6]章要求组织包括各种力量的政府，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很多人只引用章的前两句话，作为章太炎反对革命的证据，而忽视了章太炎的真正意思。就当时来说，团结各派力量，组建一个联合性质的政府，无论从政治现实还是从策略上来说应该都是明智的选择。蔡锷也曾电告南京临时政府:“现值肇造之初，万端待理，只宜惟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使有弃才。”[7]可惜，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这样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采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安排了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总长，但直接任命各部次长（基本是同盟会会员）负实际责任，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同盟会的政权。这种取向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功臣自居；二是传统政权不能分享的观念。孙中山后来虽然让位总统于袁世凯，并一度打算十年不从政，专心从事铁路建设。就其心态而言，与其说是对宪政的支持，不如说更像是中国传统的“推位让国”。 革命党人的举措带来了消极影响。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的党人所组成政党坚决反对同盟会。这些人在政治目标上和同盟会其实非常接近，道本相同却不相为谋。谁的责任？不能简单将责任归结于这些人身上，革命党人在革命后举措不当，无疑要负一定的责任。当然袁世凯也希望独占政权，南北议和时，袁世凯就提出南北政府都解散，由他组织政府。他的要求当然被革命党人拒绝。由此可以发现：民初的孙中山、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取向不同，但是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心态却是基本一致的。 相比之下，改良派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没有独占政权的希望，他们也在政治活动中很快倒向了袁世凯。当然，梁启超还有另一层意思，他认为袁世凯在当时能保障国家安定，而革命派的反袁斗争会“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8]由于这种认识和革命前后与革命党人的过节，他们选择了支持袁世凯。 革命派利用自己的先手优势构建了制度。但孙中山让位于袁后，革命派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便考虑从制度上对袁世凯进行约束，于是在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把原先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9]其次，。《临时约法》中强调议会对内阁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规定议会有“议决一切法律案”、“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等各项权力，而内阁对议会的制约却不多。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如果行政权没有制约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利，立法机关将要变成专制；因为它会把它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权力都授予自己，而把其余二种权力毁灭。”[10]革命派从一种功利的角度出发制定了对己有利的游戏规则。但政治学上认为“各社会集团之所以达成妥协，是把它作为实现其利益的有利框架。”[11]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立法和行政部门权责不合理，又没有好的协调机制。这种制度缺陷是民初政局动荡的又一原因。 （三）政党政治的尝试 新政治制度框架给当时各政治派别提供了政治参与机会。各派人士都想一试身手，于是纷纷组党，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革命后，政党林立，合纵连横。这种现象本身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12]章士钊对此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是故党派分歧，万非国家之幸，吾国人向来有重人不重政策之弊，以后之将有多数党派，相与混争，直意计中事，是用为之隐忧耳。”[13]以后的事实也证实了章士钊的担忧不无道理。 民初首届唐绍仪内阁由于不容于袁世凯，不久倒台。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认为是混合内阁意见不一，容易造成政局动荡，因此提出组织单一政党内阁主张。黄兴甚至和袁世凯商量，要求赵秉钧内阁成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单一的政党内阁。“当时讥讽国民党的新闻，说这不是‘政党内阁’，实是‘内阁政党’。”[14]袁世凯针对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提出：“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材与不材，不问其党与不党。”[15]袁的观点得到共和党等反对同盟会的党派支持，共和党声称“吾党迭次讨论，以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为日前救时之要策。”[16] 北京参议院时期，议会内部主要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同盟会和国民党，以改良派为主的早期的共和党和后面的进步党。双方由于历史现实的矛盾，在议会中纷争不已。这种党争导致“参议院自开院以来，除历次与政府扰乱外，其所积压之法案至五十四件，政府无法可守，审判庭无法可用。”[17]革命之后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民心渴望和平、富强，谁要能够抓住这一点，并将其与自身的立场结合起来，无疑会占有政治上的优势。而当时热心政党活动的人忙于党争，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倒是作为局外人的严复看得更清楚，“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刘一外能强，其刘-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18]孙中山也曾提醒过宋教仁等，“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有大设施。盍内力日竭，外患日迫，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自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19]当时议会中忙于政争，反而忽视了自己的职责。这也败坏了政党的声誉和议会的名声，也动摇了宪政的民意基础。不久就有人提出：政党是祸乱的根源，“苟为救国计，非毁尽一切之政党，而本吾真正纯洁之民意以为治，未能济者。”[20] （四）暴力革命的选择 这一时期议会政党制度即使很不规范，但毕竟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着形势发展，和平方式被抛弃，暴力方式被选择。 民国前几届内阁基本上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中，受袁控制，而议会中改良派为主的政党也在极力维护他。加上袁世凯深谙权谋之术，对于议会中的斗争处于相对超然的状态。袁世凯对于当时形势看得很清楚，他的权力来源和对它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军队。1912年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时，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21]他借日财政困难加紧遣散南方的军队，借以削弱其他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 1913年，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胜，而宋教仁又不愿为袁世凯所用。袁世凯得到的信息是权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将会失去对政权的控制。于是加紧做好善后的准备，一方面资助梁启超将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议会中对抗国民党。同时加强与湖北的黎元洪联系，派李纯率军南下威逼江西。而刺杀宋教仁案件使得革命派和袁世凯难以共存，政治决斗已经难以避免。宋教仁遇刺后，梁启超就感到形势不妙，感叹“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22] 革命派本来是以“反满”为目标的联合体，辛亥革命后一些人认为革命成功而开始追求享受甚至自相残杀。胡汉民回忆说，“时各省军往来苏沪者，颇纵情声色，以为英雄本色。”[23]如广东陈炯明和民军首领王和顺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为了参加竞选。但改组为国民党后“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日全非，分子复杂，熏藐同器，良莠不齐。”[24]民初革命派内部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宋教仁为首热心议会活动，一是以黄兴为首的军人，还有以戴天仇、何海鸣等为首的同盟会中比较激进的中下层，这些人是武装反袁的积极推动者。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要袁世凯退位。对此，孙、黄是一致的，区别是倒袁的方法。北京国民党议员，认为靠法律可以解决这件事。孙中山则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兴认为武力不足。孙一度还希望借助国际势力压迫袁世凯让位。3月26日，孙中山与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有吉交淡。孙曾说“昨日以来，与党内之得力者巨商，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排斥之。”[25]此时革命派的目标是倒袁，但用什么方法去袁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也是当时国民党现状决定的。 国民党人由于内部派别分歧举棋不定，耽误了时机。而袁世凯却在加紧准备。1913年5月，袁世凯布置完毕后，发出挑衅“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26] 6月，他下令免去国民党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的职务，袁世凯已经完全控制局面。 革命派如何应付袁世凯进攻？黄兴为反袁，曾派人和当时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北、浙江和云南联系，都被拒绝。孙中山、陈其美、戴天仇等仍力主武力解决。孙中山甚至派朱卓文到南京运动下级军官，准备暗杀长官后独立。二次革命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动的。 当时其他势力如何对待这场政治对决？1913年6月1日，各派剑拔弩张之时，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请孙、黄等人，“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敢公然倡乱。”[27]明确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动武的态度。黎元洪在军事上完全支持袁世凯，协助北洋军对付李烈钧。连蔡锷也帮助袁世凯筹划军事上如何镇压国民党，“目前形势，只要南昌坚持不动，则湖口一隅，或不致牵动全局。准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28]战事结果从这可以判断出来。“二次革命”与其说是发动了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被动的应战，一场军事冒险。 辛亥革命后，国人要求尽快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舆论呼吁和平。袁世凯也把自己打扮成稳定和秩序的代表，故国民党宣布讨袁很少得到支持，加之实力悬殊，南方很快失败。国民党占有的地盘和军事实力丧失殆尽。白焦分析说，“民众则叠遭战祸，疮疾未复，厌乱已深；袁氏心迹尚未大显未为一般民众所窥，民党信誉，亦有使民众怀疑之处，故讨袁军以六、七省之地，数十万之众，不二月而为袁氏所底定焉。”[29]民初宪政是建立在实力均势的基础上，军事实力丧失殆尽后，宪政也就成了没有保证的游戏。黄兴在南京发动独立时，“陈陶遗则痛哭流涕力劝黄兴忍耐，若轻于一掷，即不上崩亦将瓦解，以后恢复诚恐更难着手”。[30]国民党军事失败后，国民党议员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后，也无力改变政局。 （五）小结 民初宪政是建立在对宪政的心理预期和当时政治势力均衡基础上。但在政治实践中，心理预期和政治平衡依次被打破。首先议会和政党的混乱纷争，使宪政丧失了民心；其次，国民党议会大选获胜，革命派有运用政治手段排除袁世凯的权力的趋势，但军事实力袁世凯又超过了革命派；再次，二次革命国民党一败涂地后，军事平衡彻底打破，政治上也丧失了平衡。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重要尝试，设立了议会，确立了相互制衡的分权政治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其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议会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斗争方式，由过去的武力解决变为和平竞争。但这只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简单模仿，并没有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甚至革命派和改良派对其运作也不是很熟悉。政治制度建立后需要一种培育和呵护，但政治派别以现实的功利态度对待新制度。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缺少妥协直至选择了暴力解决的方式。这也成为以后政治斗争的示范，后来还总结出“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出来的”。就袁世凯而言，他并不理解宪政；但孙中山等革命派在政治斗争中，并没有考虑如何维护他们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却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 古往今来，在政权交替中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任何一个旧政权倒台之后，新政权都需要花时间去消除旧政权的影响，巩固新政权。辛亥革命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去完成一个传统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新体制没有解决这个老问题，宪政遭遇了挫折。 原发表与《求索》 2005年第4期，现有修改 参考文献： [1] 严复：《原强》；《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一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 王人博：《中国近代宪政思潮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4月，国家图书馆藏第89页； [3]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5页； [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5] 杨度:《复梁启超函》；《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 [6]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7页； [7] 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0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7页； [9] 张国淦：《国会篇》；《近代史资料》总第92期第115页； [1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1页； [11]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页； [1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13] 章士钊：《论统一党》；《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4]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页； [15] 《袁世凯与同盟会代表谈话》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32页； [16]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17] 黄远庸：《春云初展之政局》其一《远生遗著》；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4页； [18] 严复：《社会巨变与规范重建一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页； [19] 陈锡棋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2页； [20] 转引自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21]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3页；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5页； [23]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第65页 [24] 《陈其美致黄兴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4页； [25] 陈明译：《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队凯斗争的口本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 [26]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7] 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 [28] 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2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30]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