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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项目组在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8N—11贵族院落中,发现了一座古典时代晚期的墓葬(编号E3)。该墓葬位于院落西侧北部建筑(编号69N)台阶下方,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墓室由未经加工的鹅卵石和石灰石砌成,葬式为单人屈肢葬,共出土随葬品10件,其中陶器5件、玉器5件。从墓葬的出土位置、形制和出土随葬品判断,墓主应为一名等级并不太高的贵族,或许为该贵族院落的一位居住者。  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彩陶比较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件为彩绘陶碗,另一件为彩绘陶杯。陶碗腹部用红彩和黑彩绘制了一只正在游泳的美洲豹,陶杯腹部则绘制了一条抽象的羽蛇,蛇的身体和尾部蜷曲,形成回纹。这两件陶器的形制并无特别之处,都是古典时代玛雅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但是,这两件陶器的口沿下方,包括陶碗内壁彩绘的玛雅文字却很有意思。 玛雅文字的破译历经百年,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今天,90%左右的玛雅文字已被破译。它们并非单纯的象形文字,而是混合型文字,其中大部分是由若干表示读音和意义的字符组成。目前可知的玛雅字符共有1000多个,剔除同义不同形的,大约有500个常用字符。在陶器上尤其是口沿下方彩绘或刻写文字,是玛雅贵族随葬品的传统。迈克尔·寇最早提出这些铭文基本是有模式可循的,一般内容为“这是某某(墓主人名)用于饮用可可(或玉米)的杯子(或碗)”。但上述两件陶器上的文字却无法释读,或者说它们根本不是真实的文字,而是“伪文字”(Pseudo-Glyph)。 玛雅“伪文字”这个概念最早由朗伊尔在1944年提出,指的是在陶器上的位置及其大致外形与真实玛雅文字差不多的文字,但它们不符合真实玛雅文字的书写标准,而且构不成连贯的句子,没有语言交流的意义。“伪文字”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真实文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字符组成的文字;第二类是真实文字中已有的字符,以与真实文字不同的方式组合成文字或句子,这些文字和句子无法释读,没有任何语言沟通的价值;第三类则是前两类文字的结合句子。由于资料公布不及时等原因,目前发现带“伪文字”陶器的大体数量尚不清楚,但整体来看,这类陶器主要分布于玛雅世界的东南部,即危地马拉中东部、洪都拉斯西部、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年代大多为古典时代晚期,即公元600—900年。 在朗伊尔之后,关于玛雅“伪文字”的研究并不多,原因之一在于资料公布情况不太理想,另外就是学术界的主要视野还是停留在真实的玛雅文字上。2006年,科罗拉多大学英伽·卡尔文博士的博士论文将玛雅“伪文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卡尔文对出土自危地马拉低地的包括帝卡尔(Tikal)、瓦夏可吞(Uaxactun)、道斯·皮拉斯(Dos Pilas)、波波屯(Poptun)等10个玛雅遗址的121件带有“伪文字”的陶器和陶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这些陶片上共发现314个“伪文字”,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结合这些陶器的出土情境,他揭示出许多以往没有注意到的现象。  在统计的314个玛雅“伪文字”中,只有24个在不同的陶器上重复过。而且这24件陶器既非相同类型,也不是出自同一个遗址或单位。这种现象表明,它们并非出自同一个艺术家或工匠之手,这种“伪文字”的书写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 此外,这类“伪文字”多见于彩绘陶碗、陶盘和陶杯上,其中陶碗多出土于建筑堆积之中,实用的可能性很大,而陶盘和陶杯则多于墓葬中出土,不排除是丧葬用品的可能性。但出土这种带有“伪文字”陶器的墓葬,其他的随葬品并未显示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墓葬中随葬带有文字的陶器,并不能反映墓主的文化或知识程度,这一点斯蒂芬·休斯顿和大卫·斯图尔德已经提过。同样地,随葬“伪文字”陶器的墓葬并不意味着墓主是文盲。 相对而言,王宫区更倾向于使用带有真实文字的陶器,发现此类“伪文字”陶器的比例更低。“伪文字”陶器更多在王宫区以外的地区发现,特别是在等级稍低的贵族院落中发现。我们项目组所发掘的科潘8N—11院落,是科潘谷地等级仅次于王宫区的聚落,等级已经相当高,其中大墓就发现多达十多座,但也只发现了一件带有真实铭文的陶器随葬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认为,在玛雅社会,贵族对文字等知识具有垄断的权力。而考古发现的铭文要么是记载战争、联姻等军国大事,要么是记载国王的神圣仪式或血缘世系。有研究者提出,撰写铭文的权力来源于超自然力量的批准。这种力量来自祖先之域,通过超自然的出入口(一般为白骨蜈蚣),借助艺术家之手进入现实的世界。也就是说,在陶器或石碑上书写文字不是简单的记录行为,它更像是一整套涉及神灵批准、祖先崇拜、个人训练等复杂仪式的一部分。 “伪文字”大量出现在古典时代晚期,这个时期无论是图像还是考古资料,都表现出王朝政治剧烈变化的特征。卡尔文的论文也提到,“伪文字”大量出现的时期恰好是社会上层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很多遗址第一次在领地上竖立起铭文纪念碑。而那些大量新出现的次等级或小贵族都需要铭文来阐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追溯祖先的神圣性,这样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书写者”的供应。但是,没有得到神圣超自然力量加持的艺术家,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正式培训之前,是无法书写真实文字的。那么,“伪文字”就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此外,卡尔文对布埃纳维斯塔(Buenavista)遗址出土“伪文字”的研究表明,来自其他遗址的带有真实文字的精美彩陶会刺激本地的模仿。以稍显拙劣的画面配合“伪文字”的方式,向地位相当或较低的贵族提供至少视觉上相似的陶器,展示了高等级贵族获取劳动力和资源的能力,以及使用神秘的仪式用具和知识的能力。而反过来,低等级贵族向更高等级的领主进献这些陶器,则有利于形成一个持续的同盟关系。这些因素都进一步促进了“伪文字”陶器的生产。 综上,尽管玛雅“伪文字”还无法被释读,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毫无意义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