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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再造：两座丰碑 口传文化对科索沃故事的创造、保存、改造和传播应该起过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真正以这些民间传统塑造民族认同并将其融入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科索沃传奇为塞尔维亚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塞尔维亚现代语言的主要缔造者和科索沃史诗的编辑出版者武科·卡拉季奇，另一个是诗剧《山地花环》的作者、黑山的诸侯兼主教涅果什。 武科·卡拉季奇最大的贡献是搜集和出版了有关科索沃战役的民间史诗，给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提供了神话基石。当时的科索沃传奇有转变成地方传统的趋势。不少塞族人从科索沃等南方地带向北迁移并大量进入哈布斯堡领地，塞尔维亚的宗教中心也发生了一次大转移，围绕拉扎尔和科索沃战役的纪念和传说中心亦随之转移。卡拉季奇实际上是将一种走向地方化的传统确立为全民族的遗产，他在民歌搜集的选材中有意识地突出了科索沃传奇的核心位置。科索沃的记忆被再造和强化，并成功地植入塞尔维亚人的集体记忆中。这个神话的动员力量也唤醒了人们关于塞尔维亚辉煌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尤其是为其领土扩张提供依据。伊利亚·加拉塞宁于1844年撰写的《方略》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塞尔维亚扩张政策的纲领。 《方略》问世三年之后，涅果什发表《山地花环》，它为这一扩张计划提供了精神动力，科索沃记忆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此前的重心是对拉扎尔的崇拜，它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此后，米罗什所象征的英雄主义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一种带有暴力色彩和复仇观念的英雄主义。在1878年获得完全独立之前，黑山是奥斯曼帝国中享有较高自治权的地区。但这里的居民在与土耳其人长期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集体意识。《山地花环》虽然选取了较近的历史背景，但科索沃记忆是其根本的参照，所歌颂的黑山人对异教徒的灭绝行动是涅果什的诗意想象，与历史实际相差甚远。黑山地区穆斯林的离开是逐步的，为时超过一个世纪，但这段历史被他描绘成一场英勇残暴的复仇行动。当它被灌输到民族主义的官方政策中时，的确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官方对记忆的政治利用 《山地花环》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意义非凡。经过涅果什的宣扬，对科索沃的殉道和牺牲的记忆转变成一种进取力量，它以根除塞尔维亚人土地上的一切外来统治为目标。科索沃神话的政治动员能力被进一步加强。将科索沃神话与圣维特纪念日正式结合起来，就是对记忆进行政治操控的一次成功实践。1889年科索沃战役500周年之际，官方举办了一系列纪念“圣维特日战死在科索沃的英雄”的活动。次年，圣维特日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纪念日。 艺术界和学术界人士也在为官方的科索沃记忆提供支持。在历史学界，米罗什·米洛耶维奇和潘特里亚-潘塔·斯列科维奇纷纷发表弘扬爱国精神的作品。但他们对科索沃传说的宣扬引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批判历史学的驳斥。批判历史学的主要代表伊拉里昂·卢瓦拉奇主张从原始史料而不是诗歌和传说来重建科索沃战役的历史。但其结论危及科索沃传说的核心和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的历史依据，他们指责卢瓦拉奇是塞尔维亚民族的叛徒。这场争论鲜明地反映出，批判历史学试图重建的历史与“第二层次的历史”或“记忆”之间的冲突。 对塞尔维亚来说，收复科索沃是一次复仇行动，但复仇的对象不仅是奥斯曼统治者，还有科索沃当地已改变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族。在奥斯曼统治科索沃的四个半世纪里，该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而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的压力下成为穆斯林。学者认为，在19世纪之前，巴尔干地区阿族和塞族的关系复杂微妙，但决不是后来双方的民族主义者构建起来的那种简单的对抗关系。双方的关系是在19世纪明显恶化的。在这一变化中，科索沃神话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山地花环》宣扬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复仇。1912—1913年，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穆斯林的报复就发生在这样的记忆氛围中。 《山地花环》构想的复仇终于在科索沃上演，但这只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序幕。在1914年圣维特日的萨拉热窝，普林西普带着对这部史诗的记忆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对于这群塞尔维亚爱国青年的心态，不少学者都认为，应该回到他们赖以生长的“狄纳里克”文化—记忆环境中去理解。这个瘦弱的少年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射杀斐迪南大公一年多之后，塞尔维亚军队就不得不经科索沃向科孚岛撤退。但是，科索沃神话的影响远没有在1915年终结。 结语 西方学者对20世纪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有很多批评，其中自然不乏合理之处，应该思考的是，20世纪巴尔干发生的激烈冲突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土耳其在巴尔干五个世纪的高压统治是否也受到过这样的关注？同样需要反思的是塞尔维亚人应对这种创伤记忆的方式，科索沃记忆与当下政治的关系。科索沃神话把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灭亡简单地归咎于布朗科维奇的背叛，这给后来塞尔维亚人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 这是对布朗科维奇这一母题的发挥，它突出地反映了科索沃记忆的“超时间性”：不管当下的局面与1389年差别有多大，背叛这样的主题永远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科索沃记忆所产生的权利要求牵涉1389年所不曾遇到的局面，尤其是牵涉其他民族的权利。这是超时间性的民族神话带来的困境。强调科索沃记忆的超时间性，决不意味着记忆本身没有变化。这个神话的完整叙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在19世纪，神话诉说的重点从宗教救赎转向了英雄主义和复仇主义。 上述变化反映的正是科索沃战役的“第二层次的历史”，科索沃传奇中的民族和宗教对抗主题遮蔽了历史中建设性的方面。今天的学者认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曾有过和谐共处的日子，他们崇拜同样的圣徒、在同样的教堂里祈祷，甚至还在1389年科索沃的战场上并肩战斗。这就意味着，塞尔维亚关于科索沃的记忆有某种依据历史实际进行再造的可能。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