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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包括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重差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三重差序的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是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和根基。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 差序格局; 中华文化; 文化实践; 作者简介： 张小军(1954~ ),北京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编：100084。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聚焦的话题,不同论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倾向和取向,但是落脚点都离不开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进而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一是历史视角。费孝通纵观历史,讨论了中华民族如何从“自在的民族”变成“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1);一些观点将“中华民族”的概念上溯到古代,认为这个概念伴随着“中国”的天下观而生成(李大龙,2015:41～58);还有从中古及清代的历史论证(史金波,2018: 5);另有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复兴而被提出的(郑大华,2014:61);还有学者从近代民族觉醒和国家熔铸进行探讨(杨文炯,2015: 12)。二是国家视角。主要围绕“国家”和“国族”之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强调其对于中国的凝聚作用(郝时远,2003:16～38);还有学者从“国家建构”的主体和意识视角展开讨论(严庆,2017:46);此外,“民族国家”代表了相当部分学者的观点(陆海发,2016: 12)。三是文化视角。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说(徐杰舜, 2008:9);从文化自觉看近代 “中华民族”的重塑(黄兴涛,2017:1)。四是民族视角。一些观点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宋蜀华,2000:25);另有观点偏重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和“国族”特点(徐杰舜,杨军,2017: 76)。五是话语视角。如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的中华民族建构(郑大华,2017:32);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华民族”话语的“虚实之争”:虚者偏向唯名论,探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题、观念、意义、概念或意识视角。实者偏向唯实论,认为各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实在的,关注其本体视角(周建新,2000:1)。上述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各有侧重,各有强调,均为正说。但是,如何更加全面的兼顾各个视角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本文立论的主题。 二、“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逐渐通过文化实践建构起来的概念。在其建构过程中,经过不断延伸和扩展,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 本文以“差序格局”来表达“中华民族”,是希望兼顾历史视角、国家视角、民族视角和话语等视角,尽可能把握这一概念的不同蕴含,避免偏颇的表述和片面地强调。这种差别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上述历史的、政治或国家的、民族的和概念话语的。三重差序格局需要在文化实践的视角中来理解各自的存在意义和深层的秩序原理。表1列出了中华民族三重差序格局的各自特点。  孙中山虽然没有使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却是最早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人。1924年,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其中充满“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的观点,他说,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其实中国人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并可由宗族主义推广到国族主义: 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像对于四百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1 孙中山所述从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一级一级的放大”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以血脉为中心联系起来的国族体系。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说,包括了“亲属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像水波纹一样,是以亲属伦常沿差序格局向外扩展的。中国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织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费孝通,1947:43～45)。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以亲属伦常组织起来的“家—家族—宗族—氏族”的差序格局。上述孙中山提出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差序结构,以及费孝通的“亲属差序格局”模式,代表了晚清至民国一批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解读。 当代学者也有一些分层次的论述,如麻国庆从多层次记忆的角度,分析了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南环中国海通道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记忆,前者是现代国家(中国)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记忆;后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麻国庆,2017:47)。现实中,学者们在“中华民族”的理解上虽然有一些各自强调甚至分歧(徐杰舜,韦小鹏,2008:84),却可以用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来协和。本文所论“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包括了三重结构: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具体来说就是: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以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三重”结构强调了三个结构的相互重合性,即三者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结构中的三重关联。 这个三重差序格局具有包容的特点和属性。例如在国家属性上,表现为:“多民族共和”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祖国”。“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这三个不同的“国”的含义,将人们最大限度地以多义之“国”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实际上,“民族”与“国家”也是近代生成的孪生概念,“民族”是一个晚清开始的概念,“国家”也是,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后提出“中国民族”,反映出晚清国家转变中的“民族国家”思潮开始兴起。从民国时期的杂志用语来看,这个时期到20世纪初,是“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高发的时期;之后,“国家”用语在清末民初均有较高的使用频次,“民族”概念也随之起伏(金观涛,刘青峰,2009: 229～244)。此乃因为民族主义成为立国之策。正如梁启超所言:“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2与“民族”一样,基于国家的国族,进而是中华民族,都是那个年代形成的观念,是当时民族国家立国的观念支撑,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差序格局的整体性。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这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种家国文化。《孟子·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这个意义上,家国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内涵。 由“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可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将三重结构的中华民族差序格局联系和贯通起来的是“中华文化”。换句话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有如钱穆所言: 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中国古人,正为能创造出一套如上述的文化传统者,因此,此下的中华民族,遂能更融凝,更扩大,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钱穆,1969:4)。 上述以文化贯穿的三重差序格局,反映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形成中的不同面向。在今天,面对各种有关“中华民族”的张力观点,“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对“中华民族”比较全面的理解。第一,这个差序格局的三重结构的连续体缺一不可,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缺一不可的整体秩序。第二,不能片面强调某一重而忽略另一重,例如用“国族”来否定“多民族”。第三,这是一个阶序,像水波纹一样不断放大。源头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动力不断,形成一重重向外延伸的文化涟漪:铸成了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连接成国族的中华民族,最后成为人类和世界的中华民族。三者具有并行不悖、互补共生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差序格局中,上述三个重要的共同体基础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认为就是要铸牢上述三个基础,最终是铸牢中华文化的基础。 三、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李亦园曾经指出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视角,才能够更好解释“多元一体”理念的理论基础(李亦园,2003:4～5)。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从根本上说,是文化意义上的多元一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和社会基础。多元和一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是一体的多元;两者密不可分,共存共生。“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精辟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并体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三重差序中:各族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国家基础上中国人民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海内外华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1.各民族文化凝聚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 陈连开曾经归纳了近代的代表性观点。首先,是梁启超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指出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融合的观点。中华民族的内涵从来就是多元的共同体,没有多元,就没有一体。第二种观点,来自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其层累地古史观打破了简单的一元论观点;第三类观点,是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旭生的“三系说”。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的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则提出大家熟知的华夏、东夷、苗蛮三系。并提出汉族的融合说(陈连开,1991:54～57)。林惠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通过考古学和民族学论述和归纳了中华民族的多源(林惠祥,1936)。最近一百年的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都在不断证明着中华民族多元(源)一体的历史过程。 多民族共和的国家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近代伴随着建立新的现代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它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思潮。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十分本土化的特点。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3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的。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一体性观点,4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辩论。实际上,这场辩论更多是在“民族”概念使用的偏向上,而不是在“民族”的事实上。近代,当一大批新概念进入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时,存在着一种话语危机,其间更多的不是事实之争,而是新概念本土化中的思想之争。后来的多民族共和思想不仅成为建国的基础,也是超越国族、走向中华民族的基础。不难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民族”概念。5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超越国家的三重差序结构。因此不能将中华民族简单等同于国族,中华民族是超越国族的。 第二个是“主权国家”的思潮及其国家建设。包括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形成了民族国家背景下“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国族”,这个阶段的“民族”概念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第二个阶段形成了主权国家背景下边疆划定及其边疆少数民族的概念。这个阶段的“民族”强调了国家内部多民族的多元性。第三个阶段是“多民族共和”的国家理念。吴文藻曾说:“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他认为:多个民族自由结成的多民族国家,在文明生活与合作精神方面并不逊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吴文藻,1990:19～36)。上述的发展,将中华民族的概念落实到了中国各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和“国族”概念之上,并以“多民族共和”的核心立国思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笔者曾经论及近代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国的转变(张小军,2016:73)。 近代以来的上述学术思潮,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如费孝通早在与顾颉刚的辩论中,就有了“多元一体”的思想。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多元一体”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并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50多个民族虽然都称“民族”,但是层次不同: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2013a:17)。林耀华认为:“多元一体”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基础(林耀华,1991:7～10)。上述学术思想,也成为国家和政府一再重申的民族思想: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6 从历史看,“民族”的概念来自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建立的需要。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民族概念,并非强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共和”的民族国家,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是与西方很多民族主义的国家主张单一民族有所不同的。这个历史应该得到尊重。 2.中国人民凝聚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 对此,钱穆曾经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谈到“中国”之合: 我拿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喜欢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條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蛮、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钱穆,1979:27)。 钱穆的说法,多少有多民族共和的思想,认为各个民族最后同化为“中国人”(而不是同化为汉族)。虽然使用“同化”概念并不妥切,但是钱穆用“中国人”来讲各民族的融合,是当时典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秦人楚人全成为中国人,这就是文化扩大,民族融凝了。”他还认为秦统一中国就是“民族国家”了:“中国到了秦汉统一,已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了。只要在中国这个疆土之内的,就全成为中国人。所谓中国人者,就是同在一个中国文化中陶冶而成的”(钱穆:1969:50～51)。钱穆将“民族国家”用到早期的秦汉统一之后,这恐怕是最早的使用了。以“民族国家”称谓那个年代的中国统一,足可见钱穆的“国族”观念之深。钱穆的上述说法,似乎有去各民族之嫌,这也是近代一批学者在谈论各民族时,骨子里的关心依然是民族国家之优先。就此而言,还是孙中山的观点更为全面,他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的多民族共和国的论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上面的论述清楚表明了两个基本的思想:一是基于人民的多民族共和之国家;二是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之统一。将“多民族统一”纳入“以人民为本”,作为建立共和国家的基础,意义重大,意味着各民族人民乃是国家之本,中华民族乃是国家之本。 3.世界华人在文化认同上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世界华人有不同的国籍和当地文化的认同,也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世界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中,“祖国”是一个基础的文化概念。在主权“国家”层面,海外的华人各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作为中华文化土壤和文化血脉的“祖国”,是所有世界华人的“文化”血脉和认同之所在。世界各地华人有着各自的华人文化,甚至没有了汉语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峇峇华人,都还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华人文化。这些多元的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凝聚了全世界华人,使得中华文化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这三重文化的多元一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中华民族既是祖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本身就是跨国家的。以文化的多元一体来理解世界,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解决世界国家间冲突的根本途径。这就要“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费孝通,2013b:66)。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最后还是要参与到世界文化多元一体、和平共处的大格局当中,并能够以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纳入世界文化,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形成了三对关系:中华与世界、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狭隘的国族共同体,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共同体,而是立于世界之林的、基于“祖国”的全球华人的、认同中华文化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