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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岁末,中华书局组织“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前往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考察,我受邀参加。三天两夜的行程安排紧凑,考察团的足迹得以覆盖韩城主要的古迹名胜,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拜谒司马迁墓和祠。在这里,我想谈谈步履所至、视线所及的直观印象,以及回京后翻检史籍得到的粗浅认识,以供留意关中古迹的朋友们参考。 ▲远眺司马迁祠墓 司马迁墓和祠位于韩城城区以南10公里的芝川镇韩奕坡,1982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韩城第一处国保单位。韩奕坡不同于关中常见的黄土塬,是一座陡峭的石头山,虽然谈不上巍峨,但断崖千仞苍松挂壁,让人初见即为之一震。沧桑斑驳的司马古道依北坡而上,一曲三折,自山脚至顶端依次串起“汉太史司马祠”坊、山门、“高山仰止”坊、“史笔昭世”坊、“河山之阳”坊、祠门、献殿、寝殿和墓冢,形成一组规模颇宏、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葬于华池”,高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父司马喜等“皆葬高门”,据郦道元《水经注》卷四《河水》,黄河从龙门奔出后,右岸接纳的支流中有一条“陶渠水”,也就是今天的芝川河,发源于韩城以西的梁山,自西北向东南流: 迳汉阳太守殷济精庐南,俗谓之子夏庙。陶水又南迳高门南,盖层阜堕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今高门东去华池三里。溪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南。 “华池”“高门”北魏时尚有其名,“华池”为一个周长三百六十步的池子,而赵一清校语“高门下落原字”,故“高门”当为“高门原”,符合“层阜堕缺”的地理风貌。郦道元认为“华池”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由此再往西三里乃高门原。《水经注》下文又云“夏阳县故城”,可见高门、华池所依的夏阳城并非北魏夏阳县城,而是更早的县治所在。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呼林贵等在今韩城西南10公里处调查发现一座依塬而建的古城遗址,该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75公里,南北长约1.5公里,认为夯土城墙和城内建筑基址的夯窝以及采集到建筑构件等具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特点,且城南即为芝川河,加之当地尚有高门、华池二村名,故判定即为秦至西汉夏阳县城。(呼林贵《陕西韩城秦汉夏阳故城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这与唐代《括地志》卷一“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的记载颇合,因为唐代的韩城县治便是今天的韩城老城区,不过《括地志》又说“夏阳故城东南有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参照前引《水经注》的记载,高门原实际上在夏阳城西,故与司马迁墓无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古城遗址东南约两公里即为韩奕坡,假若今日所见的山顶墓冢确为太史公墓,那么他当时未葬入夏阳城西北的祖茔,这与《水经注》接下来的描述吻合: 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溪水东南流入河。 这几句话便是最早直接记载太史公葬地的文字,向来为人熟知。我在进入太史公墓祠前,注意到从北向南要先经过一座名叫“芝水桥”的古桥,桥下之河便是“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的陶渠水,它再往东流不到多远便注入黄河。 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郦道元并没描述韩奕坡这座醒目的高岗。如果读一下《水经注》对于同在华北地区的几座东汉晚期官员墓地的描述,如卒于熹平元年(172)的荆州刺史李刚墓和司隶校尉鲁峻墓(同载(《水经注》卷八《济水》)、卒于建宁年间(168-172)的桂阳太守赵越墓(《水经注》卷九《清水》)、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会发现郦道元不仅详尽描述了墓冢、垣墙、祠庙、石刻这些地面设施的形制与纹饰,而且以“不甚伤毁”“磨莹鲜明”“俱碎,沦毁莫记”“物谢时沦,凋毁殆尽”的生动形容把读者带回历史的现场。相比之下,郦道元面对司马迁这位文化巨人,只有“墓前有庙,庙前有碑”寥寥几笔,实在太惜笔墨。不由让我怀疑郦道元是否曾亲临此地。 根据文意,郦道元判定这里“是其坟墟所在矣”的依据来自殷济营建墓祠的事迹,根据前文“迳汉阳太守殷济精庐南,俗谓之子夏庙。”可知殷济也是夏阳人,为司马迁的同乡,而且在后世也有声名,但殷济这个人似不见于他处记载,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指出“汉永嘉无四年,晋永嘉时又无汉阳郡,此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疑四字或误”。历史上东汉和北魏有过汉阳郡的设置: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后汉书·郡国志》),东汉凉州刺史部治所便在汉阳郡郡治冀县,三国之后复名天水郡,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再置汉阳郡(444),属南秦州,七年(446)分天水郡又置汉阳郡,属秦州((《魏书·地形志》),上述地点均在今甘肃天水一带。那么,有无可能郦道元是将北魏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冠在古人头上?殷济或为西晋某任天水太守?“永嘉四年”即为公元310年?惜皆不可考。不过永嘉四年可不是天下太平的年份,刘汉军队在北方继续攻城略地,战火连天,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一年的夏天还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回到故乡的殷太守组织人力为他的偶像建石室、立碑、树桓,看起来不是一个小工程,当地还有余力大兴土木,进行这项文化建设吗? 实际上,以汉代葬俗而言,建在山顶的墓葬类型一般属于崖洞墓,韩奕坡上毫无此般痕迹,关中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出现在我眼前的太史公墓冢是个圆形土包,周砌砖墙,显然形制晚近,墓前有陕西巡抚毕沅立于乾隆丙申年(1776)秋天的“汉太史司马公墓”碑一通。由此大概可以推测郦道元了解到的太史公“坟墟”,地望确实在今天韩奕坡一带,但是否当时就已位于山顶,则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今天所见司马迁墓祠的建筑格局恐怕更符合寺院的设计理念,当我在雾气中一步步走近太史公,如朝天上宫阙。 ▲司马迁祠墓大门 ▲司马迁祠墓的献殿内碑刻,后为享殿 ▲司马迁祠墓享殿 高居山顶的寝殿阔三间,进深五架梁,前方建有四面开敞的献殿。献殿内外,满目碑石,见证了历代修缮司马迁墓祠的事迹。据北宋靖康元年(1126)所立《芝川新修太史公庙记》记载,北宋末年韩城县令尹阳曾在前一年对司马迁祠墓进行过大修,寝殿、献殿形制古朴,被普遍认为与碑文所云“即公之墓为五架四楹之室,又为复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关系密切。这种格局很容易让人想起太原晋祠,后者的圣母殿是北宋建筑,献殿是金代建筑,这次在韩城老城北营庙里的关王祠,我也见到类似的格局,这组建筑群始建于元至大二年(1309)。司马迁墓祠现存最早的碑刻,是北宋治平元年(1064)太常博士知同州韩城县事李奎所立的诗碑《司马太史庙诗二首》,“生在龙门境,葬临韩奕坡”的诗句可以佐证,韩奕坡至晚在北宋中期已被视为太史公的魂归之处,而李奎当年所见的情景是“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澽水愁声远,梁山惨色多。”祠庙从兴建到废倾恐怕会有相当长的过程,那么韩奕坡成为纪念地的时间大概会更早一些。 ▲北宋治平元年(1064)碑 韩城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放在更大的地理空间看,这里具有节点意义。我们是在西安集合后乘坐大巴车前往韩城的,出西安城向东北方向驶去,我注意到所走的京昆高速(G5)大致贴着关中盆地北缘,一路经过的富平、蒲城等县分布有多座唐代帝陵,它们正是选址北山山系的南麓,斜向地一字排开。韩城位于这块盆地的东北角上,又正好是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过渡区,东边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出晋陕大峡谷后,在此河床变宽、水流放缓,使得韩城很早便是沟通关中与三晋的要道门户。具体而言,司马迁墓祠所在的芝川镇更是黄河上的重要津渡,在太史公生活的时代便为人瞩目。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芝川镇南门外300米处调查发现一处古遗址,采集到大量破碎的建筑构件,不少带有铭文,其中一块砖上模印“夏阳扶荔宫合壁与天地无极”十二字,证明此地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扶荔宫遗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这个地点正位于韩奕坡下东南,可谓近在咫尺。 武帝为何要在此设立行宫?答案在黄河对面,东岸的山西万荣境内有著名的汾阴后土祠。如所周知汉武帝曾数次前往汾阴祀土,《汉书·武帝纪》记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毕,行幸荥阳。”走的路线正是从长安先到夏阳,然后渡河至汾阴,修建后土祠,而建议武帝去汾阴祀土的大臣之一便是司马迁之父,时任太史公的司马谈。直至近代,芝川渡口依然繁忙,1937年夏秋之际,八路军出陕西,入山西抗日,选择的渡河地点也在这里,如今在韩奕坡下东南立有“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 ▲司马迁墓 在如此重要的交通线上,司马迁墓祠成为一处俯瞰山川的人文景观,也方便过往君子登临观瞻,多重历史就此在韩奕坡交汇,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