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 摘 要： 1792年亚.埃.拉克斯曼使团访日是俄日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使团访日是俄国官方正式对日接触的开端，奠定了19世纪俄国对日政策的基调，对俄日关系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俄国派遣使团访日的外交行动，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是“双头鹰”外交的向东实践。俄国使团出使的背景、肩负的双重使命注定其无功而返的结局，而日本“有法度的殷勤”接待体现出保障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与利益诉求。从世界文明角度看，俄国访日使团在丰富俄日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交往方面同样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 俄国，日本，亚.埃.拉克斯曼，松平定信 一、18世纪末的俄国、日本与世界 18世纪末的东西方世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和航海探险以及由此引起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与世界的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世界贸易范围的扩大、西方对海外市场的渴求与殖民征服。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系列的社会巨变最终确立起西方的世界优势，使西方在迈入近代过程中处于领先。西方崛起使世界逐步联为一个整体，西方的发展趋势代表着世界发展大势。[1]此时的东方却与世界大势南辕北辙。东方的强大封建皇权日益加固着传统经济制度和结构，专制强化使自然经济更加难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难以成长。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实行“重本抑末”与“闭关锁国”，打击工商业、拒绝繁荣的海外贸易，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社会的延续。思想上，东方国家维护传统教化，禁锢非正统思想，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的作用。16—17世纪的东方文化虽然有过很多成就，却没有形成类似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新思潮。脆弱的资本主义幼芽既得不到国家政权扶植，也得不到社会支持和舆论声援。与西方背道而驰的东方只能在世界大势中渐行渐远。 俄国自彼得一世欧化改革走上强国征程后，海外贸易、殖民竞赛是这一时期俄国高度参与国际事务的显著特点。自18世纪70年代末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利用欧洲间歇出现的对俄有利条件，着手争取俄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积极参与到西方掀起的殖民浪潮中。 成熟于18世纪初的俄国重商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И.Т.波索什科夫是彼得时期著名的经济理论家，撰写的《贫富论》最关键的思想是“富国强兵”：“国家富强的基础是商人，而商人财富与军队武力密不可分”。[2]很显然，波索什科夫把重商与军事政治联系起来，这是俄国政治现实在重商思想上的反映。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调节和控制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波索什科夫的重商理论对俄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从此，“俄国贵族将对外贸易视为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到18世纪末，“俄国贵族对商业的向往更趋强烈”，俄国通过贵族参与外贸实现了封建贵族与商人的结合。[3]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麋集于北太平洋诸岛，先剥削阿留申群岛居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据点。[5]捕获的一张海獭皮能以收购价4倍在中国出售。俄美公司成立之前，俄国已经有数十家贸易公司活跃于北太平洋沿岸并直接得到政府支持，许多贵族都是公司股东，这既促进了对外贸易，又促使俄国继续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敕命西伯利亚总督，对此给予保护和奖励，使俄国势力迅速扩展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这些“毛皮王国”中。俄国商人一旦发现海兽随即滥捕滥获，连幼兽也不放过，终于使大片猎场荒废。再加上对当地土著居民强取豪夺，曾有3000多村民被俄国雇佣军杀戮，北太平洋上的毛皮业自18世纪70年代迅速衰落。[4]在库尔斯克州商人舍利霍夫与伊尔库茨克富商格林科夫经营下，毛皮贸易也曾短暂恢复，但这里与俄国腹地遥远、道路难行，气候恶劣，捕猎海兽所必须的弹药及工具自不必言，就连粮食和日用品补给也十分困难。堪察加及阿拉斯加等地不得不以鱼油和干肉为主食，连食盐也成为稀有珍品。一普特黑麦在俄国价格为40戈比，但在阿拉斯加即上涨20倍售到8卢布。这时，俄中恰克图贸易也告中断，更使毛皮滞销。此种困局使西伯利亚当局和商人更加急于同日本通商，为中国和北美贸易提供补给。[6] 国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与俄国欧化改革的强大影响力把太平洋水域的亚洲国家拖入世界贸易流通中。其他西方国家同样对于东北亚和北太平洋地区抱有浓厚兴趣，各国船队相继出现于这一海域。1769-1780年，西班牙三次派出探险船。1778年，从英格兰启航的库克指挥探险船绕过好望角后一路往北，到达过白令海峡。1785年，法国也派出拉彼鲁兹率领的两只快速帆船。1791年，英国“阿尔戈号”船出发去日本，希望与日本开展定期贸易（实为倾销在中国滞销的商品）。俄国在北太平洋上的霸主地位遇到挑战，积极采取对策派出自己的舰队。1766-1787年间，П.К.克里尼岑与М.Д.列瓦绍夫等数批考察队分别南下，最远一艘船到过色丹岛。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其对外限制与对内权力垄断最为严厉。同一时期，中国允许国民出国前往长崎，允许外国人访问本国有限的几个港口；朝鲜禁止国民出国和外国人进关，但每年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或迎接清朝使团。这两国对国境的实际管理比较松懈。日本却与之不同，日本锁国规定甚至适用于官员出入境，只有遭遇海难的日本漂流民是一个例外，对外国人来访的限制也随着时间推移日趋严格。至18世纪末的松平定信时代[i]，日本更是禁止所有外国船只进入日本，只有朝鲜、琉球、中国、荷兰的船只例外。 随着俄国人开始来到虾夷地，日本知识分子提出与阿伊努人和俄国人进行商品交易，更进一步提出北方殖民构想。工藤平助于1783年写成《赤虾夷风说考》进献给田沼意次，幕府讨论过在虾夷地与俄国开展贸易一事。但松平定信最终阻止了这一计划，在他看来，与俄国开展贸易不光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十分危险，将严重危害“锁国”体制，现在的当务之急应是如何增强海岸防卫，尽一切可能去防止与俄国船只发生冲突。他已经感觉到西方控制世界的趋势，并坚信将对日本构成威胁。[7] 松平定信的“宽政”是一个有意识加强日本闭锁性的新政。18世纪末，日本海外贸易规模逐步缩小，主要依赖进口的生丝实现国产化，日本成为经济自主性很强的国家，海外贸易随之失去必要性。松平定信执掌政权后，以缩小对外关系为支柱，建立起兼顾应对紧急事态发生时的海防体系和防范与外国发生武力冲突的近海防卫体系，亲自担任“海边御备御用挂”和“虾夷地御用” 负责北部沿海防务。[8]他把对外关系限制为长崎对外贸易、接待朝鲜通信使和对外国船只待遇三点上。长崎对外贸易，松平规定1790年来日进行贸易的船只，中国船由原来12艘减至10艘、荷兰船由两艘减至1艘，原本荷兰商馆馆长几乎每年一次赴江户谒见将军的待遇改为每五年一次。除了通过海外贸易进口书籍和药材外，松平不允许其他任何海外贸易。1791年，松平定信继续向全国发布有关对待外国船只的公告，要求当外国船遭遇海难漂流到日本后，首先应适当接待，然后送到长崎。同时还命令对出现于其他地方海岸的外国船只，应以温和方式扣押，如遇抵抗可以武力还击。对于虾夷地防卫，松平定信否决田昭时代的开发，继续委派东北的松前藩担任虾夷地防卫，以建立应对自千岛南下的俄国势力的缓冲地带，并将防卫第一线设置于本州岛最北端，新任命一名“北国郡代负责指挥南部藩和轻津藩”。[9]由此可见，日本并不是对世界形势、对“西洋”动向无知，而正是因为日本注意到“西洋”征服世界的动向，才有意识强化锁国，这里也体现出日本避免与外部世界产生冲突的维护国家安全考虑。 然而，无论松平定信怎样严防死守，在俄、日两国同时从北、南两个方向不断压缩阿伊努人活动空间的态势下，整个虾夷地作为缓冲地带的价值已不复存在，双方的直接接触变得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形态外化的对外政策，俄日两国自然呈现出巨大差异。俄国对外处于积极进攻态势，为商业利益而不断环球航行；而日本则保守退避，专注于稳定国内局势而自闭于世界。亚.埃.拉克斯曼使团正是在这样极富落差的背景下雄心勃勃出发，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铩羽而归。 二、使团的双重使命 派遣亚.埃.拉克斯曼使团访日是俄国积极向东方实施外交政策的体现。鉴于国内外形势，使团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建立对日贸易，扩展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业利益，保障与中国的贸易安全。随着访日使团提上实际日程，使团使命与任务也在逐渐扩展。就贸易而言，它由拓展俄国贸易公司的业务这一最初目的扩展为要求全方位开展俄日贸易，包括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在经济贸易名义下，使团也肩负了一系列秘密的政治使命：划定俄日边界，谋求太平洋岛屿的所属权，并尝试建立反英同盟。众所周知，拉克斯曼访日使团的经济、政治使命部分实现于1855年的俄日《友好条约》（即《下田条约》），大部分使命则通过1858年《友好通商条约》（即《江户条约》）、1867年《库页岛暂定章程》（即《杂居条约》）、1875年《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1889年《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1895年《通商航海条约》得以实现。通过构建双边条约体制，俄国成功将俄日商务边界推进到日本沿海与内地。以此为良好基础，一个世纪以后，苏联依据《雅尔塔条约》宣布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四岛归属苏联，并旋即派兵予以占领。可以说，拉克斯曼访日使团肩负着双重使命，公开的贸易使命与秘密的政治使命。使团访日尽管在形式上失败了，但它本质上奠定了19世纪俄国对日外交的基调，在俄日关系史上意义深远。 (一)贸易使命：谋求建立俄日商务关系 如前所述，自17世纪下半叶始，俄国社会就已产生浓厚的重商主义。自М.П.什潘贝格的“天使米哈伊尔号”与В.瓦尔顿的“神圣加百列号”顺利驶抵日本岸边通过阿伊努人取得与日本人“以物易物”的突破性进展后，俄日之间以阿伊努人为媒介的贸易开展起来。不久以后，贸易中心转移到花咲半岛的纳釜府，并开辟“国后集市”，俄国就此以得扶岛为根据地不断寻求日本商品。[10]俄国人对日本商品非常感兴趣。俄国将水獭皮和鹰羽运到新知岛换取日本的织物、剑、漆具、锅和烟草，这些东西是新知岛居民从国后岛和北海道东北部的土著居民那里获得的。“千岛北部居民则通过把这些物品换成邻岛居民的商品而获利”，高野明写道，“国后岛和北海道居民从松前藩商人那里买来的日本商品运到得抚到和新知岛，在当地搜集到水獭皮和鹰羽后，又带回松前来挣钱。所以俄国人在北方出现所引起的商贸发展也同时影响着松前藩的贸易。”[11] 俄国人以得抚岛为根据地同南千岛居民开展贸易，开启了俄日两国围绕千岛群岛的国家关系的重要时代。 18世纪以来，恰克图贸易愈加红火，其贸易额几乎占俄国与亚洲贸易的68%，俄国政府从中得到一大笔税收。[12]然而，18世纪下半叶，俄国毛皮一方独霸局面悄然变化，主要原因是南方海路贸易出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已经染指北太平洋的英美商人开始与俄国商人争抢毛皮生意。他们在太平洋地区及岛屿通过狩猎、掠夺、交易等各种手段获得大量毛皮，由诺顿群岛及夏洛特群岛将之转运广州出售，物美价廉，生意上占尽先机，大大影响了俄国的毛皮贸易。美洲俄国侨民区的官方代表巴拉诺夫曾报告：“各色人等都把毛皮运到广东，再从广东运往中国各地，数量大且价格低廉，无形中就对我们的恰克图贸易产生了严重危害，最终甚或完全中断那里的贸易。”[13]更为严重的是，1785年清政府停止恰克图贸易，七年之后才重新开启。1789年清政府在广东实施贸易限制措施，英美两国商品因此滞销。1791年春夏之际，美国“华盛顿号”和英国“阿尔戈号”到达日本海岸边，希望将在中国滞销的商品售往日本。可以说，从1785至1792年，西伯利亚商人们对于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产生了比以往更加浓厚的兴趣。 此外，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对俄国十分不利。俄国被迫数次参与反法同盟，随时有可能深陷战争泥潭。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进行了两次争夺黑海一带的俄土战争：1768-1774年与1787-1791年。第二次俄土战争初期，俄国联合奥地利在巴尔干及黑海海上取得胜利，俄军于1790年攻占多瑙河河口重要港口伊兹梅尔。[14]但英国组织操纵反俄集团，分化俄国盟友，怂恿瑞典等国对俄战争，最终迫使俄国与土耳其和谈。西线上，叶卡捷琳娜大帝尚未决定如何处理波兰这个已经被征服的国家。俄军占领波兰后，她更愿意让波兰作为一个整体附属于俄国。最后，她得出结论：俄国不具备吞并波兰这么一个大国的能力。[15]为防止奥地利与土耳其联合，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意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提议。在此窘境之下，为了获得更多战争经费，俄国自然要考虑扩大海外贸易以攫取战略资本。 18世纪，俄国国内的许多进步人士也都主张建立对日贸易，其思想和言论助长了整个社会发展外贸的舆论。М.В.罗蒙诺夫认为“俄国人应该经常前往日本、中国和印度，发展与之友好关系”。[16]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Н.П.鲁缅采夫曾在就任请已数次向沙皇建议俄国派遣使团访问中国和日本，积极扩展俄国与整个远东地区主要是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7] 可见，俄中贸易萎缩、英美商人竞争、俄国战争形势严峻而激发的国内强烈的社会需求舆论，使重商的俄国政府积极考虑建立对日贸易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对外部世界的渴求和欧洲大势的“敦促”下，漂流民大黑屋广太夫的“东来”给俄国政府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促使俄国更加“敢于”南下探寻日本并在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上做进一步尝试。伊势国河曲郡若松村人大黑屋广太夫于1783年1月4日同三五郎、矶吉等16名船员乘神昌丸号驶离鸟羽港，将500石大米送往江户。途中神昌丸号遭遇风暴向北漂流，部分船员于1786年7月被来自下勘察加的俄国船只“圣保罗号”救起后送往伊尔库茨克。[ii]未来赴日使团成员亚.埃.拉克斯曼的父亲埃.古.拉克斯曼[iii]，被称为“西伯利亚的莱蒙诺索夫”，极力提议借送还大黑屋光大夫一行回国为契机，趁机开展对日贸易。 伊尔库茨克省长И.В.雅各比曾推荐埃.古.拉克斯曼当И.И.比林斯考察队科技分队负责人，认为他“是通晓自然历史的博学之人，对自然历史有很深见解，天赋极高，对开发不为人知的学术领域决心坚定”[18]。1791年2月26日，埃.古.拉克斯曼给商务部部长А.Р.沃龙佐夫写信，在附加的《关于日本贸易的呈文》里阐述了对日本的看法：“总体来说，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嫉妒之心在这一百年里减退了很多。荷兰人以自己持续近200多年的言行，明显缓解了因葡萄牙人的贪权而加剧的应受到各种谴责的民族病。从与遭遇海难、对祖国了如指掌的日本商人大黑屋光太夫两年的日常交往中，我得知，当地如今的交流要比肯普费尔的时代或140年内，都自由得多。甚至从那个时代起，奢靡之风便逐渐兴盛，贫困由此加剧，而贸易也变得更重要。”[19]接下来，埃.古.拉克斯曼重点强调了送大黑屋光太夫回国对与日建立商贸联系的重要性，不允许由英国人或荷兰人送他回国，因为这样的话俄国会失去一个打开日本国门的大好良机。他写道：“是的，英国人在诺特卡海湾（位于北美西北岸——作者注）建居民点的行为，应该是真的。在圣彼得堡，这个航海民族的商人们很快也得知我带来了一个日本人。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的部长（也就是公使——作者注）也提出了相关建议，即他们有意亲自送这个异国人走海路回国，并承诺弥补我送光太夫去首都这一路上的损失。”[20] 埃.古.拉克斯曼在结论中建议“用荷兰人运到大阪来的商品可以交换俄国金条，通过给日本政府的最高公告和一些由呢子、厚毛料、上等羊革等制成的礼物来强调我国对日本的重视”，“我们的商人们”他还认为，“每年可以用呢子、河狸皮和猞猁皮及其他换取日本茶叶、稻米、丝织品、棉布等物”。[21] 在信的结尾，埃.古.拉克斯曼作出总结并再次论证了自己的计划：“论起了解日的和对日经商，没有人比我们在太平洋上做生意的商人更合适了。我们的邻居甚至会给予我们靠近的权利。没人能获得这么容易的联系，没人能像我们的商人从中获利，特别是当从那里运来的是稻米、麻布、棉布和类似商品时。”[22]考虑到日本和伊尔库茨克之间互通消息的复杂性（经雅库茨克和鄂霍茨克），他建议可利用一下源头在离伊尔库茨克不远的阿穆尔河流域，也可利用荷兰人在“日本国内或阿穆尔河河口，或南千岛群岛，甚至以南的荒岛”成立洋行时遇到的困难。这会“使得日本人的贸易更为轻松，应该能鼓动他们探访我们的港湾，使他们不必在自己国家的最北边做荷兰人强迫他们做的事”[23]。 历史上，俄国自18世纪起就一直努力寻找参与广州贸易的途径，坚持要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享有同等参与中国南方海路贸易的权利，要求俄国商船亦可进入广州，并在黄海开辟通商口岸。而英国人则一直关注北方俄国人对恰克图贸易的独霸，也一直尝试寻找突破俄国独享北方陆路贸易局面的方式。因此，谋求正式建立对日贸易顺理成章成为这次官方访日使团的主要贸易使命。但由于俄国当时对日本固化的对外贸易体制没有深刻认识，访日使团的贸易目的完全违反日本的对外贸易体制，使命本身的不切实际决定了俄国使团的失败命运。 (二)政治使命：划定俄日边界，谋求对太平洋岛屿的所属权 整个国际关系史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都是以必须保证本国的经济政治安全为出发点。17-18世纪俄国的主要政治诉求是疆域的拓展，以双方协商为基础缔结军事联盟或条约界定国境线，因此，边界划分成为俄国对外交涉的主要政治问题。在经济领域，外贸的重要性凸显，而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必须借助外交手段。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直东进的俄国因实力不逮停止向黑龙江流域继续推进，转而向北将势力拓展至堪察加半岛。《尼布楚条约》在俄国开拓通往日本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俄国不得不通过尚塔尔、萨哈林或堪察加铺设通往太平洋的道路，而不是通过黑龙江。虽然通过黑龙江会更快捷方便，但俄国征服堪察加后发现，该地的环境要更加干燥更好一些。首先出于经济考量，俄国试图寻找开放的新土地——堪察加、千岛群岛、萨哈林或日本，并努力将之再联合。到新的土地上找寻财富，最主要的是找寻可以换金子的毛皮。在早经发掘地区毛皮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寻找这些财富需要向“新疆土”移民或抱持贸易目的对“新疆土”进行探访。刚开始，俄国只是为了稳定其对勘察加和北美殖民地的管辖而希望获得对日的自由通商与通航，后来随着政治家们思虑加深，就演变并附加上谋求领土主权的边界划分了。于是，有权进行政治交往的官方使团带着这个目的应运而生。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彼得一世衣钵，继续保持对日本的“极大热情”。1785年8月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让海军院安排以二级大尉И.И.比林斯为首的太平洋东北部科考，“若穿过鄂霍茨克到白令海峡之后新的船只还没建好，那考察队就应研究一下从东和北环绕日本的水域”。[24]商贸部部长А.Р沃龙佐夫和皇室侍从长А.А.别兹博罗德科也曾建议，派遣一支舰队“去日本北部地区考察千岛群岛，它们可以逐渐成为与该国贸易的基地”[25]。1786年12月22日，外交院紧接着下达了有关派俄国船去东海即日本以北地区的法令，“完全保留俄国在由俄国航海家开辟的土地上的权力，并付诸实施”。[26]1787年，按照女皇的这条诏令，装备精良的分舰队在海军上校Г.И.穆洛夫斯基的率领之下准备启程进行首次官方考察。海军院（不早于1787年4月17日）在给Г.И.穆洛夫斯基的指令中提到：“保持在俄国航海家开辟的土地上的权力，禁止外国人和俄国子民竞争、瓜分生意，禁止那些想来这里通过武力攫取你们绝对权利的人，迫使他们不再开辟事实上早已属于俄国的那些土地，而且要让他们滚得远远的，以后都不要再妄想这儿的村落、贸易，甚至连通航也不行，这些才是主要任务。如果出现工事或居住点，那么你们有权捣毁、拆除其标志和徽章......你们的海船和那些外来人应该能势均力敌......若是遇到反抗或更大力量，你们可以使用武力......因为你们的船只装备足够好。”同时，海军院特别提出一个任务，即要将整个千岛群岛直至北海道 “都划入俄帝国统辖之下，在有俄文和拉丁文题字的合适处埋下奖章后，放上俄国国徽并加固......这样就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海湾和适合的地方用来兴建堡垒和村落”。[27]可见，考察队可以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以官方名义巩固俄国早前在国外开辟的疆土，即使这些地区因缺少俄国行政管理机构而只剩下外国人。这说明，俄国政府已经把俄日边界问题与对日贸易问题放在同等位置而制定出了有针对性对日外交政策。但是，欧洲形势骤然生变。在英国和普鲁士支持下，土耳其于1787年8月21日对俄国宣战，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所以Г.И.穆洛夫斯基的舰队（计划1787年10月19日整装待发）被迫中断考察任务。 叶卡捷琳娜二世认真听取埃.古.拉克斯曼送日本漂流民回国的建议并接见大黑屋广太夫一行后，于1791年6月28日下令经鄂霍茨克送日本人回国，而不是沿黑龙江，因为担心会与中国人发生冲突。[28] 1791年9月31日，女皇对伊尔库茨克和科雷万总督И.А.皮尔签署组织日本之行的命令：1）由公家出资雇佣船只，或使用И.И.比林斯探险队的船只之一，不过要保证负责人是纯俄国人而非英国人或荷兰人；2）乘船送上述日本人，全部由公家出资，但是留下其中接受了基督教而不能回国的日本人，允许其于伊尔库茨克语言学校教授日语，有相应补贴，这对以后建立对日往来是非常必要的；3）任命埃.古.拉克斯曼其中一子为探险队队长，让他不论在途中还是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不论在海上还是在岛上、陆地上，都要进行天文、物理和地理观察，当然还有对当地商贸情况的调查；4）完全遵照埃.古.拉克斯曼的建议对探险队进行训示；5）向日本政府寄出“公开信”，“致以问候，说明整件事情”；6）为日本政府购买2000卢布的礼物；7）同行者可以选择、吸引最优秀商人或其伙计加入旅行。 [29] 回国临行前，叶卡捷琳娜二世慷慨赏赐了大黑屋光太夫及其同伴。10月20日，大黑屋光太夫被赐予一块配有深蓝色绶带、正面是女皇浮雕像的金牌（这种奖章只赐予过显贵的商人——Г.И.舍利霍夫和И.И.戈利科夫，还有研究焰火的德国人）、鼻烟壶和罕见的法国钟、150个荷兰金币和200金制卢币。大黑屋光太夫的同伴则收到了浅蓝色绶带的银章，这与赏给东西伯利亚部落首领的一样。埃.古.拉克斯曼因其与日本人的友好交往被赏赐了价值800银制卢布的戒指以及5000银制卢布[30]。 1792年1月10日，日本人和埃.古.拉克斯曼一起到达鄂霍茨克。同年4月，埃.古.拉克斯曼之子亚.埃.拉克斯曼接受俄国政府任命担任此次访日使团领队。年仅26岁的亚.埃.拉克斯曼虽然年轻，但有沿鄂霍次克海航行经验，精通地图学、天文学，在东西伯利亚科学探险中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使团所乘“叶卡捷琳娜”号双桅帆船船长由鄂霍茨克港长官В.Ф.洛夫佐夫担任，二级船长则是到过北海道的Д.Я.沙巴林，事物主管是擅长地形测量的军士И.Ф.特拉佩兹尼科夫，翻译是伊尔库茨克日语学校的学生Е.И.图戈卢科夫，船长助手是军士В.И.奥列索夫和Ф.Е.姆哈普列夫。[31]探险队里还有舍利霍夫资助的两个商人В.Н.巴比科夫和И.Г.伯纳姆施讷。И.А.皮尔在给亚.埃.拉克斯曼和В.Ф.洛夫佐夫的指示中吩咐，让他们“友好对待千岛第22岛（北海道）的居民...... ”，“尽一切力量打消对方对于你们到来的疑惑”，好“详细描绘整个岛的各种好处和田地耕种的优势，考察林木品种，测量河流和港湾以及岛上居民的大概数目；弄清楚岛上的食物主要是什么，日本人做生意一般买卖什么货物......甚至要搞清日本人能否忍受不友好的欺压”，“如果在近北纬45。的岛上首次停留并首次见到日本人，应该尽量事先取得他们同意，再把自己人派到最近的城市，通知俄国使团到来的消息。使团有责任提出请求，以获得前往首都的许可，并在到达首都后将信函转交给日本政府，解释此行的目的是建立商贸联系。”[32]与此同时，使团在驻留日本期间，“尽力补充学习关于这个国家的罕见的、有价值的知识”。[33] 可见，鉴于欧洲局势变得非常复杂，法国崛起和进逼极大威胁俄国在欧洲的外交和商贸利益，俄国制定出了比较积极的远东政策，派遣访日使团就是一个带有此等重要政治使命的官方使团。不管是对Г.И.穆洛夫斯基考察团、还是拉克斯曼使团的训令中，俄国都明显提出了移民、协商谈判俄日边界等领土要求，这种带有盲目进攻性目标的使团也决定了其无功而返的结局。 三、使团出使与日本的因应 拉克斯曼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住所并赠送礼品。措手不及的日本在即时“殷勤”的背后隐藏了保障国家安全、持续维护闭关锁国、避免与俄国发生冲突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带有法度的殷勤”正是这种指导方针的产物。 1792年9月13日，俄国使团乘“叶卡捷琳娜号”从鄂霍茨克码头出发，在国后岛南端的小海湾短暂停留之后于10月8日在根室湾抛锚停靠。根室殷勤接待了俄国使团，在办公场地中腾出地方来给他们过冬，“以预防阿伊努人的进攻，或许当时日本人觉得阿伊努人不大可信。”[34]四天后亚.埃.拉克斯曼亲手将信函交给松前藩总督，信中提及了来访目的。 信函的俄文原件这样写道：И.А.皮尔奉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派亚.埃.拉克斯曼“出使伟大日本国，访问中央政府，并将该国臣民送回祖国”，一切行动要依照“中央政府”的意见，别到重要码头。如果中央政府不愿在首都江户会面，请告知，何时能收到针对我们申请延长考察时间的通知函的回复，这样就不耽误我们尽快获知中央政府的命令”[35]从日文还原的翻译版本中，这一段是这么说的：“女皇陛下派了三个日本人去江户，到那里后就转告虾夷政府，自己对他们是善意的，并告诉对方，在这个港口（根室——作者注）过完冬后，最晚第二年3月份前往江户，把三个日本人直接转交给江户政府。”[36] 不管是俄文还是日文版本中，都提到并强调了去首都江户的总体计划，而且，若得到中央政府对使团延长考察的许可，就会有将日本首都之旅继续下去的可能性。以此为缘由，藩主松前道广（源氏）的长子松前章广以“值班”官员名义向中央政府寄呈了这封信函。俄国人的到来经过虾夷人传播开来，不得不说，这个消息使日本政府措手不及。其实早在1791年日本北部研究者最上德内就已警示过幕府。但是，现在日本政府不得不给俄方以明确答复，是否与俄国建立贸易关系。 幕府在讨论中因为俄国较之荷兰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而犹豫不决，虽然与俄通商能打破荷兰的贸易垄断，但暂时也不愿引起“他们不太喜欢”的荷兰人的不快。[37]官员们意见发生分歧，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赞同知识分子所著《俄国人交往记录》中表达的观点，同意在阿伊努人聚居地区与俄贸易。第二种，反对在此与俄通商，建议与荷兰人一样在长崎开展贸易。第三种，接收被救的日本人，禁止船进入江户港，但如果这条禁令无法实行，则要在严密行政监管下实行日俄贸易。尽管意见不同，但幕府官僚们都一致认为：要保障江户安全，不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江户。 由于俄国人南下，关于如何保障虾夷岛和江户安全的问题已经提上幕府议程，但暂时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实际保护措施。对这次使团来访，日本只能通过强调要“遵守礼节和法律”的方式加以婉拒。于是，松平定信实行折衷方案：不接受俄国书信和礼物；在松前藩接收失事船员；送俄国礼物以感谢他们将船员送回；不允许俄国人前往江户；如果想通商的话，只允许在长崎，并发放书面许可证。 在对待俄方使节态度上，幕府较为谨慎。因为前一年（1791年）幕府颁布了《外船打拂令》，政令甫下，次年就遇俄船来航，按法令应予以或驱逐或捣毁回击。但来航之船是俄国官方使团，且送还的是本国漂流民，松平定信特命其在松前藩停留，并派人申明日本法度。他派目付石川家成和村上信子为宣谕使，命南部津轻两番负责北方边事警戒，松前藩派驻兵士。[38]只允许通过陆路前往松前藩公国的回函于1793年5月被使团收到，但亚.埃.拉克斯曼坚持走水路前去距离松前藩公国最近的一个港口——函馆。当地政府悉心安排使团住进了题着俄语的旅店“Русский дом”。随后，函馆派出450名护卫陪同使团走陆路前往松前藩公国。7月17日使团到达后，受到松前政府代表、仪仗队和很多市民的热情接待。 日本官员同俄方使者有过三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是向俄方宣读“法律”并告知，日本不接受俄国信件，并将谈判转移给松前藩公国。第二次会面谈判时，亚.埃.拉克斯曼想谈论同日本建立贸易的可能性，但日方重申不能接受俄方信件的立场。俄方信函被幕府以“横文字无人能懂”为由退回，俄方提出的开港通商要求也被幕府以不合国体为由拒绝。最终，俄方同意在长崎通商的谈判，并将日本失事船员转交给松前藩。第三次会面时亚.埃.拉克斯曼获得了印有三枚御印的皇帝圣旨——长崎通行证。[39]为了让本国免遭危险，不使这样的回复激怒俄国，日本还是援引了1727年的先例，当时也颁发了同样的许可证给柬埔寨海船。 可见，日本政府对亚.埃.拉克斯曼试图延长商谈的努力作了回应，重申只能允许他们前进到长崎，之后拉克斯曼收到了相应的签字文书：“您从贵国押送命中注定被大海带去的陌生人来到其他地方（别的外国船只不许从海上靠近的地方......），而非长崎。荷兰人虽常往来于长崎港，但却不进入我国内陆，而您对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就乘着装备完好的船来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应该不会放陌生来者、特别是反对我们法规的来者回去......但我们很尊重您从贵国送回我们的子民、途中备经磨难、暂不了解我们的法规，如今放你们回去也有理由，只是不可以在本地走动......也不许从这里去首都江户......您乘船去长崎港时也要带着我们出具的文书资料，证明能继续往下走......”[40] 在通商要求被日本驳回以后，日本人赠给使团61袋黑麦、27袋小麦、3袋荞麦、6桶腌羊肉、用来磨谷子的石磨和两个筛子，以及100袋大米和三柄日本剑。[41]这些礼物想必是用来缓和日本政府以本国法律为由不允许通商的“安慰”。亚.埃.拉克斯曼无奈于8月11日启程返航，9月8日抵达鄂霍茨克港，并在返航途中对千岛群岛详细勘察，最终于1794年1月24日返回伊尔库茨克，，并把此次日本之旅的情况告知了皮尔和自己的父亲埃.古.拉克斯曼。 此次访日使团被俄国史学界公认为俄国对日正式接触的开端。但除了在返航时对沿途诸岛进行水文、地理勘察外，使团并未完成其经济使命和政治使命。 四、访日使团的重大影响 拉克斯曼使团赴日事件体现出东西方两种社会体制、两种地域性国际关系的碰撞与冲突：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对抗、西方开放的资本流通体系与东方闭塞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贸易体制对抗、西方重商主义与东方重本抑末的文化体制对抗。俄国资本主义萌芽所激起的对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渴求从根本上冲击着日本的“闭关锁国”。然而，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个发生、发展与壮大的漫长过程，从使团的无功而返来看，当时俄国暂时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撼动日本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制度。此时的俄日交涉格局是俄国与日本各自社会发展态势在外交层面的表现。俄国的积极外交与日本外交的保守退让都是与各国内政相呼应的。俄国与日本各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与优先方向，而俄日对外政策反作用则影响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与程度。 诚然，拉克斯曼赴日使团并未完成俄国政府赋予的双重使命，是一次未达目的失败出使，但对俄国整体对外政策、日本的长远对外政策以及俄日关系进程都具有重大历史涵义。 拉克斯曼使团赴日是俄国对日政策的一个步骤。在Г.И.穆洛夫斯基考察团因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而搁浅时，拉克斯曼建议利用送还漂流民大黑屋光大夫回国为契机借以打开日本国门，开展贸易关系并划分疆界，为新的更具权威性的出使创造了前提。赴日使团虽未完成既定使命，但得到的长崎通行证增加了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机会的可能性。通行证被后来使日的列扎洛夫使用。正是这张通行证，才使得列扎洛夫使团再次进入日本本土接触长崎奉行。因此，俄国学界公认拉克斯曼赴日使团是俄国对日正式接触的开端，为俄日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既然规定使团对日使命的都是政府核心要员，那么，使团使命自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俄国政府对日的整体与长远战略目标。到19世纪50年代，通过构建俄日条约体制，拉克斯曼赴日使团的使命陆续实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拉克斯曼赴日使团奠定了19世纪俄国对日政策的基调。 俄国派遣使团访日的外交行动，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日本不过是其中一环。使团打着贸易旗号隐藏了其对太平洋岛屿和日本的领土要求，体现出参与国际秩序的国家利益诉求。沙皇俄国既向西又向东的双头鹰政策正是成形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时期，而向东能体现这一政策的就包括拉克斯曼使团的赴日之行。同一时期，俄国派往东方的使团有列Н.П.扎诺夫使团（1802年）与Ю.А.戈洛夫金使团。当时的俄国面临的是“战火纷飞”的欧洲和“风平浪静”的亚洲，在对外政策的两个方向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把重点放在了西方、极富斗志地利用军事向西方扩充疆域，而朝远东太平洋此等落后地区的扩张因国家实力不济而以派遣使团为主要策略。 拉克斯曼使团赴日以更大的冲击力触动了整个日本社会，给锁国的日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松平定信被解职（1793年）后，日本对外事物移交到胜手挂老中户田氏教和若年寄堀田正敦手中。原先就是负责对外事物的两人不再像松平那样紧缩外交。对俄国接近日本一事，他们认为“俄国本非好攻占之国”，“俄国的确在大肆扩张领土，不过不会因此引发战争。”[42]基于这一判断，他们把避战与海防政策放在第二位，专心考虑如何将虾夷地纳入版图。他们利用当时松前藩与阿伊努人冲突的机会，将虾夷地置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首先于1799年采取临时措施将东虾夷地收公，以乌鲁普岛与色丹岛为界，并在后者部署德川幕府守备队，建设从虾夷本岛通往此处的道路，还安排南部藩和轻津藩为发生紧急事态时的防卫力量。[43]这一部署计划是将田沼时代的农业殖民继承并转变为确保领土实现，借鉴了俄国在扩张领土时对当地居民的怀柔政策，幕府毫不吝啬地将之运用于阿伊努人以及当地居民身上。[44]由于交易条件比松前藩更为有利，这一政策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德川幕府的财政收支也转为盈余。于是，德川幕府在1807年把西虾夷地也收为直辖地。这样，俄日之间的缓冲带向北移，增加了南下的俄国与日本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以至于俄国特使列札诺夫二次使日遭到幕府全面拒绝后，俄国以攻击桦太、择捉作为报复酿成“北寇之患”。 而大黑屋广太夫回国后将在俄经历口述，经桂川甫周整理为《北搓闻略》。书中对俄国自千岛群岛南下行动的叙述为日本国内了解海外情报以及应对俄国威胁提供了丰富参考，书的第十一卷详细介绍了俄语语法、单词等诸多语言学知识，书籍的出版更让日本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俄国的强大存在，并进一步对俄国产生浓厚兴趣，为俄日关系的建立创造了社会基础。“对日本政府和人民而言，这一宽厚行为将成为俄罗斯在帝国境内保护日本旅行者、维护其绝对安全的证明”。[45]大黑屋光太夫关于俄国人热情对待他和同伴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日本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政策的质疑，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许多拥护与俄国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的人，日本由此产生了对强大邻国的担忧与对沙皇开明专制崇拜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情绪。 拉克斯曼使团赴日在促进俄日文化交流、丰富东西方文化交往有着特殊意义。上面已经提到，赴日使团中的亚.埃.拉克斯曼是博物学家埃.古.拉克斯曼的儿子。1793年12月8日，埃.古.拉克斯曼就出访问题与沃龙佐夫谈道：“我让儿子送信给日本的一些朋友，他们是宫廷御医桂川甫周、中川淳庵，寄送了温度计、各种天然物品和在我看来他们会喜欢的药品。”[46] 使团回国后，亚.埃.拉克斯曼于1794年2月29日向В.Ф.洛夫佐夫汇报，他们带回了“59只田螺和蚕、18条鱼和昆虫、65份山区园艺植物标本和65片植形动物、苔藓植物的叶子、日本植物的种子、日本北部的木材和浆果等一共206种东西”，[47]这些后来都悉数转交给了彼得堡科学院，成为俄国东方学研究起源的科技基础。对俄国使团成员行动的严格监管没能让俄国完成搜集有效信息的任务，但“亚.埃.拉克斯曼还是讲了很多有关日本自然和居民的重要且可借鉴的信息”，“还带回了地图和日本各地形状的速写图”。可见，在早期海外贸易中，市场力量推动了自然资源与人力的开发，虽然文化上充斥着 “无知与傲慢”，但使团访日是源于西方文明的俄国与源于东方文明的日本在东北亚的相遇，代表了东、西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相遇虽显仓促，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彩一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一般项目《东北亚视阈下俄日关系与中国因素的历史研究（1701—1917）》 (19BSS046)。 作者简介：邢媛媛（1978—），女，湖北宜昌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2017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俄国外交史研究。 [1] 陈开科. 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间国外交［J］.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4—35. [2] И.Т.Посошков: Книга о скудости и богатст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М,2001 г,С.68. [3] 王松亭、张乃和.《从〈贫富论〉看18世纪初俄国的重商主义［J］.历史研究，1995(6):137. [4] С.Б.Окунь: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Концептуал,М.,2019 г,С 102. [5] 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 ［J］.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第39页. [6]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下）［J］.吴象婴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52-553. [1]从天明七年（1787年）至宽政五年（1793年），史称“松平时代”。 从明和四年（1767年）至天明六年（1786年）约20年间，史称“田沼时代”。 [7] 三谷博.黒船来航［M］.東京 : 吉川弘文館, 2003:6. [8] 三谷博.黒船来航［M］.東京 : 吉川弘文館, 2003:8. [9] 高澤憲治.松平定信［M］.東京:吉川弘文館, 2012. [10]［日］吉田嗣延等著.日本北方领土［J］.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 [11] 高野明.日本とロシア : 両国交渉の源流［M］.東京 : 紀伊國屋書店, 1971. [12]［苏］В.А.库德里亚夫采夫.布里亚特蒙古史（上）［J］.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158. [13]［苏］М.Е.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J］.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7:177. [14] 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J］.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61. [15] ［英］乔治·肖-勒费弗著. 瓜分波兰［J］.王静,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118. [16] М.В.Ломоносов.Пол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нения.т.6,М-Л.1952г.стр.421-422. [17] АВПРИ 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1-18.оп.5.1789 г.д.№ 61-a.п.562.л.21. [1]关于对日贸易问题，俄国皇帝已经放权由西伯利亚商人自己决定，商业事务的中心也设在伊尔库茨克。1754年，彼得堡的日语学校迁移至那里，成为航海学校的附属学校，教授日语的目的也转变为为库利尔斯克群到的贸易活动培养翻译人才。 [2] 1737年7月27生于涅伊施洛特城郊地区，属瑞典的芬兰部分，距俄国不远，他称自己为天生的瑞典人[1]。埃.古.拉克斯曼是著名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博学之士，植物科学分类法奠基人林奈之徒、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七等文官，掌握17门外语。1784年，在一系列西伯利亚之行和对西伯利亚大自然的详细调查之后，埃.古.拉克斯曼搬到伊尔库茨克居住。参见Лагус В.Эрик Лаксман,его жизнь,путешествия,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ереписка.СПБ.,1890.С.849. [18] Рус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I в.: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М.,1989.С.206. [19] Рус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изучен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I в.:Сб.документов.М.,1989.С.285. [20]Там же.С.286. [21]Там же.С.286. [22]Там же.С.287. [23]Там же.С.287. [24]РГАВМФ.Ф.212.Ед.хр.10.Л.91-92. [25]РГАВМФ.Ф.212.Ед.хр.10.Л.95. [26]РГАВМФ.Ф.219.Ед.хр.65.Л.24. [27]РГАВМФ.Ф.219.Ед.хр.65.Л.103. [28]РГАДА.Ф.214.Оп.1.Ед.хр.1282.Л.84. [29]См.:ПСЗРИ.T.ⅩⅩⅢ.С.249-251. [30]郡山良光.幕末日露関係史研究［M］.東京：国書刊行会. 1980:133. [31]Черевко Кирилл.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Японии,Китая и США(2-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Ⅶ-начало ⅩⅪвека),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0.С.195. [32]А.С.Полонский, Курилы.С.111. [33]А.С.Полонский, Курилы.С.117. [34]Черевко Кирилл.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Японии,Китая и США(2-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Ⅶ-начало ⅩⅪвека),М.,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2010.С.199. [35]Архив князя воронци.Кн.24.М.,1881.С.409-410. [36]沼田市郎.日露外交史［M］.大阪：大阪屋号書店, 1943. [37]沼田市郎.日露外交史［M］.大阪：大阪屋号書店, 1943. [38]高澤憲治.松平定信［M］.東京：吉川弘文館, 2012. [39]Раскин Н.М.,Шафрановский И.И.Эрик Густавович Лаксман.Л.,1971г.,С166-167. [40]沼田市郎.日露外交史［M］.大阪：大阪屋号書店, 1943. [41]Головнин В.М.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капитана флота В.Головкина в плену у японцев в 1811.1812 и 1813 гг.СПБ.,1816.С124. [42]堀田正敦.松前紀行［M］//仙台叢書刊行会.仙台叢書.第6巻,仙台叢書刊行会, 1922年. [43] 浅倉有子.蝦夷地警備と藩財政」［M］//弘前大学國史研究.1991年:90. [44]長谷川 伸三.幕府の蝦夷地直轄と生産・流通政策［M］//地方史研究. 1979:29. [45]РГАВМФ.Кабинет е.и.в..по морской части(1794-1796).Оп.I.Д.131.Л.211. [46]Сост.В.А.Дивин,К.Е.Черевко,Г.Н.Исаенко.Русск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эпопея:Сб.документов,Хабаровск,1979.С515. [47]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Архива РАН.Ф.1.Оп.3.Ед.хр.71.Л.329-3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