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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黄玉顺 （台湾《鹅湖》2020年2月号） 【摘要】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与科学”、或者说就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此文可谓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其实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现代性；人权；国权；个体主义；国族主义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媒体言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乃至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说。这种混同造成了思想认识的混乱，实有必要加以辨正。本文将进行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分析与解释。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而非“新文化运动”百年；新文化运动百年是四年之前的2015年。[1] 两者的历史意义截然不同。那么，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概念，首先必须确定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宗旨。 （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详下）。最狭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当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为准，这一点明确表述在他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当中，那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宣言书。[2] 1.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什么“反帝反封建”。这是因为： （1）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社会形态，并非西周王朝的“封建”，而是从秦朝到清朝的皇朝“专制”。如今，这一点应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颇类似于西周的诸侯列国，故将英语的“feudalism”翻译为汉语的“封建”大致不错；但用它来指称中国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则完全是一个误会，因为中国中世纪的皇权帝国政治，恰恰是“反封建”的，这是“汉承秦制”以来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前者是分权的列国，后者是集权的帝国；因此，所谓“封建专制”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新文化运动与所谓“反封建”无关，其矛头所向其实是皇权帝国的专制集权，及与这种君主主义相伴生的家族主义、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及其观念形态。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 （2）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也非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莫不主张学习西方，即都是某种程度的“西化派”。甚至稍后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其实也都是某种意义的“西化派”，因为他们的哲学建构都是对儒学进行某种程度“西化”的结果，诸如冯友兰之与英美哲学，唐君毅、牟宗三之与德国古典哲学，等等；[4] 被视为一代大儒的梁漱溟，甚至主张“全盘承受”西方化、“通盘受用西方化”[5]，乃至提出了一套全盘西化的方案。[6]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初衷，矛头所向并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中国的专制帝国及其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现实缘由，就是当时出现的复辟帝制的思潮，包括当时筹安会、孔教会、乃至所谓“民众请愿团”等的活动，他们背叛共和，企图复辟帝制。 显然，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帝反封建”。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究竟是什么？ 2.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民主与科学”，这也是不确切的。其实，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已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明确宣布了作为办刊宗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7] 其中第一义，也就是最根本之义：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这里的一系列词语，诸如“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都是伦理政治哲学层面的概念，矛头所指均非“封建”、“帝国主义”，而是皇权帝国的“君权”、“教权”、“男权”。这一系列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所以陈独秀在文章最后总结道：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科学与人权”；在政治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而按上述“六义”之第一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表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权”。陈独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还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其中谈到： 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8] 显然，这里强调的“政治上”的“人的运动”，所讲的其实还是人权。因此，秦晖指出：“‘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9]）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10] 这种个人的自由，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亦即人权（personal rights → human rights）。不过，应当指出：“自由”概念并不能涵盖全部“人权”，而“人权”概念可以涵盖“自由”。因此，可以肯定：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不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的分辨极为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节加以讨论），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包括自由权利在内的人权。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了。 （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本营乃是《新青年》杂志，因此：《新青年》的宗旨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新青年》宗旨的变化，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变化，其涵义有广狭之别： 1.新文化运动的三段式划分 （1）第一涵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三年，截止于1918年底。本来，按照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宣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乃是“人权与科学”（并不是“民主与科学”）甚或就是“人权”；而到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该杂志作者群体的分化，《新青年》逐渐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这个转变对于半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背景意义；而五四运动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趋势，从五四运动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 （2）第二涵义、即较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五年，截止于1920年。从1920年9月第8卷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宗旨显然已再不是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人权”理念了，而是“共产主义”理念，尤其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 （3）第三涵义、即最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八年，截止于1923年。当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并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同年2月，爆发了著名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人生观论战”（或称“科玄论战”）[11]，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12] 至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新儒家）正式形成，至今尚未根本改变。[13] 显然，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上述最狭义、即第一涵义的概念，即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根本宗旨是“人权”。 2.新文化运动的两段式划分 上述三段式划分，其着眼点是《新青年》的性质和宗旨的转变。我还曾有一种两段式划分，将广义的、即第三涵义的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段。这种划分基于我对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三9现象”的观察。[14] 所谓“三9现象”，是说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三个重大转折性的年头都带着“9”字，我称之为三个历史“拐点”，那就是1919年、1949年和1989年。其中第一个带“9”字的年头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头，它将历时八年的广义新文化运动一分为二。对此，我曾这样加以描述： 这个思想运动可以1919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段。 前一阶段，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这么几年当中，全中国的知识界分成两个阵营：一边就是那些前朝遗老，留着辫子的人，也就是保守的保皇派；另一边就是越来越多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派怎么样呢？ 那就是全部一边倒，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两个全盘”：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15] …… 到1918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后1919年，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组团到欧洲去考察。……他们到了欧洲一看，满目凋零，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末世的颓废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文化。……中国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们还学什么呢？连先生自己都出问题了嘛！那该怎么办呢？面临另外的选择，就是两条路： 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间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16] 的崛起。[17] 这就是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一回事，不能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二、什么是“五四运动” 最粗略的观察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同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于它并不是一场时代性的“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时事性的政治运动。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五四运动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宗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宗旨，一种标准化的概括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概括值得分析： 1.五四运动并非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判断值得商榷。这里所谓“封建主义”，其矛头所指显然是中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道，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封建”，既非中国古代西周式的封建，也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feudalism），而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和”（除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的短暂称帝外）[18]。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当时的中国并非所谓“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而且，即便将“割据”“分裂”状态说成是“封建”，北洋政府也不是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皖系政府所谋求的恰恰是政治统一，直系为推翻皖系而打的旗号正是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直系政府也谋求政治统一，而与之对抗的力量也是这种反对这种统一，所打的是“自治”“联省自治”等旗号。 况且，五四运动所针对的国内对象也并非整个北洋政府，而是当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所指的“国贼”，具体所指的是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其实，北洋政府也非什么“卖国”政府，恰恰相反，北洋政府也是相当“反帝”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英国在厦门的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等。 其实，北洋政府时期乃是中国社会首次实行全方位、大规模的现代转型的时期。在经济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成绩骄人，史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2.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确实，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口号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诸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反帝”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爆发的缘由，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不顾中国的权益，要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些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浪潮。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不仅指日本，而且指主导巴黎和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支持日本的英国和法国）：当时主导会议的是由英、美、法、意、日各出2名代表所组成的10人最高理事会（“十巨头”会议）；决策的是英、美、法、意4国首脑会议（“四巨头”会议）[19]，而实际上是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三巨头”会议）。这些发达国家也就是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帝国主义”。 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反封”，而是“反帝”。因此，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权”（personal rights），那么，五四运动的宗旨则是“国权”（national rights），即通常所说的“民族自决权”（the national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所以该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因为“国贼”意味着“丧权辱国”。 （二）“五四运动”的概念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的“五四运动”，特指1919年的那场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反帝运动：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运动爆发；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0]，运动结束。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宗旨，否定性的表达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肯定性的表达就是发扬国族主义，亦即“国权”；而上文已经谈过，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则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显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 当然，我们说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反帝”、争取“国权”的运动，这并不否定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但无可辩驳的是，正是、而且唯有在“反帝”这一点上，各派力量才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才会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也表明，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21] 此外，五四运动的“反帝”还有一个重大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西方的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乃是将苏维埃俄国排斥在外的；和会的另外一个重大议程，乃是筹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旨在对抗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反帝”必将导向政治上的苏俄道路。唯其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 三、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本文强调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而是想说明：将两者混称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势必遮蔽某些东西，这不仅有碍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本身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认知，而且因此而有碍于我们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认知。因此，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际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那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可以肯定，即便没有发生新文化运动，同样会爆发五四运动。 1.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现象：当时《新青年》杂志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更不是运动的组织者。陈独秀在运动中的表现，并不是以《新青年》杂志发声，而是迟至6月11日才跑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并被捕，从而导致《新青年》停刊半年之久。 其实，最早促成五四运动爆发的甚至不是学生团体，而是北京各团体及各界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林长民（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任理事长，与其他理事汪大燮（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梁启超、蔡元培、熊希龄、范源濂、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组成10人理事会；紧接着，2月21日，该协会通电发表7点外交主张；[22] 3月6日，梁启超致电林长民、汪大燮，报告他从巴黎和会上获知的消息；4月24日，梁启超致电该协会，发布归还青岛的通电；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发文，称“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该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随即，该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学生这才于当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决定于次日、即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显然，从对内的以人权、自由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到对外的以反帝、救亡为宗旨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分际，其实意味着某种“断裂”。 2.分辨 这种“断裂”，如果按李泽厚的讲法，即属于“救亡压倒启蒙”[23]：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救亡”，那么，“压倒”二字则是对这两场运动之间关系的一种诠释：“换个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反帝’压倒了‘反封’[24]。”[25] 而且，按李泽厚的诠释框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6]，“启蒙”与“救亡”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实际上“启蒙”竟成了“救亡”的一种手段，而“救亡”才是“启蒙”的目的，所以“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27]。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是“救亡”，那么，新文化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手段而已。这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毕竟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转变无不系于“救亡图存”的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复《天演论》关于国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旨才会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各派共奉的一种意识形态。 但秦晖不同意李泽厚的说法，指出：“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28] 这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既是启蒙、也是救亡，只是救亡的路径选择改变了：“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29] 这也有道理，但其实并没有根本否定李泽厚的解释框架，而只是说新文化运动同样具有“救亡”的一面。但是，这样一来，则又容易陷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混同，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极力加以辨正的。 我想要阐明的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宗旨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运动，但“救亡”与“启蒙”这两个词语尚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奥秘；这一对兄弟确实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却来自同一个母体。 （二）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这里旨在说明：如果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并非下面这样的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 新文化运动 → 五四运动 而是下面这样一种关系：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 ↗ 个体主义 国族主义 ↖↗ 现代性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两者共同产生于一个更大更深的背景，即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那就是国族时代（the times of nations）的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悖论。 1.现代性悖论的一般性分析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来，世界进入了国族时代，国族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我曾反复多次指出：现代性与国族性是互为函项的。[30]“国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既非贬义的，也非褒义的，而是对于国族时代的一种普遍必然现象的一个中性描述。 在这个国族时代，个人与国族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困扰，那就是个人主义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当倾向于个体时，就会走向自由主义；当倾向于国族时，就会走向国家主义……国族时代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31]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主体”（subject）或“主体性”（subjectivity）。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个体主体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y）；但现代性同时蕴涵着国族性，即伴随着现代国族（nation）的兴起。对此，我曾加以分析： 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主体活动的历史：个体，群体。而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其“主体意识”而言，也就是两种：个体意识就是个人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问题上；群体意识就是民族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如果在国际关系上把一个民族国家视为一个个体，则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个人主义或曰个体主义；结果我们看到，现代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往往正是个人主义原则的扩大而已）。这是理解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解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在国内，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在国际，民族主义的表现却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32] 于是，个体主体性便呈现出双重性：在国内问题上，个体就是个人，这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义的根由；然而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族就是一个个体，这是现代性的国族主义、集体主义的根由。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构的。而当一个国族在国际上面临生存危机时，它就需要内在集中凝聚力量，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后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现代化路径，往往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33] 自由问题亦然，迄今为止，国族时代的自由主义其实蕴涵着两个维度的自由观念：个人个体（a pers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国族个体（a nati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当一个国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时，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20世纪的德国、苏俄、中国都是明显的例证；目前西方“白左”政策的后果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一个现实的例证。 2.现代性悖论在两个运动间的体现 上文谈到，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陈“六义”，并未提及“民主”，而是谈“人权”；然而到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则又是另一种概括——“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后来流行的“民主与科学”[34]。这个变化及其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1）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不是“民主”，而是“人权”，即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因为“民主”并不能涵盖《敬告青年》中的一系列关键词“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相反，“人权”这个概念可以涵盖“民主”，因为民主只是人权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种落实。如果脱离了人权，民主就可能变为民粹；如果脱离了个人自由，平等也可能变成民粹，这特别体现在它与国族主义结合之际，而争取“国权”的五四运动正是其典型表现。 （2）五四运动所凸显的不再是“人权”，而是“民主”。过去有一种说法，称五四运动之前是“旧民主主义”、之后是“新民主主义”，即都归为“民主主义”，这也不无道理，即：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五四运动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体主义的，后者是国族主义的。所以才有刚才提到的陈独秀《新青年》的转变： 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35] 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的角色。[36] 这就是现代性的深刻悖论在五四运动中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五四运动所凸显的则是国族的自由权利；当然，后者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即导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崛起，并进一步导向了现代新儒家的出场。 总而言之，常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3]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7、209页。 [6] 参见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7]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8]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原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9] 学界所谓“大五四”指新文化运动，“小五四”指五四运动。 [10]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11]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科玄论战”是由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发表“人生观”演讲而引发的，而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张君劢：《人生观》，原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收入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版；汪孟邹编《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版。 [13] 参见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14]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5]“全盘反传统”这个判断，我后来加以纠正，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6] 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历时9年，即从1911年到1920年。“东方文化派”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群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调和新旧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征、张君励、章士钊等。 [17]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见氏著文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5页。 [18]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帝，废民国年号，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恢复“民国”年号；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19]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意大利总理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20]美国也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在国会表决时遭到多数反对。不仅如此，美国后来还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使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1922年2月4日），中国得以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其实，中国起初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参会。 [21] 参见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5-76页。 [22] 这7点主张是：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3]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4] 正如上文已经阐明的：这里“反封”这个措辞是不确切的。 [25] 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 [2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7] 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8]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29]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3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31] 黄玉顺：《评“自由儒学”的创构——读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当代儒学》第12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另见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代序，齐鲁书社2017年11月版。 [32] 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7页。 [33] 参见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 [3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国权”与“人权”之纽结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 黄玉顺 （台湾《鹅湖》2020年2月号） 【摘要】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与科学”、或者说就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此文可谓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其实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现代性；人权；国权；个体主义；国族主义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媒体言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乃至常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说。这种混同造成了思想认识的混乱，实有必要加以辨正。本文将进行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分析与解释。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而非“新文化运动”百年；新文化运动百年是四年之前的2015年。[1] 两者的历史意义截然不同。那么，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概念，首先必须确定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宗旨。 （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详下）。最狭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当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为准，这一点明确表述在他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当中，那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宣言书。[2] 1、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什么“反帝反封建”。这是因为： （1）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社会形态，并非西周王朝的“封建”，而是从秦朝到清朝的皇朝“专制”。如今，这一点应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颇类似于西周的诸侯列国，故将英语的“feudalism”翻译为汉语的“封建”大致不错；但用它来指称中国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则完全是一个误会，因为中国中世纪的皇权帝国政治，恰恰是“反封建”的，这是“汉承秦制”以来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中，“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前者是分权的列国，后者是集权的帝国；因此，所谓“封建专制”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显然，新文化运动与所谓“反封建”无关，其矛头所向其实是皇权帝国的专制集权，及与这种君主主义相伴生的家族主义、父权主义和男权主义及其观念形态。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 （2）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也非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莫不主张学习西方，即都是某种程度的“西化派”。甚至稍后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其实也都是某种意义的“西化派”，因为他们的哲学建构都是对儒学进行某种程度“西化”的结果，诸如冯友兰之与英美哲学，唐君毅、牟宗三之与德国古典哲学，等等；[4] 被视为一代大儒的梁漱溟，甚至主张“全盘承受”西方化、“通盘受用西方化”[5]，乃至提出了一套全盘西化的方案。[6]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初衷，矛头所向并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中国的专制帝国及其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现实缘由，就是当时出现的复辟帝制的思潮，包括当时筹安会、孔教会、乃至所谓“民众请愿团”等的活动，他们背叛共和，企图复辟帝制。 显然，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帝反封建”。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究竟是什么？ 2、新文化运动的宗旨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民主与科学”，这也是不确切的。其实，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已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明确宣布了作为办刊宗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7] 其中第一义，也就是最根本之义：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这里的一系列词语，诸如“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都是伦理政治哲学层面的概念，矛头所指均非“封建”、“帝国主义”，而是皇权帝国的“君权”、“教权”、“男权”。这一系列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所以陈独秀在文章最后总结道：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科学与人权”；在政治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而按上述“六义”之第一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表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其实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权”。陈独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还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其中谈到： 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8] 显然，这里强调的“政治上”的“人的运动”，所讲的其实还是人权。因此，秦晖指出：“‘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9]）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10] 这种个人的自由，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亦即人权（personal rights → human rights）。不过，应当指出：“自由”概念并不能涵盖全部“人权”，而“人权”概念可以涵盖“自由”。因此，可以肯定：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不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的分辨极为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节加以讨论），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包括自由权利在内的人权。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了。 （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大本营乃是《新青年》杂志，因此：《新青年》的宗旨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新青年》宗旨的变化，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变化，其涵义有广狭之别： 1、新文化运动的三段式划分 （1）第一涵义、即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三年，截止于1918年底。本来，按照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宣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乃是“人权与科学”（并不是“民主与科学”）甚或就是“人权”；而到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该杂志作者群体的分化，《新青年》逐渐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这个转变对于半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背景意义；而五四运动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趋势，从五四运动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 （2）第二涵义、即较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五年，截止于1920年。从1920年9月第8卷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宗旨显然已再不是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人权”理念了，而是“共产主义”理念，尤其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 （3）第三涵义、即最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为期八年，截止于1923年。当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并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同年2月，爆发了著名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人生观论战”（或称“科玄论战”）[11]，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12] 至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新儒家）正式形成，至今尚未根本改变。[13] 显然，最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上述最狭义、即第一涵义的概念，即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根本宗旨是“人权”。 2、新文化运动的两段式划分 上述三段式划分，其着眼点是《新青年》的性质和宗旨的转变。我还曾有一种两段式划分，将广义的、即第三涵义的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段。这种划分基于我对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三9现象”的观察。[14] 所谓“三9现象”，是说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三个重大转折性的年头都带着“9”字，我称之为三个历史“拐点”，那就是1919年、1949年和1989年。其中第一个带“9”字的年头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头，它将历时八年的广义新文化运动一分为二。对此，我曾这样加以描述： 这个思想运动可以1919年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段。 前一阶段，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这么几年当中，全中国的知识界分成两个阵营：一边就是那些前朝遗老，留着辫子的人，也就是保守的保皇派；另一边就是越来越多的激进派。这些激进派怎么样呢？那就是全部一边倒，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两个全盘”：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15] …… 到1918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后1919年，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组团到欧洲去考察。……他们到了欧洲一看，满目凋零，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末世的颓废和悲哀之中，西方所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一致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文化。……中国去考察的那些人就想：我们还学什么呢？连先生自己都出问题了嘛！那该怎么办呢？面临另外的选择，就是两条路： 一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间是在1918年，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开始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条道路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派”[16] 的崛起。[17] 这就是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绝不是一回事，不能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二、什么是“五四运动” 最粗略的观察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同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于它并不是一场时代性的“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时事性的政治运动。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五四运动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宗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宗旨，一种标准化的概括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概括值得分析： 1、五四运动并非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 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判断值得商榷。这里所谓“封建主义”，其矛头所指显然是中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然而稍作思考即可知道，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封建”，既非中国古代西周式的封建，也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feudalism），而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和”（除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的短暂称帝外）[18]。正如上文已经讲过的，当时的中国并非所谓“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而且，即便将“割据”“分裂”状态说成是“封建”，北洋政府也不是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皖系政府所谋求的恰恰是政治统一，直系为推翻皖系而打的旗号正是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直系政府也谋求政治统一，而与之对抗的力量也是这种反对这种统一，所打的是“自治”“联省自治”等旗号。 况且，五四运动所针对的国内对象也并非整个北洋政府，而是当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所指的“国贼”，具体所指的是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其实，北洋政府也非什么“卖国”政府，恰恰相反，北洋政府也是相当“反帝”的，也是民族主义的，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俄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英国在厦门的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等。 其实，北洋政府时期乃是中国社会首次实行全方位、大规模的现代转型的时期。在经济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成绩骄人，史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在文化上，北洋政府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期。正是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2、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确实，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口号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诸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 “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反帝”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爆发的缘由，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不顾中国的权益，要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些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浪潮。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不仅指日本，而且指主导巴黎和会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支持日本的英国和法国）：当时主导会议的是由英、美、法、意、日各出2名代表所组成的10人最高理事会（“十巨头”会议）；决策的是英、美、法、意4国首脑会议（“四巨头”会议）[19]，而实际上是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三巨头”会议）。这些发达国家也就是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帝国主义”。 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反封”，而是“反帝”。因此，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权”（personal rights），那么，五四运动的宗旨则是“国权”（national rights），即通常所说的“民族自决权”（the national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所以该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因为“国贼”意味着“丧权辱国”。 （二）“五四运动”的概念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的“五四运动”，特指1919年的那场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反帝运动：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运动爆发；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0]，运动结束。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宗旨，否定性的表达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肯定性的表达就是发扬国族主义，亦即“国权”；而上文已经谈过，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则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显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 当然，我们说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反帝”、争取“国权”的运动，这并不否定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但无可辩驳的是，正是、而且唯有在“反帝”这一点上，各派力量才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才会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也表明，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并不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21] 此外，五四运动的“反帝”还有一个重大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西方的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乃是将苏维埃俄国排斥在外的；和会的另外一个重大议程，乃是筹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旨在对抗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反帝”必将导向政治上的苏俄道路。唯其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 三、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本文强调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而是想说明：将两者混称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势必遮蔽某些东西，这不仅有碍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本身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认知，而且因此而有碍于我们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认知。因此，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际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那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可以肯定，即便没有发生新文化运动，同样会爆发五四运动。 1、现象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现象：当时《新青年》杂志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更不是运动的组织者。陈独秀在运动中的表现，并不是以《新青年》杂志发声，而是迟至6月11日才跑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并被捕，从而导致《新青年》停刊半年之久。 其实，最早促成五四运动爆发的甚至不是学生团体，而是北京各团体及各界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林长民（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任理事长，与其他理事汪大燮（北洋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梁启超、蔡元培、熊希龄、范源濂、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组成10人理事会；紧接着， 2月21日，该协会通电发表7点外交主张；[22] 3月6日，梁启超致电林长民、汪大燮，报告他从巴黎和会上获知的消息；4月24日，梁启超致电该协会，发布归还青岛的通电；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发文，称“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该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随即，该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学生这才于当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决定于次日、即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显然，从对内的以人权、自由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到对外的以反帝、救亡为宗旨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分际，其实意味着某种“断裂”。 2、分辨 这种“断裂”，如果按李泽厚的讲法，即属于“救亡压倒启蒙”[23]：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救亡”，那么，“压倒”二字则是对这两场运动之间关系的一种诠释：“换个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反帝’压倒了‘反封’[24]。”[25] 而且，按李泽厚的诠释框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26]，“启蒙”与“救亡”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实际上“启蒙”竟成了“救亡”的一种手段，而“救亡”才是“启蒙”的目的，所以“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27]。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而五四运动是“救亡”，那么，新文化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手段而已。这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毕竟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转变无不系于“救亡图存”的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复《天演论》关于国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旨才会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各派共奉的一种意识形态。 但秦晖不同意李泽厚的说法，指出：“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28] 这就是说，无论五四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既是启蒙、也是救亡，只是救亡的路径选择改变了：“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29] 这也有道理，但其实并没有根本否定李泽厚的解释框架，而只是说新文化运动同样具有“救亡”的一面。但是，这样一来，则又容易陷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混同，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极力加以辨正的。 我想要阐明的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宗旨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运动，但“救亡”与“启蒙”这两个词语尚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奥秘；这一对兄弟确实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却来自同一个母体。 （二）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这里旨在说明：如果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并非下面这样的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 新文化运动 → 五四运动 而是下面这样一种关系：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 ↗ 个体主义 国族主义 ↖↗ 现代性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两者共同产生于一个更大更深的背景，即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那就是国族时代（the times of nations）的现代性（modernity）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悖论。 1、现代性悖论的一般性分析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来，世界进入了国族时代，国族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我曾反复多次指出：现代性与国族性是互为函项的。[30]“国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既非贬义的，也非褒义的，而是对于国族时代的一种普遍必然现象的一个中性描述。 在这个国族时代，个人与国族是密不可分的。于是，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困扰，那就是个人主义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当倾向于个体时，就会走向自由主义；当倾向于国族时，就会走向国家主义……国族时代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31]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主体”（subject）或“主体性”（subjectivity）。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个体主体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y）；但现代性同时蕴涵着国族性，即伴随着现代国族（nation）的兴起。对此，我曾加以分析： 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主体活动的历史：个体，群体。而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其“主体意识”而言，也就是两种：个体意识就是个人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问题上；群体意识就是民族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如果在国际关系上把一个民族国家视为一个个体，则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个人主义或曰个体主义；结果我们看到，现代所谓“国际关系准则”往往正是个人主义原则的扩大而已）。这是理解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解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在国内，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在国际，民族主义的表现却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32] 于是，个体主体性便呈现出双重性：在国内问题上，个体就是个人，这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义的根由；然而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族就是一个个体，这是现代性的国族主义、集体主义的根由。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构的。而当一个国族在国际上面临生存危机时，它就需要内在集中凝聚力量，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后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现代化路径，往往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33] 自由问题亦然，迄今为止，国族时代的自由主义其实蕴涵着两个维度的自由观念：个人个体（a pers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国族个体（a nation as an individual）的自由。当一个国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时，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20世纪的德国、苏俄、中国都是明显的例证；目前西方“白左”政策的后果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一个现实的例证。 2、现代性悖论在两个运动间的体现 上文谈到，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陈“六义”，并未提及“民主”，而是谈“人权”；然而到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则又是另一种概括——“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后来流行的“民主与科学”[34]。这个变化及其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1）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不是“民主”，而是“人权”，即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因为“民主”并不能涵盖《敬告青年》中的一系列关键词“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相反，“人权”这个概念可以涵盖“民主”，因为民主只是人权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种落实。如果脱离了人权，民主就可能变为民粹；如果脱离了个人自由，平等也可能变成民粹，这特别体现在它与国族主义结合之际，而争取“国权”的五四运动正是其典型表现。 （2）五四运动所凸显的不再是“人权”，而是“民主”。过去有一种说法，称五四运动之前是“旧民主主义”、之后是“新民主主义”，即都归为“民主主义”，这也不无道理，即：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五四运动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体主义的，后者是国族主义的。所以才有刚才提到的陈独秀《新青年》的转变： 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③ 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的角色。[35] 这就是现代性的深刻悖论在五四运动中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所凸显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利，而五四运动所凸显的则是国族的自由权利；当然，后者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即导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崛起，并进一步导向了现代新儒家的出场。 总而言之，常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固然，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历时八年，即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现代新儒家出场，最终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延续至今的“三元格局”。但是，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是“人权”，历时三年，即从《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发表陈独秀《敬告青年》到1918年11月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思想潮流发生了路径转向，即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列主义与国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的宗旨不是“人权”，而是“国权”。当然，这种转向的深层根源蕴涵在国族时代的现代性之中，即个体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是国内性的国民的个体主体性运动，而五四运动是国际性的国族的集体主体性运动。 参考文献： [1] 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3]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7、209页。 [6] 参见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7]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 [8]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原载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9] 学界所谓“大五四”指新文化运动，“小五四”指五四运动。 [10]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11]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科玄论战”是由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发表“人生观”演讲而引发的，而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张君劢：《人生观》，原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收入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版；汪孟邹编《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版。 [13] 参见黄玉顺：《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14]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5]“全盘反传统”这个判断，我后来加以纠正，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6] 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历时9年，即从1911年到1920年。“东方文化派”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群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调和新旧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征、张君励、章士钊等。 [17] 黄玉顺：《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见氏著文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5页。 [18]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帝，废民国年号，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恢复“民国”年号；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19]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意大利总理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20]美国也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为在国会表决时遭到多数反对。不仅如此，美国后来还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使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1922年2月4日），中国得以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其实，中国起初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参会。 [21] 参见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5-76页。 [22] 这7点主张是：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3]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4] 正如上文已经阐明的：这里“反封”这个措辞是不确切的。 [25] 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 [26]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1986年8月。 [27] 李泽厚：《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28]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29] 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二十一世纪》2015年8月号。 [3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31] 黄玉顺：《评“自由儒学”的创构——读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当代儒学》第12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另见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代序，齐鲁书社2017年11月版。 [32] 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77页。 [33] 参见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学术界》2001年第3期。 [3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35]（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36] 黄玉顺：《五四的自由理念》，见文集《走向生活儒学》，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87-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