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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势之变为边疆史地之学的成长注入不竭动力 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兴起，往往际会于时势之变。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遂有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之生成。关于此问题，王国维曾提出，晚清随着西学的渗入，旧的学术格局逐渐被打破，西北史地之学经嬗变而成边疆史地之学，从而产生了一个“新学”。作为“新学”的边疆史地之学，其知识体系构建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就时人的边疆认知而言，伴随着中国从“锁国时代”到“交通时代”的变迁，边疆地方经历了从“殊域”“边患”之地到“边防”“御侮”前沿的地位转换；从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社会知识精英开始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考察以往较少关注的边疆民族问题，他们通过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缀连和书写，将“四夷”与“华夏”合称为“中华民族”，赋予两者“同为国民”的均质性地位。借用梁启超的话说，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人，“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 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抗战军兴与国民政府西迁，一大批学者纷纷避居西部边疆地区。时人发现，当其作学科面临凋零或停滞不前之际，边疆研究反倒获得了新生，“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彼时边疆研究为各派学者所借重，各类学术团体、专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边疆史地之学又一次因时势的突变而获得发展机遇。顾颉刚将这次边疆研究高潮称为“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并断言“此第二回运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相较清末曾经“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既有“复兴”之意，又有“突破”之势——这主要体现在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原本传统感十足的“边疆史地之学”，发展为多学科参与且颇具现代性意味的“边疆学”和“边政学”。当然，从一般性“边疆史地之学”到学科性“边疆学”“边政学”之演进，绝非出于偶然。“边疆学”“边政学”应“国”难之“运”而生，关键在于中国边疆学人能够充分把握时代的主要矛盾，积极回应时代的重要关切。 如果说前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发起于国家积弱和边疆危机之际，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则开启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边疆地区蓬勃发展之时。这一时期，由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诸因素的叠加，边疆地区普遍面临较为突出的发展、稳定与主权维护问题，边疆治理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为此，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先后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等重要边疆治理战略思想。国内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因应时势，积极加强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希冀藉此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构想。其结果，边疆研究多次入选国内“年度学术热点”，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发生以迄今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三个重大突破：一是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最初的近代边界研究转向历史疆域研究、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与边疆研究史研究并重，进而实现了从单一历史学科的边疆史地研究到融合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的边疆研究之转变，“构筑中国边疆学”亦从一个倡议具化为一种实践；二是致力于创新研究范式，如果说以往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多基于“中原中心主义”或“西方殖民主义”，从“中心”俯瞰“边缘”，那么最近十年来，作为回应，从边疆观中国、从边疆望周边、从边疆看世界的研究范式开始兴起；三是持续展现“中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边疆理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话语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上述考察已揭明，“适变”为近代以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长注入了不竭动力。检视其内在缘由，乃因边疆在地理上处于国家外缘，易受世局的影响：当国家遭逢衰弱期，边疆地区首当其冲，强邻觊觎之情势必然引发社会精英对边疆议题的偏好；当国家处于强盛期，边疆地区往往成为国家“走出去”的前沿，是故亦必引发研究者的关注。概而言之，时势的突变往往牵引出国家边疆治理的现实难题，这就使得具有经世情怀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更为关注边疆、研究边疆，其结果，边疆史地之学顺应时势变化，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