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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死亡教育”的现代困境与价值 在当代的教育学科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死亡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思考、尝试与实践，“生死教育是随着死亡学这门学科的兴起而倡导的，死亡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直至近日已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热门学科。随着死亡学的发展，自然导致了生死教育的提倡与推进。……所谓生死教育，是通过对生与死的考量，建立起生与死的内在张力，解释生命的意义，揭示死亡的意义，提升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提升生命和死亡的品质和尊严，从而推动完美人格形成的一种教育活动”。因此，当代的死亡教育会更多地从现代生活出发去思考教育的路径，而忽略传统仪式与节日中其实有大量可以借鉴、利用的死亡教育的机会与素材。而这些资源被忽视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传统文化中有大量被毁坏的难以修复和重建的部分。 首先，是“世代生成的时间”的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当代中国社会“家”的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似以续”便出现了危机。家族成员分布越来越分散，家庭成员越来越少，再伴随着结婚率的降低，生育意愿的减弱，“家”已经很难作为一个进行广泛死亡教育的单位了。 其次，就是所有现代社会都正在经历和面对的，即吉登斯所说的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封存。而由于这种封闭，死亡逐渐被根本性的恐惧和焦虑困扰。然而过去，死亡并不是一件被隐藏的事情，“死亡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性事务，……死亡的内涵已经变为在某具体时刻从各类不同的身体功能停止运行的意义上宣布某人已处于死亡状态。” 另外，由于文脉的断裂，相关的文献、口头传统也渐渐散佚，若是消失后再重构就非常困难了。 那么，在这样不可逆的社会趋势之下又如何利用传统来实现适应于现代生活的“死亡教育”呢?丰富的传统死亡教育资源自然不能随意丢弃，也不能照搬，而是要撷取其中的精神内涵。“死亡教育”在现代生活中的可以为人的来源提供认知基础，实现个人、群体认同，能够缓解、牵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生于自我身份认知困惑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传统社会中是有相应的稳定机制牵制的，但在现代生活中，随着传统的逐渐弱化，日常生活习俗所能成功牵制住的焦虑喷涌而出。这种焦虑其实就是恐惧，并且其紧张氛围表现为“内在危险”。导致一种极为琐碎的潜伏于日常行为和话语的无序状态，而且不仅仅是指组织上的无序，更是人们对事物与他者的真实感本身之丧失。 传统的仪式、节日能缓解这种焦虑，将其继续牵制住，且呈现的不仅是关联性的，而是功能性的。“死亡仍然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巨大外部性因素，故而它不能被拉入现代性内部指涉性体系中进行考量。”而在现代社会中，有关死亡的仪式与节日对焦虑的牵制可以抽象为超越家庭结构、医疗程式之上的情感的表达，以情感的恰当表述去融合现代与传统的各种冲突，让“爱”与“敬”继续在丧祭仪式、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中得到延伸，使人们有机会在“世代生成的时间”中去看待、理解自己。“实践性仪式是本体安全感的认知依托和情感依托，而本体安全感又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依然需要有合适的机会，借用传统的仪式与节日，在不与当代生活冲突的情况下，创造牵制“焦虑”的机会。充分利用仪式与节日，在时间和空间上创造可能，对其不要停留于表面的理解。而应挖掘仪式和节日在记忆与认同、生命理解、爱与敬的情感表述上的价值和意义。 五、结语 “死亡教育”是当代兴起的新术语，然而，在中国传统丧祭仪式和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中，也有丰富的死亡教育的资源。黑尔德提出的“世代生成的时间”，为我们理解传统仪式与节日的沟通生死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野，其为人生的整体性“叙述”提供了可能。传统丧葬仪式面对死亡，解决死亡带来的危机，然后将死亡转化；祭祀仪式则是在更漫长的时段里，确认生命曾经的存在，并将之转化为永恒；而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以沟通生死、祭祀祖先为主题，生命的曾经存在和“以似以续”的怀念也在不断被叙述。传统节日与仪式的循环往复，为民众潜移默化地理解死亡提供了可能。通过仪式和节日的展演，基于隐喻的符号转换的多重空间异质同构，不断地传达着死亡的内涵，将复杂的有关生死的文化意义较完整地呈现。而通过这种死亡教育的展演，个人与群体的记忆被不断建构，归属感被不断确认；从死亡教育中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延绵的、长时段的生命意义；而爱与敬的内核也不断被传达与承继。现代社会中，仪式和节日的死亡教育面临各种“被封存”的困境，被其牵制的焦虑也有渐渐膨胀的危机。然而，家庭结构的变化、现代化的转型却是不可逆的。因此，要发挥传统仪式和节日的死亡教育的功能并不是要完整地复原，而应该谋求抽象层面的挖掘，将其中的情感元素、认知元素与当代生活关联。懂得死亡，才能更懂得生命与爱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生活。 (本文刊载于《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