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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揭示唐修《晋书》的真正原因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基础上 , 指出《晋书》的五条史学价值和三条不足之处。历代对《晋书》的研究 , 清代为校勘、正误和补表、志的开创时期。民国为《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 以及补表、志的最后完成时期。新中国为《晋书》校勘、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史家在深入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时 , 对《晋书》所载各类史实典制作了进一步的厘清 , 并对《晋书》的整体性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晋书》;唐朝 唐太宗晚年, 因有感于围绕皇位继承, 皇子们“各树朋党, 遂成衅隙”1的严重局面, 以及东征失败后对自己后期矜于“文德武功”, 骄奢渐滋的反省, 遂使他联想到西晋的短祚, 正是肇始于皇位继承的不当和权臣的干政。因此, 于贞观二十年 (662年) 下诏, 重修晋史, 以“览古今之失, 察安危之机”2, 并亲撰宣、武二纪等四篇史论, 总结两晋灭亡的历史教训, 说明自己维护皇朝政权稳定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必要性。经众多高水平参撰者辛勤劳动, 历时约两年半, 完成了这部正史著作。3在以后一千多年间, 人们对《晋书》及其有关的史实, 进行了众多的评论与研究, 本文试对这些评论与研究, 作出概要的评述。 对《晋书》史学成就的评价, 自唐代以来一直存在褒贬两种意见。唐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晋世杂书, 谅非一族, 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 其所载或诙谐小辩, 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 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 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 (晋史) , 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 王、虞之所糠秕, 持为逸史, 用补前传, 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 梁世之修《遍略》, 务多为美, 聚博为功, 虽取悦于小人, 终见嗤于君子矣。”1这是最早全面批评《晋书》的论述。以后五代所修《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云: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 好采诡谬碎事, 以广异闻;又所评论, 竞为绮艳, 不求笃实, 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六·别史类存目》综合诸家贬斥意见之后说:唐修《晋书》“其所褒贬, 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 忽正典而取小说, 彼靡不返, 有自来矣”。并列举其不当漏列烈士马  传;不当删遗亮节之士郭琦事迹;尤不应“宏奖风流, 以资谈柄……是直稗官之体, 安得目曰史传乎”!最后竟断言:“正史之中, 惟此书及宋史, 后人纷纷改撰, 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 考晋事者, 舍此无由, 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个结论实际上对《晋书》予以全面否定, 因后学对《提要》视为权威性评论, 故其影响颇为深远。 但历来对《晋书》的评价, 还存在着肯定的意见。北宋修《册府元龟》, 在撮录有关《晋书》修撰史实时指出:其“莫不博考前文, 旁求遗逸, 芟夷芜蔓, 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 爰及晋代文集, 罔不毕记”。可以说, 这是最早对《晋书》较为全面肯定的评价。其中“举其精要”, “罔不毕记”, 显然是针对前人“务多为美, “不求笃实”的一种反批评。清乾嘉著名史家赵翼《廿二史 记》对《晋书》的评价认为:唐修《晋书》时, 诸家晋书“时尚俱在, 必皆兼综互订, 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2。首先肯定《晋书》博采众家之长, 自当胜过诸家晋史。赵氏虽沿袭“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的成说, 但同时指出“然当时史官, 如令狐德?等, 皆老于文学, 其纪传叙事, 皆爽洁老劲, 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 尤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 视《十六国春秋》, 不可同日语也。”3赵氏更进一步肯定《晋书》多收表、疏、赋、颂等原始文献, 可见当时社会营竞、谈虚、选举之弊等等实情, 此点最具史学慧眼。4赵氏所论, 乃是对唐修《晋书》从局部到整体全面公允的评价。 80年代以来, 历史科学空前繁荣, 史学史研究随之发展, 对《晋书》持肯定意见者渐多。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 我们认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两晋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 能够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述出来。两晋156年, 乃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两晋统一仅11年便发生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 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 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 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 政权林立, 分裂割据, 战乱不已的局面。因而两晋的历史, 包容国别繁多, 兴亡无常, 各国的族别、地域、时间、人物和史事等等, 可谓千头万绪, 极为纷繁复杂。唐初史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后, 在撰修《晋书》时, 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 又把其他各国政权摆在恰当的地位, 并受前代史著的启示, 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兼有纪、传、志特点的“载记”体, 完整地记叙了各偏霸政权的兴亡。全书分纪、志、传、载记4种体例, 对两晋和其他政权的各个方面, 分门别类加以缕述。比起其他诸家晋史来, 更能反映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 第二、在内容上“甚为详洽”。唐初修晋史时距两晋较近, 前人所修晋史及其相关资料足资参考者尤多, 故能参酌群书, 兼综互订而成。加之名家参撰, 领导组织有方, 保证了《晋书》在史事完整、史料详赡等诸方面, 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晋史。本纪中宣、景、文三纪, 虽记汉末和曹魏时期史事, 实为追溯两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的缘由。在列传中征引了传主所作的各种类型的大量文献资料, 不仅内容丰富, 史料价值也极高。尤其是列传中大量引用传主所作的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制图六体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270余篇。在这些原始材料中,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两晋平吴、分封与宗王出镇, 九品中正制及选才任贤、徙戎与安边、重农耕尽地利、兴学校复礼仪、老庄思想、玄学、东晋北伐、皇室士族骄奢淫逸、贬抑浮虚、官吏贪残腐败、赋役繁殷、百姓凋敝、各族人民大流徙等有关两晋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重大核心问题。此外, 像《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 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绘制法, 《束皙传》记录了《汲冢书》发现和整理经过等, 都是有关文物、文献的重要史料。同时, 在最高统治集团的有关列传中, 还真实地揭露了其凶残、篡夺、贪婪、斗富、荒淫等卑劣行径。列传最后一卷, 集中记述了西晋末和东晋末大规模流民和农民起义, 给王弥、张昌、王如、杜?、孙恩、卢循等6位农民起义领袖立传, 对起义原因和斗争过程记述之详, 在正史中算是最突出的。《晋书》志的内容也很丰富。其十志不仅从汉末写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 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 保存了不少前代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 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 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 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天文志》介绍了汉魏以来存在的三种天体说, 并肯定了浑天说。《律历志》记载了《黄初历》、《景初历》、《春秋长历》等3种历法, 是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刑法志》记录了李悝《法经》片断, 乃是刑法史的宝贵材料。1 第三、突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经秦汉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400年间, 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 加之两晋和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 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 只记本国历史, 而抹煞其它政权, 这些因素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 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 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 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全貌的。它以两晋政权为正统, 以十六国为偏霸的“载记”体的创新, 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 从而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这不仅做到了历史分裂与修史全面矛盾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一统思想理论, 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 以及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对民族关系有较公允的处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 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较为公允。虽然“载记”中有“僭伪”字样, 但在史实叙述中, 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放在同等地位对待。因此, 在整体字数安排上, 东晋 (与十六国大致同时) 纪、传共42卷, 除去四夷、二凉3卷共39卷, 约53.7万余字 (除去《忠义传》至《列女传》等7卷中十六国人物所占字数) ;十六国32卷加上二凉, 约46.12万字, 十六国历史字数约为东晋历史字数的80%,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 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等。而且, “载记”在记录十六国政权历史时, 既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 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姚兴、慕容 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 作了充分的肯定。《晋书》的各类传, 如《儒林传》收入十六国人物5人, 《隐逸传》收入13人, 《艺术传》收入10人, 《列女传》收入14人, 《忠义传》收入5人, 共计为47人, 占五个类传总人数137人的34%。假如减去西晋时期的人物, 比例会更高。在《儒林》、《艺术》两类传十六国人物的15人中, 大多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 不少人身居要职。《忠义传》中的韦忠, 先守义于西晋太守陈楚, 后尽忠于前赵政权刘聪。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 因赡护同县的孤老, 被誉为忠义之士。《列女传》在于褒奖“贞烈之风”, 前赵刘聪妻刘氏、苻坚妾张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等皆予以列入。所有上述各项内容均可证明, 唐初史家对《晋书》字数分配、内容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 都是在对东晋和十六国基本同等对待的原则下, 通过精心构思后设计和安排的。这种构思和安排, 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130余年北中国的历史, 而且也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第五、叙事头绪清楚, 主次分明, 行文言简意赅, 绝少繁冗浮躁之风。这就是赵翼所称的“爽洁老劲”, “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 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 形象生动, 寓论述于叙事之中, 饶有文学情趣。如《姚弋仲载记》对羌族部落骑兵首领姚弋仲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的描述;《刘伶传》只用200多字, 便将一位不慕荣利, 任情放远, 风流潇洒的名士活灵活现展示在读者面前。《晋书》中这类史学文笔,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晋书》大量地摘录《世说新语》、《语林》等类近文艺著作的素材, 史家们在剪裁编缀修订中, 又或多或少地作了文学加工, 从而更加深化了这些赏心之作的文学趣味。《晋书》的文学价值, 不仅继承了《史记》、《汉书》光辉的文学传统, 而且带有魏晋时期文艺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2 关于唐修《晋书》的缺陷, 论者虽多, 但不少重复旧说。我们总结诸家的批评, 择其要者, 并间下己意, 总为三端: 第一、《晋书》出于20余人之手, 而无名家作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 虽有敬播叙例, 实难全面贯彻, 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化, 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 有时互为 牾。如《怀帝纪》记永嘉四年 (310年) 十一月, 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本传谓永嘉 (307年-312年) 中拜带都督镇西将军 (二品) 。《愍帝纪》记杜?“道亡死”。本传中却说“ (?) 不知所终”。这是纪、传记载互异。《孙盛传》记孙盛父恂, 为颍川太守。《孙楚传》却说其子恂“未仕而早终”。《武帝纪》记咸宁五年 (279年) 十月, “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作太康二年 (281年) 。《卫恒传》则作太康元年 (280年) 。这是纪与传、传与传记载互异。《慕容载记》云拜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穆帝纪》但云假 幽、平二州牧。这是纪、载记内容互异。《李重传》载“于时内官重, 外官轻, 兼阶级繁多, 重议之, 见《百官志》”。然《晋书》有《职官志》, 不称《百官志》, 且不载李重之议。《司马彪传》记泰始初, 武帝亲祠南郊, 彪“上疏定议, 语在《郊祀志》。”按《晋书》无《郊祀志》, 唯有《礼志》, 亦不载彪议文。这是纪、志记载不相顾及。所有上述诸条, 皆因纪、志、传、载记出自众人之手, 无一高手总其成, 彼此不相检照所致。撰者抄录旧晋史文, 不相统一, 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史学的核心是考信求实, 要求撰史者有考求信史和实录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不少错误。如《皇甫方回传》载王敦遣从弟 代陶侃, “既至荆州, 大失物情, 百姓叛迎杜?。”据陶侃、王、杜曾三传记载, 荆州将吏拒王, 乃在未到荆州之前。且所迎者为杜曾, 而非杜?。《孝武帝纪》记太元十四年 (389年) 六月, “荆州刺史恒石虔卒。”本传云石虔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 不为荆州刺史。另据《恒石民传》载, 石民为监荆州军事、荆州刺史。石虔当为石民之误。恒温北伐“金城泣柳”事, 本在东晋太和四年 (369年) 第3次北伐, 由姑孰赴广陵, 必经琅邪侨郡治所金城。《恒温传》误移于永和十二年 (356年) 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姚襄, 由江陵赴洛阳, 不得经金城。《王羲之传》记、“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当不减阮主簿。’ (阮) 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此事采自《世说·赏誉篇》阮光禄云条:“王家有三年少, 右军、安期、长豫。”刘孝标注称:光禄为阮裕、右军乃羲之, 长豫乃王悦, 即王导长子, 安期指王应, 王导兄王含之子。而王承也字安期, 乃太原王湛之子, 他卒于元帝渡江之初, 不得入琅邪王氏“三少”。上面两条均为采《世说》资料, 未加深究而致误。《王羲之传》云: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按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谢安尚未出仕。永和九年 (353年) 夏四月, 谢尚为尚书仆射。此时王羲之正为会稽内史。故谢安当为谢尚之误。《天文志》下载:义熙七年 (411年) 七月, 朱龄石克蜀。据《安帝纪》, 龄石以义熙八年 (412年) 十二月西征, 九年 (413年) 七月平蜀。显然前者为误。《天文》、《五行》二志, 虽出自名家李淳风之手, 仍存在着纰谬。如日蚀由于太阴之交, 约一百七十三日一交, 故未有不逾五月而再蚀者。《天文志》中载:武帝泰始二年 (266年) 七月丙午, 十月丙午;泰始九年 (273年) 四月戊辰, 七月丁酉;十年 (274年) 正月乙未, 三月癸亥;惠帝永康元年 (300年) 正月己卯, 四月辛卯等皆有日蚀:并不满一百五十天。以《宋书·五行志》五相较, 则泰始二年唯有七月丙午日蚀, 九年唯四月戊辰日蚀, 十年唯三月癸未日蚀, 惠帝永康元年唯四月辛卯日蚀。沈约据两晋实录, 又合日蚀常规, 必可据信。《晋书·天文志》中所载其他四处日蚀, 当为误记。《地理志》缺漏尤多。如太康三年 (282年) 以后逮怀、愍两朝34年, 郡县沿革, 概从阙佚。东晋地理沿革全无, 其中侨州郡县及十六国疆域志, 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密切, 《地理志》却全然遗漏。 第三、《晋书》中封建迷信色彩比较浓厚。如《杜皇后传》记“长又无齿, 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 (成) 帝纳采之日, 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载, 其父宠侍婢, 其母妒忌, “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于墓中”, “后十余年母丧, 开墓, 而婢伏棺如生……既而嫁之, 生子。”《苻丕载记》云:“前秦右丞相徐义为慕容永所俘, “械埋其足, 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 至夜中, 土开械脱, 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 遂南奔。《刘聪载记》载:刘聪死前, “鬼哭于光极殿”, 其“子约已死, 至是昼见”。《艺术·吴猛传》说他有“神方”, 还豫章时“江波甚急, 猛不假舟楫, 以白羽扇划水而渡, 观者异之。”《艺术·佛图澄传》称他“能役使鬼神”, 石勒爱子斌暴死后, 澄“取杨枝沾水, 洒而咒之”, 斌又复生。《桓温传》记方士比丘尼有道术, 于别室浴时, “倮身先以刀自破腹, 决断两足”, 浴后身体完好如初等等。应当指出, 《晋书》中的鬼神荒诞不经之说比较浓, 既因采自当时鬼神志怪之书的资料, 又受王隐、何法盛晋史中《鬼神录》的影响。虽说此为败笔, 但也反映了当时人普遍崇拜宗教鬼神的文化风尚,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人文化心态的素材, 未可一概否定。 尽管《晋书》存在着上述三点缺陷, 但从全面考察, 其资料十分丰富, 体例较完备而有创新, 史事叙述头绪清楚, 处理东晋十六国的复杂关系较为得体, 行文简洁遒炼而具有文学风采, 且包含着某些古典史学的进步观点, 它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十六国156年历史的全貌, 而且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唯一一部史著。因此, 我们认为:南宋史家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时指出, 其“得”占七、八成, 其“失”占二、三成, 3乃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因为它完全符合《晋书》内容的实际。关于对《晋书》的肯定评价, 如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基本采用赵翼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现在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除对《晋书》某些观点批判外, 对《晋书》本纪、传、载记的编排叙述, 基本上作了全面肯定。瞿林东在《中华文明史》第五卷第十一章第一节对《晋书》的优缺点作了全面的论述, 同意叶适的评价。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 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 犹当较胜一筹, 其搜讨之博, 包罗之富, 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李培栋《晋书研究》, 对历代贬斥《晋书》的不实之词, 作了全面有力的批评。 《晋书》修成后, 唐何超撰有《音义》5卷。刘知几《史通》对《晋书》进行评价, 贬多于褒。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 以及《通鉴》两晋部分的《考异》和胡三省《注》, 对《晋书》的典章制度和史实内容, 有所补阙正误。但真正在《晋书》的文字校勘、编纂内容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者, 当推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清代学者有20余人用较大的精力, 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其中成绩显著者, 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  记》、卢文《群书拾补》、张《读史举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等等。如果仅从校勘角度讲, 以周、丁、劳三人成就最为突出。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中, 征引清代学者校勘最多的, 有周氏约166条, 居首;丁氏83条, 居第二, 劳氏47条, 为第三。如以对《晋书》校勘和全面研究而论, 则钱、王、赵用功最勤。钱氏乃经史、音韵、训诂、典制、地理、金石之通才, 尤精于中西历算, 其《晋书考异》共计375条, 而用力最多的是对《晋书》各志的正误补遗, 其条数占总数的46%。王氏博学有重名, 其《晋书商榷》共约309条 (包括小条在内) 。赵氏史学名家, 其对《晋书》的多处评论, 极具卓见。他们三人在校勘的基础上更进一层, 对《晋书》所记年、月、日、地名、人名错误, 掌故释疑, 记事颠倒遗漏, 礼、乐、天文、历律、郡县沿革、侨州郡县迁徙的考辨铨释, 无不涉及, 内容较为丰富。清末以来学人对《晋书》的评论, 不少源自钱、王之说。 《晋书》虽有十志, 但不免阙略。《廿史述要》称:“《晋书·地理志》舛驳特甚, 志中惟武帝一朝, 怀帝以后, 仅掇数语, 东晋则不及。其时侨州郡县, 地异名同, 千易百改, 迁徙无常”, 而《晋书·地理志》皆为空白。至于两晋艺文方面, 则全付阙如。因而清代学者首先重视对《晋书》的地理、艺文两志的校正和补阙。《廿五史补编》中所收《晋书》校补志11种中, 清人便有9种。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 均属《晋书》补志开创之作, 内容丰富, 价值颇高。年表于史提要省繁, 年月史实相系, 聚类汇总而便于寻检。故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 (撰史) 表法既上, 可以文省事多, 而事之脉络也具”。清人为《晋书》补《诸王世系表》、《宗室王侯表》、《功臣世表》、《将相大臣年表》、《方镇年表》以及《僭伪十二国将相大臣年表》等共18种, 除张愉曾《十六国年表》、练恕《西秦百官表》外, 全为万斯同所作。西晋封爵杂乱, 如泰始20余王, 永嘉48王, 既未详其胄裔, 更莫辨其名位。这些年表对西晋诸王初步理出头绪, 或关西晋乱起之由, 或涉西晋、十六国职官和政治斗争, 稽检方便, 殊为重要。总之, 清代是对《晋书》进行全面校勘、编纂研究, 以及补志补表的开创时期, 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晋书》打下了基础。 民国时期, 用力于《晋书》者, 颇不乏人。其成就斐然者, 首推吴士鉴、刘承 《晋书 注》。该书分列“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阙”、“广证”、“存疑”10例。其内容旁搜博考, 异者辨之, 同者证之, 谬者纠之, 遗者补之, 书法体例, 声韵训诂, 无不囊括。其资料搜求甚广, 凡经史子集, 释道诸部, 敦煌遗书, 流沙坠简, 外国史乘, 类书、地理、方志、金石、考古等, 悉心网罗, 务求穷尽。据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统计, 《晋书注》凡引书320余部。台湾学者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 (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出版) 所列为310部。吴氏力求吸取前人所有校勘注释成果, 实为对他以前《晋书》校勘注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征引前贤校注最多者, 即为《晋书注》, 总计近200条, 可见其对《晋书》研究之重要性。然而《晋书注》同任何宏篇巨著一样, 受个人和时代条件限制, 如果详为审察, 其内容既有可斟酌之点, 亦有失误之处。李步嘉在《〈晋书注〉疏误管窥》一文4, 列举“援引之失”、“考证之失”、“训诂、句读之失”、“校勘之失”4点, 所示多为的论。若从精细准确的角度讲, 则李文尤有未尽。不过, 吴氏对《晋书》研究所作阶段性总结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由于此书对晋史研究极为重要, 亟须博雅君子尽快整理, 学术界翘首以待。 民国继清人为《晋书》作志者, 有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但在其《晋书 注》中未提及, 或为早年著作, 有所不满者。黄逢之作《补晋书艺文志》, 5用力最多, 覃思博涉, 历时甚久。其《序例》说:“今采本书纪传, 各家目录, 《隋书》诸志, 郑、马二《通》, 旁及金石遗文, 类抄古本, 窃补阙略, 以成此篇, 凡四十家, 一千二百八十八部, 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三卷。卷数无考者二百七十九家”。黄氏之作, 尽管王重民《补晋书艺文志》曾指出其偶有误改或重录之失, 但有关两晋艺文, 黄氏和清代丁氏之作, 互有详略补充, 堪称补两晋艺文之代表作。又《晋书》艺文志之补者, 多有异议, 尤以释家一类最为突出。 故刘国钧纂成《三国两晋佛典录》6, 以补正诸家艺文志于释道类之岐异和不足。又有杨家骆精于目录之学, 踵前人之成绩, 对两晋著作存书与辑本, 别为《两晋遗籍编》上下二篇, 合333种。通过以上诸人的努力, 两晋经籍艺文, 基本完备。 杨守敬以《晋书·地理志》问题最多, 虽有清人补正, 犹未尽意, 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地理图》、《东晋地理图》、前赵和后赵等十六国疆域图。据称此乃补毕、方两家之缺陷。此外,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 对东晋南北朝地志, 也有整理补遗之功效。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 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 共8篇, 附有7表。各篇中又分有小子目。程氏认为两晋地理重点有三:行政区划之演变、南北交通之要道、民族意识之反应等, 其讲述较详。以行政区域之演变为例, 又细分为晋初之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之调整;州郡之侨置;东晋行政区划之再调整;十六国之疆域等5类来叙述。显然, 程氏两晋地理篇之旨趣, 已超越地理而深化到与地理有关的史实之研究。 民国时期, 对两晋职官之研究, 以论九品中正制者最为引人注目。而食货方面则以占田、课田制论述较多。但上述两方面的论著, 质量较优者, 似不多见。程树德于《九朝律考》中, 有《晋律考》3卷和《序》1篇, 有关两晋律令诸端, 从资料上大体理出头绪。此一时期, 继清人之后又补出《晋书》14表。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 综有爵位可考之宗室, 所得54王, 其有误者则正之, 漏者则补之, 疑者则阙之, 语简而要, 一般王侯爵位掌故, 大致齐备。秦氏《补异姓封爵表》, 对晋13等封爵, 分别制表以明之。于一爵之中, 又以先后为次, 年代失考者列于后。有的关系其世次, 而阙名待考者, 或纪传记载有误应加刊正者, 或世系无考者, 秦氏皆随文加案语说明, 以便查阅。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晋方镇年表》, 继清周济《晋略》诸表之后, 其《补晋执政表·序》云:“周氏疏舛尚多, 附列之人, 牵连及之, 可议尤众。兹表之作, 虽未敢以信后, 然错综全书, 详加校订, 有审且慎焉”。其两表凡有异周表者, 皆逐处注明, 以示补周表之不足。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与万斯同表体例各异, 一重时序, 依时而列诸镇;一重方镇, 分州列表。体例既异, 则内容记述有别, 而吴表考证之多, 尤非万表所能及, 显见吴氏拾遗补阙之意。沈维贤《晋五胡表》, 以晋武帝泰始元年 (265年) 起表, 迄晋愍帝建兴四年 (316年) , 每年之下, 再分述有关西晋及诸胡史事。有关五胡之始兴, 及寇乱之情由, 且详为注释, 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史实, 旁征博引, 条理分明。缪荃孙撰十六国中的四凉、夏、北燕六国百官表, 他在《后记》中说:“万季野 (斯同) 先生历代史表有汉、赵、后赵、成、秦、燕、后燕、南燕九国将相大臣表, 练立人 (恕) 补西秦百官表, 今补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北燕六国表”。可知缪氏作表, 乃补清人之所阙。其体例虽仿万表, 而博稽群书, 按年比事, 纠误补阙, 所得六国百官共384条, 六国职官, 可以分别查稽。至此两晋十六国之志、表大略俱全, 表、志之作告一段落。志、表中之重复者, 或补其阙, 或补其不善, 除少数水平略低外, 绝大多数互见详略异同, 各具短长, 自可齐轸并驱, 为学人所用。故民国时期, 是《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及补志补表的最后完成时期, 其成绩是显著的。7 新中国五十年来对《晋书》的全面研究, 主要成就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校勘方面有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最早为吴则虞初点, 并作了《校勘记》长编。杨伯峻和张忱石在吴氏基础上, 正式进行全面校点, 并按统一体例出《校勘记》。《载记》部分则是由唐长孺校点的。全书《校勘记》共计约2156条 (包括何超《音义》5卷注) , 减去重复的51条, 共有2105条。杨、唐等自出《校勘记》1385条, 为校勘总数的66%, 其余吸取26家校勘和研究成果共1142条, 为总数的34%。杨、唐等自校所出《校勘记》约占三分之二, 足见其用功之勤。杨、张二人的校勘, 以志为最多, 又可见其对典制之重视。以《校勘记》内容分类, 对《晋书》原文衍、脱、错字、字句倒误的校勘共约611条, 订正各种类型的人名错误约329条, 史实错误近100条, 记日干支错误92条, 年、月时间错误约117条, 地名错误约103条。8杨氏等校勘所用除宋、元、明、殿、百纳本外, 还采用敦煌石室《晋书》残本、各种类书、典制、金石、《通鉴》原文、考异、胡注等古籍, 各种资料, 基本网罗殆尽。故所出之《校勘记》, 绝大多数不是用一条或二条证据, 而是用三、四、五、六条或更多的证据。这比清人校勘常只用一、二条证据, 有的虽指出错误, 但不知何据, 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唯其搜集资料最为丰富, 所以其《校勘记》才有可能比其他各家总和多出一倍。而且杨、唐、张氏等在采用其他各家校勘成果时, 常用多条材料加以补正, 这类补正各家的校勘记共约279条, 占所吸取前人校勘记的38%。因此,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 不仅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 而且其所出《校勘记》对研究《晋书》和晋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7条中, 指出唐修《晋书》之源的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价值颇高;《晋书》“予诸旧作, 收获必多”, 意指其为新创之史著, 而非抄袭前人之作;以及《晋书》“荒怪”之说“正可见当时风气”诸点, 皆为评论《晋书》之高论。周一良关于《晋书》撰有札记53条。9其中有的实际上是短篇论文, 对晋史多有创见;多数则是关于《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的考订辨识。由于周氏对魏晋南北朝史造诣很深, 其札记水平颇高。如《〈晋书〉改易史料文字》、《〈刘元海载记〉删略》、《恨不杀汝》、《李氏称巴氐》诸条, 均为精彩之笔。其札记既揭示了唐人修《晋书》时采集资料之得失, 又澄清了某些史实真相。 第二、建国后关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 大约有30余篇。其中内容包括唐代重修《晋书》的原因、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参纂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等。其中有些文章质量颇佳, 所获主要有三, 其一是对唐修《晋书》的原因、指导思想、起止时间、参撰人员、取材来源等问题, 基本予以解决;其二是对《晋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 也大体明确;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在千余年对《晋书》贬多于褒的情况下, 只有新中国的学者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才能突破封建传统偏见, 实事求是地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符合实际内容的充分肯定, 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可以说, 这既是对《晋书》在二十五史中地位的彻底翻案, 也是对《晋书》史学价值的总体性认识的一个飞跃。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属于断代史的共有4部, 论文集20部, 专著39部, 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20余部。古籍整理7部1。论文数量之多, 尤为可观。学者对晋史的研究与《晋书》研究之间, 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 研究晋史主要在揭示其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 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联系在于, 在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 必然会涉及两晋历史资料、典章制度、史实真伪、人物评价、文化遗产等, 而这些同《晋书》的编纂又息息相关。因此, 历史学者对晋史的全面深入研究, 为《晋书》的编纂研究打了坚实雄厚的基础。有关评价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很多, 在此本文难以一一作出述评。 ① 《旧唐书》卷七六《恒山王承乾传》。按 :皇子们“各树朋党 , 遂成衅隙”的行径 , 使晚年的太宗对诸子和勋臣猜忌丛生 ,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贞观十七年春平定齐王佑叛乱后 , 又审理了太子承乾谋反案 , 导致了太宗废二子、杀一子、一弟及一批勋戚贵臣等一系列行动。这些关系皇权能否巩固的要案 , 对于太宗晚年心灵打击极大。 ② 《贞观政要》卷一。 ③ 如唐太宗在《武帝纪·制曰》中首先指出 :晋武帝的“骄泰之心” , 使其“见土地之广 , 谓万叶而无虞 ;睹天下之安 , 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 , 则广可长广 ;居治而忘危 , 则治无常治” , “加之建立非所 , 委寄失才” , 故而“贾充凶竖” , “杨骏豺狼” , 其“祸心”得逞。接着又揭示 :“惠帝可废而不废 , 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 , 拯天下者功之重 , 弃一子者忍之小 , 安社稷者孝之大……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 , 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 , 岂若斯乎 !”太宗进一步对西晋灭亡原因从理论高度总结说 :“良由失慎于前 , 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 , , 知臣者明君 ;子不肖则家亡 , 臣不忠则国乱 ;国乱不可以安也 , 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 , 圣人闲其端。”这些历史评论 , 显然蕴含着现实斗争的丰富内涵 , 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 又是太宗对现实政治斗争处理的自我表白 , 用以儆戒皇子和大臣 , 以图稳固唐帝国的根基 , 使其千秋不坠① 刘知几 :《史通·内篇》。 ②③④ 赵翼 :《廿二史?记》卷七《晋书》 1 参考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参考李培栋:《〈晋书〉的文学性》, 载《魏晋南北朝史缘》。 3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晋书·总论》。 4 (6) 见《金陵学报》三卷二期。 5 此志收入《廿五史补编》。本文凡涉及清人及民国学人所补表志, 均见《廿五史补编》, 开明书店1937年版。 6 (4) 载《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2期。 7 (9)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中华书局1985年版。 8 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 有的一条包括多项错误, 故分项数目加起来较多。 9 (7) 关于民国时期对《晋书》的研究, 本文参考了台湾学者廖吉郎所著《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 10 以上 4类指含两晋和十六国史在内的著作 , 限于本人陋见 , 统计或有未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