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甘肃兰州 赵峰生 1976年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辽代白釉人首鱼龙壶(图1),现藏内蒙古博物院。此壶设计独特,巧妙地将女性头像、鱼身、鸟翼等动物元素融于一体,整器纹饰清晰细腻、釉面莹润光洁。它作为辽代制瓷技艺最高水平,经常代表契丹文物出现在书刊中,但令笔者颇为费解的是:总有一些人喜欢将其冠以“摩羯注壶”的称谓,并标榜“它是契丹民族开放、进取的表现”。殊不知,自原始佛教起,迄今在佛教中就没有出现过“人头鱼身”的摩羯。真不知崇信佛教的契丹统治者是否知道如此任性的观点。“摩羯”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因古印度人恐惧海洋中一种大鱼,产生神明崇拜。人们通过想象,将鳄鱼、鲸鱼等动物元素拼凑成合体海怪,加以神化塑造成为残害生灵的恶魔。随古印度佛教兴起,佛陀将其降服,摩竭回心向佛,成为水神瓦鲁那的坐骑,被誉为河水之精灵,有吞噬一切烦恼的法力。 大约在两晋时期摩羯传入中国,经中国佛教重新洗礼和诠释,出现在佛教经变故事、石窟壁画和世人面前。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将其淋漓尽致地描绘为:龙头鱼身、长鼻上卷、张口露齿、长有双翼的“鱼龙”形象。此中国化、通俗化的摩羯纹,盛行于隋唐并影响后世;内蒙古博物馆辽代摩羯三彩陶壶、甘肃省博物馆藏金代摩羯纹铜镜(图2)等诸多馆藏,展示着此阶段(宋辽金)摩羯的形象。元明清时期依然能见到摩羯,最具宗教色彩的莫过于西藏博物馆明永乐班丹拉姆鎏金铜像中的摩羯首空行母(图3);因种种原因,很多人容易将中国佛教摩羯、希腊神话半羊半鱼的摩羯、中国鱼化龙(图4)混为一谈。其实,三者体貌特征迥然不同,内涵更是相距甚远。 在历史的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碰撞交融,此起彼伏地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推陈出新的文化产物反映着社会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在儒雅的大宋王朝,新儒学积极借鉴和吸纳道教思想和佛教文化,巩固强化着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儒教为主的“三教合流”达到了历史新的高度。三教相互影响和交融日益加深,体现在民用器物装饰方面,毫无例外的折射着儒家包容与和谐的思想。 手持山东瓷虫关先生寄来的济南城市遗址出土的金代淄博窑模印人面鱼身(图5)瓷片,回顾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白釉人首鱼龙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纹饰元素、延伸信息集:鸟图腾、鳌鱼、羽人、赤鱬、人鱼、彩陶人面鱼身、画像石人面鱼身、仪鱼,以及摩羯、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飞天、妙音鸟等相关扩展信息于一体,充分反映着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儒家思想对社会各民族的影响力。 审视沉睡近千年依然超凡脱俗的人面鱼身纹饰:头梳宋代汉族女性常见的高髻、插凤簪,表述高贵的同时暗示已婚;颈肩饰柳叶式云肩,显得端庄华丽。云肩也叫披肩,是一种独特的服饰款式,一般认为源于早期道教神仙服饰,随后三教皆有使用;背后长有能翱翔于天的翅膀,中国古人多将羽翼饰用于羽人或翼兽;双臂环抱状置于胸前做手捧花状,身形拧旋飞动,又似佛教天宫伎乐泼洒花雨;腋下部长腿,鳞片和五爪清晰可见,这是典型中国龙的元素;表现力极强的鱼身、尾鳍一目了然,表明了水栖动物的本性;它仪态万方、气定神闲地翱翔于浩瀚水波之上。 此块人面鱼身纹瓷片,既包含了华夏民族多种图腾崇拜元素,又固本培元地融合了外来文明精华,给人以文化底蕴深厚、哲理深邃的印象。其综合研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探讨固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但碍于笔者才疏学浅,就不在此回溯错综繁杂的渊源了;仅将其简单地置于“宋、辽、金”大背景中窥视,以不成熟的浅见做此文收尾:是大宋王朝儒家思想将佛教摩羯纹演绎成为了民俗化、艺术化的吉祥纹饰“中国美人鱼”,美哉,美哉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