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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报贩组织及其相关问题是了解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近代上海报贩组织这一民间行业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以及与报馆、政府之间的关系，考察报贩组织这一特殊行业机构在社会政治环境下的发展变迁，其内外部权力张力的变化及对城市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从捷音公所到派报工会 报贩是随着报刊业的发展而衍生的新群体，报贩组织是在报贩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上形成的行业组织。作为近代报刊文化中心的上海，报贩组织经历了从传统运作模式到近代政治权力不断渗透的发展演变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报贩在明中后期就已经出现。清初，职业报贩出现，并有了相应的行规。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近代意义的报刊在中国本土相继创刊，传统意义上的报贩在新形势下发生相应的演变。伴随报贩规模的扩大，报贩创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捷音公所。1911年捷音公所成立，“定有会章，每月开会一次。总董推陆行逊及姜东高二人，副董推崔小龙及胡瑞松二人”。捷音公所所有日常经费由发起人捐助，办公常年费用概由同人自认，并不硬派分文。近代意义上的报贩组织正式创立。 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进入上海。在此时局变化之际，捷音公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行业组织转变为政府控制下的行业组织。1927年3月开始逐步实施捷音公所的更名改组。4月8日捷音公所正式改名为“捷音工会”。在国民政府的指导之下，一个新的报贩组织改组完成。 捷音公所改组为“捷音工会”后，新工会与政府方面关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呈请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登记，同时又将刚宣布成立的捷音工会组织机构呈请警厅审查，并恳请予以随地保护。随后，捷音工会加紧完善组织机构的步伐。1927年4月18日上海捷音工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公推陆行逊（陆盘根代）为临时主席，组织结构逐渐呈现代化官方化。报贩组织也正式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工会组织。此后，报贩组织在政治局势变化过程中受制于不同的党派势力，也发生相应的变动。1929年7月，捷音工会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派报工会。该工会此后一直由国民政府社会局管理。1949年上海解放，报刊实行邮发合一，近代报贩组织退出历史舞台。 报贩组织与报贩的权力关系 捷音公所自成立以来，以其家族式发展模式对报贩进行有效控制。具体体现在既有对报刊发行网络及相关业务的控制，也有对会员日常生活进行地有效管理。 捷音公所甫一成立，就确立了报贩组织对报贩的权力关系。首先是对入会人员身份的查验。每一个欲参与派报行业的人，一定要加入捷音公所。所有报刊的发行销售都得经过捷音工会，它掌管着全上海派报的大权，无论哪一张报纸的推销，都得经过这工会的手。其次是对报贩营业地域的规定。报贩之间地界分明，各占地盘，不得擅越。再次是报贩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权位实行继承制。捷音公所内部报贩分为多个等级，大报贩之下，有小报贩，小报贩之下，又有小小报贩，职业为世袭。 报贩组织与报贩之间既有管理上的权力关系，也履行着相关的责任义务。第一，对报刊批价变动的干预权力。一般情况下，报馆发行价格的变动首先需征得捷音公所的认可和同意方可实施，并由报贩组织发布信息。报贩组织对于报馆报刊发行折扣问题也时常干预。第二，调节报贩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旦报贩之间发生冲突，会员可申请公所进行仲裁处理。报贩组织对于报贩日常行为也进行严格管控，尤其是对于报贩的不法行为能给予严厉惩罚。第三，申请政府力量保护。捷音公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寻找官方的保护和支持。报贩组织与政府之间既有寻求保护的一面，也有为报贩利益抗争的一面。第四，为报贩组织会员争取利益。第五，报贩组织的慈善事业。捷音公所对于会员施舍相应的施米施衣，施棺材，借贷款项等种种慈善事业。改组后的捷音工会仍然保持传统行业工会的惯例，对会员施以多方面的互助福利。 无论是传统的捷音公所以及逐渐官方化的派报工会，报贩组织与报贩之间依然保存着权力关系。报贩群体受到报贩组织的有效管理和相关保护，同时，报贩组织对于报贩群体同样存在着种种的压制，早期的帮会式的管理模式以及后来改组后的政府权力的控制管理，无不体现了报贩组织对于报贩群体的权利控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