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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朝勃兴与加洛林编年史的叙述复兴 在产生之初（4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原本叙述简单，甚至采取了表格的形式。在西部地区，这种状况基本上得以延续，7世纪西班牙的大学问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所著大小两部编年史，8世纪英吉利的比德的大小两部编年史，都基本如此。在法兰克王国，偏重于计时兼及记事的编年史，主要由大量的年代记来承担。正是在加洛林王朝前期，涌现了一大批年代记。这些修道院编年史之所以被称为年代记，是因为叙述简单。虽然它们关注计时，但又不以计算世界历史的总年代为写作目的。仅德意志文献集成的第一卷所收加洛林时期的年代记就有近40部。这些年代记以《圣阿曼德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Sancti Amandi）、《提利亚尼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Tiliani）、《洛比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Laubacenses）和《培达维亚尼编年史》（Annales Petaviani）等最为古老。这几部编年史出自于同一个源流，彼此记录之事和纪念之人非常相似，记录的方式和内容也大体相同。以《提利亚尼编年史》为例： 708年，德罗戈去世 709年，丕平在施瓦本战斗 710年，胜利凯旋 711年，瓦拉里克公爵率领法兰克军队进攻施瓦本。 712年，某位主教率领法兰克军队进入施瓦本、攻击维勒哈里乌斯。 713年. 714年，格里莫尔德去世，12月中旬丕平（老丕平，即赫斯塔尔的丕平）去世。 715年，萨克森人侵犯了哈图瓦里人。 716年，拉特波杜斯来到科隆。 717年，3月查理与拉吉姆弗里德交战。 718年，查理首次进攻萨克森尼亚。 719年，拉特波杜斯去世。 720年，查理攻击萨克森人。 721年. 722年. 723年. 724年. 725年，查理首次攻打巴伐利亚。 从这些记载可看出，编年史的叙述功能仍然不那么受重视，而其计时功能却更受关注。有年代无记事的年份不少，有5个年份留白，未录一字，仅保留年份。这说明纪年比记事更为紧要。 与此不同的是，《续编》和《法兰克人史纪一卷》。前文曾经说过，《弗里德伽编年史》是6个不同体例和内容的作品的汇编，既包括教宗谱系，也有伊达提乌斯对《编年史正典》的续编。虽然它体例不纯，表谱等部分充分体现了编者对计时功能的关注，编者自己的写作部分，则缺乏基督教编年史严整的纪年方式，记事却相对颇为详细。《续编》也延续了这一特色。《法兰克人史纪一卷》用53段的篇幅叙述法兰克人自特洛伊战争之后直到8世纪初的历史。这部历史与《弗里德伽编年史》的功能特色基本相似，记事色彩相对较浓。《续编》记事至768年，说明它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完成的。但是，查理曼君臣最终没有采取继续续编《续编》的历史记载路径，而是另起炉灶，编订了《法兰克王国编年史》。 与《续编》相比，《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在体裁上有重大的变化。它一方面与修道院年代记一样，具有严格的纪年方式；另一方面，与《续编》类似，较好地承担了历史叙述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将年代记的形式与《续编》的内容进行了嫁接，从而成为加洛林编年史复兴中的典范性成果。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有两种，即传统上被称为“洛尔施修道院”版的早期本和被称为“艾因哈德修订版”的修订本。当然现代学术界并不再认为艾因哈德是修订本的作者。修订版的主要特点是将801年之前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和补充。限于篇幅，下面试以头两年的记载条目略加比较说明：  对比这两个版本，修订本明显增加了叙述色彩，通过补充一些解释性的话语，简单地交待一下事件的背景，使得记载不再像是断烂朝报，而是前后贯通的一个说明。修订本也不再是零散地记录史事，而是在刻意地对读者讲述一些相关联的重要事件，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些事件。另外，通过加入一些简单的解释，修订本中的史事具有了较为清晰的前因后果，甚至像具备了因果律。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叙述功能在此后不断得到强化。从773年查理曼远征意大利开始，每年记事的篇幅大为增加，从丕平时代的大体一年一段，增加到平均每年4-5段，篇幅内容也增加了相应的倍数。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时期，相应的记载篇幅更加扩充，增加到平均每年7-8段，篇幅内容也增加了相应的倍数。编年史的最后一条纪事记录公元829年的史事，所记内容相对较少，一共3段。第1段报告复活节期间发生的大地震，第2段关于诺曼人入侵的假消息，第3段最长，为王国大会及国务安排。限于篇幅，这里仅将第3段译出，以概见其余： 但是当他发现关于诺曼人入侵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后，皇帝就按照原定的计划在8月中旬来到沃尔姆斯，在那里召开王国大会，并按照惯例接受每年献给他的贡礼，接待许多的使节。这些使节中既有来自罗马和贝内文托的，也有来自其他边远地区的使节。在听取他们的报告之后，他打发他们离开。大会结束之后，皇帝将他的儿子洛塔尔派遣到意大利，又下令驻守在遥远的西班牙边区的巴塞罗那伯爵贝纳尔德到他的宫廷来。至于需要在宫廷来完成的其他事项，他都以惯常的方式处置完毕。将人民遣送回家之后，皇帝本人赶往法兰克福（Franconovurdum）王庄。他在那里进行秋猎，并在那里一直呆到冬天，才回到亚琛过冬。在亚琛，他非常高兴愉快地举办了庆祝圣马丁节的弥撒，也在那里庆祝了圣使徒安德鲁的节日和神圣的圣诞节。 叙述色彩的强化甚至使得编年史开始与帝王传记融合，这一趋势可以鲜活地体现在9世纪抄本作者的插入语中。D1本，即编号为473的维也纳本（Codex Vindobonensis n. 473），抄写者在768年条前挖去了一句话，留出位置添加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查理大王和他的兄弟卡洛曼的纪事从此开始”。在814年条前，这位抄写者又用红笔添加了一句：“我主查理曼和最卓越的法兰克皇帝的纪事结束。”接下来，在抄录了部分《查理大帝传》的文字之后，另一位抄写者用更为鲜艳的红笔添加了一句话：“皇帝查理曼之子路易皇帝的纪事从此开始。”随着“纪事”或者“传记”体裁开始与编年史融合，加洛林王朝的编年史的叙述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到《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续编本《圣伯丁修道院编年史》中，作者往往原文抄录王国大会议的相关决议，这就使得所记载的内容更加详瞻繁密。 编年史的内容增加了，叙述丰富了，但是编年史的关注焦点还是帝王和王室成员，其内容基本上都是王室的活动。这一点也使得《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与《续编》不同，因为后者以宫相为焦点。《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使得帝王再次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其他人都基本上被忽略了。这种偏向使得这部编年史更像宫廷大事记。正是这种聚焦性使得《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能够与帝王纪事逐渐融合为一，以致当时的抄录者会将编年史当作传记体裁类作品来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及其续编所承载的叙述复兴，实质上是俗史的复兴。与此前的编年史相比，这种复兴又采取了非常独特的叙述形式，即由基督教纪年法和宗教节日所提供的叙述框架。 从758年开始，《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每年的叙述都以年序更迭或者甚至以基督教的两个重大节日——复活节和圣诞节告终。758年开始增加“年序更替”的话语。这一年的记事并不是很多，全文如下：“丕平王进入萨克森尼亚，勇敢地攻入名叫翠腾（Sythen）的坚固堡垒，导致许多萨克森人被杀。那时，所有的反叛者都满足了他的一切意愿，他们交纳高贵的人质以求和解，每年还贡纳300匹马。年序更替。” 759年，“此一年他在朗格勒庆祝圣诞节，在岳皮拉庆贺复活节，年序更替。” 此后几乎年年如此记录，一直到808年。而修订版则仅保留了庆贺两大节日，将“年序更替”悉数删除。这一修订，一方面最可反映从计时到叙述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淡化了《续编》以来编年史中强烈的世界末日感。修订版于801年之后启动，而801年则是《续编》所认定的世界6000年之期终结之时。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初编本通过赋予编年史一种严格的基督纪年法，以基督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开篇，以年序更替结尾，而叙述相对简短。这样一种叙述形式给读者一种宗教时间的压迫感，传递给读者极其强烈的世界正在迈向终结的紧迫感。《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修订本则保留了基督纪年、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的记载，删除了每年叙述结尾的“年序更替”，这就不仅提供了以宗教时间和仪式为骨架的时间节奏和坐标，而且也提示读者去回忆宗教仪式，保存对宗教文化的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是植入在神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通过这种神圣的时间框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提供的是神圣的编年史叙述形式。 经过加洛林史家们的改造，融叙述与计时于一体的新型编年史开始具备其经典形态。一方面是神圣的形式：每年记事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基督教时间和节日，即以“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为始，以“在某地庆祝圣诞节”、“在某地庆贺复活节”乃至“年序更替”为记事之终结；另一方面则以帝王的活动为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通过将历史叙述牢固地嵌入到基督教宗教年历之中，一种外圣内王式的经典中古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世界出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