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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圣返俗：东部帝国的编年史更新 在东部帝国，类似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经过杰罗姆的编订和续编，叙事至378年，被称为《编年史正典》，是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典范，也不断地被后来的史家加以续编。《编年史正典》的格式本来采取的是表格的形式，计时色彩极为浓厚。而此后西部帝国的诸多续编，都因为内容过于简单，显得计时色彩更加浓厚。在东部地区，相较而言，续编本的记事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6世纪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续编本以小纪和执政官两种方式纪年，作者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纪年使命。他说：“这两位作者（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在其作品中以惊人的天赋将自世界肇始以来5579年的历史加以推算，但我、名人、马尔切利努斯伯爵却只能用简单的推算，仅仅将东部140年间统治者的顺序，通过小纪和执政官年号，即从第9小纪、奥索尼乌斯和奥利布里乌斯执政官之年，亦即大提奥多西被立为皇帝的执政官之年加以计算；并且将直到马格努斯担任执政官之年和第11小纪的史事加以收集，附于这两位作家作品之骥尾。” 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编年史所记俗史相对简短。如阿尔卡迪乌斯和保托尼斯出任执政官之年，即第13小纪（384年），所记内容仅为一句话：“提奥多西皇帝通过外交手段将其他族群纳入到自己的统辖之下。”跟《编年史正典》的处理方式相近。但是另一方面，当要表彰作者钦佩的教会人物时，或者是围绕教会发生政治冲突之时，作者就会不吝笔墨，增加该年所记内容的篇幅，使得作品具有较为浓厚的圣史叙述色彩。例如391年条表彰杰罗姆的博学多识的长篇文字。这里以511年记录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在做宗教礼拜时发生的冲突为例。作者先记叙天象，以明征兆，然后讲述宗教仪式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皇帝“要求在三位一体的唱诗中再增加‘受难的上帝’作为第四位”， 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皇帝被迫表面上屈服，却悄悄地召集宗教会议强行推动宗教仪式改革。此举再次伴随不利的天象征兆。该年的记载只有最后一句是纯粹的俗史：“在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的命令下，赫鲁尔人迁入到罗马人的领土和城市里。” 可以明显感受到，圣史即基督教会史的内容在编年史中逐渐增加，而俗史的内容还基本保持原初的规模，简明扼要。这种越来越不平衡的叙述比重在《复活节编年史》中似乎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得到体现。《复活节编年史》是7世纪初期编纂的一部无名编年史，因其特别关心复活节的日期而得名。在533年至601年间，这部史书几乎没有记载什么历史事件，主要是有关各位皇帝凯撒继位的消息。这段时期最长的记载之一，是562年条。作者先标注纪年，然后引出复活节庆祝活动，随后原文抄录一大段复活节布道辞，最后是关于重新计算复活节周期的方法，因为当年是维克多复活节表的终点年，需要重新推算复活节表了。“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35年，巴西利乌斯出任执政官之后第21年，第10小纪的3月20日，第335个奥林匹亚纪年的第3个年头，自基督、我们的真神自愿为了我们做出牺牲、我们基督徒开始守复活节，庆祝神圣十字架的节日业已经历了整整一个周期凡532年，第二个周期从本纳税年的3月21日，即春分之日开始计算。” 《复活节编年史》中的很多年代并没有记事，但是却保留了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它继承了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正典》所开创的计时功能。这种偏重于计时功能，记述内容偏重于圣史的特色一直保持到 9世纪初年编纂的《森克罗斯编年史》中。《森克罗斯编年史》一如尤西比乌斯那样重视计时，但是森克罗斯严厉指责尤西比乌斯胆敢怀疑《圣经》的权威导致在推算上犯下严重错误。为了重新树立《圣经》的权威性，作者像尤西比乌斯一样，比较列国的年表，进行换算，计算世界的年龄，证明上帝是在基督降生前5500年的3月25日创世。 虽然东西部地区史家都在使用世界纪年法，但东西部地区编年史家对6000年的世界历史隐喻的神学意义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在西部地区，编年史家们普遍将6000年理解为世界历史的总年数，为此行文中渗透着强烈的世界末世感；而东部地区史家的理解则非常不同，他们认为第6个千年隐喻着耶稣降生的时间。早在6世纪晚期，《马拉拉斯编年史》就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他说：“按照摩西的预言，耶稣降临是历史分期的中间点。上帝在第6天造人。据摩西讲，‘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如经上所言，上帝造人和人类堕落发生在第6天，所以很明显，我主耶稣基督在预示第6个千年的那个日子降临人世，通过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来拯救人类。博学的编年史家们也都对此表示同意。最能体会上帝旨意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也说过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于第6个千年。但他说，是在6000年期满之前我主降生。他说，基督道成肉身于世界第5500年，在5533年受难并复活升天。所有人都同意主降生于第6个千年。因此，尽管有所出入，但他们都对此同意，一如先知的预言；即便他们对具体的年数的推算不同，但肯定此事是发生在此世的末期。” 使用系统的世界纪年法，一以贯之地叙述，是续接森克罗斯编写编年史的提奥法尼的大胆创新。在形式上他严整地以世界编年史为纪年框架，逐年列出公元284年之后历年的世界纪年，不管该年有没有记事。除此之外他也同时给出罗马皇帝、波斯国王、罗马主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耶路撒冷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和安条克大主教的纪年。在内容上，提奥法尼容纳了较此前编年史远为丰富的俗史内容，而且他的宗教史和教会史事件也不再像《复活节编年史》甚至《森克罗斯编年史》那样与政治史基本上分开叙述，而是更加充分地将政治史与宗教史交织一起，写成一部正统信仰的政治发展史。在其书中，凡信仰正统的皇帝和将领，都会胜利，而失败者则多是因为信仰不够正统。从史学史角度看，与西部同一时期编纂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一样，《提奥法尼编年史》成为此后编年史的真正榜样，提供了外圣内王式的经典希腊文编年史体裁，续编者甚众。 四、外圣内王式编年史与加洛林圣王形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经典性概括了古代史家的社会观。但是，历史学家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军事与宗教的关系，却因为每个社会的具体历史记忆文化而不同。古代希腊史学三位大师希罗多德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心存敬畏、置而不论，修昔底德则不予置评，色诺芬强调虔诚。波利比乌斯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更加重视虔诚对于罗马兴起的积极作用。此后罗马史家大多将宗教虔诚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美德，塔西佗则将神的眷顾与否作为罗马盛衰的标志。迨基督教会兴起，宗教虔诚逐渐成为帝王、国家兴衰的根本性因素。毫无疑问，基督教史家更为关注圣史即教会史的写作。但出于护教的动机，教会史家逐渐改造古代形成的俗史传统。至4世纪初的《编年史正典》，从年代学的角度将俗史整体性纳入到基督教会史的框架之中，确立起基督教的纪年体系，使之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时间框架。 5世纪初，罗马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罗马城于410年被哥特人攻陷。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改宗基督教所致。为了护教，奥古斯丁及其学生奥罗修奋起反击，全面地梳理罗马史和世界帝国史，无形之中将基督教会的观念用于解释历史现象，初步确立了系统的基督教俗史体系。但迫于形势，他们对俗史的态度都非常消极，认为人类历史不过为一灾难史。此后蛮族在原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国，并逐渐皈依大公教。各王国都有史家以皈依为主线整理叙述蛮族的历史。维克多以阿里乌斯派汪达尔人的迫害为历史线索，乔丹以皈依、罗马族与哥特族的和解为哥特历史变迁之双轮，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以教堂为中心、围绕虔诚与不敬评判历史人物，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以皈依大公教为历史叙述之暂时终结点，英吉利的比德则完全从教会史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些历史作品的内容或为教会史或为俗史，或者二者兼糅，虽然多采用统治纪年法，但与古代史作相比，基督教的色彩渐趋于浓厚。 《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纪年方式也是统治纪年法，其内容则俗圣两分。里面有单独的教宗谱系一份，第4部分摘录了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的前6卷，编者将原书所有章节目录中涉及圣史的部分悉数删除，仅保留重要的俗史部分，显示其对俗史的偏重。正是在《弗里德伽编年史》及其《续编》的基础之上，作为其替代品，《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以其外圣内王的经典编年史体例开创了中古编年史的经典形态。 《加洛林王国编年史》的编排形式为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时间框架，以圣诞节和复活节为帝王活动的时间节点，其内容则为帝王和宫廷的治国理政活动。这些活动之中当然也包括宗教会议和宗教争论等当时的国家大事，但这种历史叙述的基督教色彩则主要通过神圣的叙述形式来体现，而将君王的活动牢固地嵌入到基督教年历和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神圣的形式之中。在《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中，君王的治理活动主要还是对外扩张和对内基督教化。编年史为战争叙述提供了新的话语载体和形式，加洛林君王的扩张不仅是为了加洛林王国的福祉，在王国利益之上还有更加永恒而普世的合法性和追求，即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和传播基督教。这是一套普世性话语，也是一套神圣的话语。 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加洛林王国编年史》原本将丕平称王事件叙述为主要是通过斯蒂芬教宗为其加冕膏立而获得的正统性：“使徒般的斯蒂芬用神圣的膏立礼确认丕平的王位，与他一道被膏立为王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老爷和卡洛曼老爷。”修订本则把这次加冕膏立仪式视为丕平答应保卫罗马教会之后的一次交换行为。“在丕平王确定要保卫罗马教会之后，斯蒂芬教宗将他本人膏立为王，与他一起受膏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这就是所谓的中古神圣王权的建立。 在打败伦巴第王国，保卫了罗马教会之后，丕平决定对南方用兵，压服拒不承认自己的阿奎丹公爵魏法尔，其出师的名义就是保卫教会权益：“得知阿奎丹公爵魏法尔根本就不尊重法兰克尼亚境内教会的权益，在征求法兰克人的建议之后，丕平启程前去阿奎丹尼亚索讨教会权益。”次年丕平再次出兵之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所记录的理由是魏法尔不仅根本无视他所献人质的安全和所许下的诺言，还悍然兴兵，图谋制服丕平。在修订本中这次出师被修改为教材级叙述：“阿奎丹公爵魏法尔不想将在他控制之下、由丕平王亲手建立的教堂的财产归还给这些教堂的监护人。他不仅藐视丕平王所派遣的使节和提出的警告，还试图怂恿他的打手们与国王开战。因此国王征集军队开入阿奎丹尼亚，为教会的财产和权益而开战。”修订版的这一叙述与原版基本相同，但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将“兴兵图谋制服丕平”改为“派兵掠夺法兰克人的财产”。 这是对外关系，对内方面《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强调法兰克诸王之间的兄弟之情。由于加洛林王朝推行分国制度，所以继承王国的加洛林家族成员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此也十分重视。编年史的开篇是741年，原本就只有一句话，而修订本则详细补充了查理·马特留下的三位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大段文字旨在说明一位有野心的继母如何挑唆格利佛，导致兄弟阋墙。此后则是讲丕平如何仁至义尽，但同父异母的兄弟格利佛始终不放弃野心，直到753年他被伯爵们杀死。对于格利佛之死，《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使用的词句非常巧妙：“当丕平从萨克森回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他的弟弟格利佛被杀。”修订版则在此后补充了“以及被谁和如何被杀的”。两个本子都极力淡化了兄弟残杀的色彩。 三兄弟中的老大是卡洛曼。747年他突然决定削发为僧，《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借此机会简明而生动地描述了兄弟之情：“这一年他们不再出征，而是各自做着准备，卡洛曼准备上路，丕平则忙着如何准备礼物以便隆重地将他的兄弟送走。”修订版增加了一些细节使得兄弟之情更加浓烈：“丕平留出空来，玉成此事，以便隆重而愉快地达成卡洛曼的愿望。” 就在格利佛被杀之年，卡洛曼也再次出现，为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所遣，回国做说客，劝阻丕平出兵意大利。《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说：“他受修道院院长所遣来到法兰克尼亚，好像要阻扰罗马使徒宗座的请求。”修订本补充了一些信息以便淡化兄弟之间的政见不同：“在院长的命令下，卡洛曼来见他的兄弟，以便阻止罗马教宗所请。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但他既不敢违背院长的命令，而院长也不敢藐视伦巴第王下达的指令。” 作为外圣内王式历史叙述，《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尤其是其修订本，为后人留下的是加洛林圣王形象。对外，加洛林诸王充分重视教会的利益，积极响应罗马教宗的呼唤，为了捍卫基督教会的利益，大兴义师，征讨侵犯教会利益、无视罗马教宗权威的王公贵族。对内，加洛林诸王之间兄弟情深，不愿同室操戈，而是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兄弟之情。矮子丕平这位篡位之君，不仅成为上帝选立的合法君王、也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而奋战的圣王；而且他以兄弟之情为重来处理家族内部的纷争，着力维护加洛林王室的内部团结与和睦。通过《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塑造，丕平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君王，而是服膺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与有力维护基督教会和法兰克王国利益的强大的、充满爱的有道之君。从此以后基督教圣王成为中古编年史家的理想帝王形象，而对兄弟之爱的宣扬则是《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查理曼称帝之后决定分国这一独特的政治背景进行积极回应的资治之举。跟加洛林王朝的赫赫武功相似，外圣内王式加洛林编年史从历史记忆文化的角度给中古欧洲留下了经典的历史叙述形式。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