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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温经楼年谱》是乾嘉时期圣裔学者孔广林自撰年谱，现存著者原稿本，以及后人抄本一部，都曾在民国时期辗转归孔德学校，而最终入藏首都图书馆。谱主孔广林，不惟是乾嘉时期山东礼学的代表，更开清代郑玄著作辑佚之先河。《温经楼年谱》记载广林一生读书、应试、交游、治经诸事，是系统研究其生平学行的第一手史料。此外，该谱对孔氏家族家学传承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有直接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温经楼年谱》；孔广林；版本；史料价值； 年谱是一种特殊的史书体裁，它既具有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特征，又以编年的形式记载谱主生平事迹，因此兼具纪传、编年二体史书之长，是知人论世的重要史料。根据撰作人的不同，年谱可分为两类，一是自撰年谱，由谱主本人撰写，逐年增订或事后追忆；二是他撰年谱，多为谱主去世后由弟子、友朋或后学追述而成。历代年谱中，又以自撰年谱较为少见。年谱之学，自宋而始，至清而盛。《温经楼年谱》即为清人自撰年谱之一种，记谱主孔广林一生读书、应试、交游、治经诸事，然因未有刊本问世，一直以来束诸高阁，所以鲜被学者关注和利用。庆幸的是，首都图书馆不仅藏有该谱稿本，还有后人抄本一部，皆世所仅存。今欲在比较稿、抄本的基础上，对其版本、史料价值等略作探究。 一、版本与流传 《温经楼年谱》谱主孔广林，原名广枋，字丛伯，别号幼髯，晚年自号赘翁，山东曲阜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享年69岁。乾隆年间廪贡生，署太常寺博士，晚年受封刑部广东司候补主事，未就任。孔广林是孔子第七十代裔孙，衍圣公孔传铎之孙，经学家孔广森之兄。他早年便绝意棘闱，覃心三礼，撰成《孔丛伯说经五稿》37卷，颇得礼学之要。平生又以表彰郑玄为职志，著有《通德遗书所见录》72卷，辑郑学18种，用力至勤，多有发明。是以阮元尝有“海内治经之人，留心郑学者，如常博，斯可谓专且勤矣”之赞誉。此外，孔广林还“深于曲学，尤精元剧”，曾将所作传奇、杂剧、南北散套小令汇成《温经楼游戏翰墨》20卷、《续录》1卷，在清代戏剧学史上也据有一席之地。 首都图书馆现藏《温经楼年谱》两种。一种为稿本，一函两册，不分卷。乌丝栏，半叶10行，行20字，双行小字夹注，楷书。版心上端有黑鱼尾，中书“年谱”二字，下为页码。每年顶格书写，正文皆低二格，凡遇须尊敬字样均提行且高出栏上一格。首页有朱文“首都图书馆藏书之章”印，末页则有白文“臣彝曾读”印。另一种为抄本，一函一册，不分卷。版心上端书“年谱”二字，下为页码。行书，有朱文校改。内有朱印“首都图书馆藏书之章”，其他书写格式与稿本相同。 谢魏《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黄秀文《中国年谱辞典》、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皆著录该谱，但对该谱之收藏情形及谱名等多有误解。如来新夏先生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著录《温经楼年谱》称：“原题《阙党赘翁自叙》，清孔广林自编，清稿本”，“以乌丝栏半页十行纸清正，分订二册。北京图书馆藏。”但检索国家图书馆藏书，未有是谱记录；但我们在首都图书馆则发现了《温经楼年谱》的两种版本。另外，来先生及有的学者认为是谱又名《阙党赘翁自叙》，实则此乃孔广林的署名，而非谱名。之所以有此误解，可能缘于未曾亲验该谱。 《温经楼年谱》原为孔广林晚年自撰年谱。据该谱嘉庆十二年（六十二岁）条记载：“予自去秋追忆六十年来少而壮，壮而衰，中间事实，自叙《年谱》，录示诸儿。”可知，是谱始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谱主六十一岁时。但首都图书馆所藏《温经楼年谱》稿本、抄本皆无牌记、序跋，难以断定到底是何人何时所记。但通过阅读《年谱》文本，比较两本异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两部年谱的成书时间。 首先，抄本据稿本朱笔增字、改字或换行之处颇多。稿本、抄本记事皆至“嘉庆十九年甲戌、六十九岁”条止，且本年并无孔氏活动具体内容。所不同的是，稿本分两册，“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四十八岁”条及之前为一册，其后为一册，通篇皆有句读；抄本不分册，且句读至“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五岁”条止，以后历年再无标示。抄本中有多处一行未完，则朱笔空格，另起一行书写，以求与稿本每行字数相同。抄本其他改动之处，如“九岁”条增一“日”字，“十一岁”条置换“刻一”为“一刻”，“二十一岁”条改“暎”为“煐”、“四十五岁”条改“金兰”为“兰交”等等，皆为朱笔校改。经过与稿本进行比对，我们发现，抄本改动之处，皆以稿本为依据，欲与稿本保持一致。 其次，稿本、抄本皆有因避讳而缺笔或改字之处。避讳，是断定古籍年代的重要依据。清代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避讳制度甚严。陈垣先生称：“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甚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稿本中凡遇“玄”“眩”“弦”字，皆缺最后一笔，而“宁”字不讳，可证其为道光之前所记。又谱主孔广林嘉庆十九年四月去世，且谱中有“自叙《年谱》，录示诸儿”等语，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稿本为谱主本人自撰。抄本则恰相反，遇“玄”“眩”“弦”“歷”字皆不避，而“宁”字出现九次，但只有六处缺笔，殊为不解，首都图书馆著录为“民国抄本”，不知其所据为何。 此外，稿本末页“臣彝曾读”钤印也为我们断定稿本年代提供了重要信息。“彝”当指孔宪彝。孔宪彝，字叙仲，号绣山。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官内阁侍读。嘉庆十三年（1808）生，同治二年（1863）卒，享年五十六岁。那他与孔广林又是什么关系呢？《孔氏大宗谱》有详细记载，我们据之将二人关系勾勒如下：“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广林祖父）—孔继泂（传铎第三子，广林之父继汾同母兄，即广林伯父）—孔广彬（继泂第四子）—孔昭杰（广彬长子）—孔宪彝（昭杰次子）”，二人服属未远，因此宪彝对广林生平著述很了解。孔宪彝撰有《阙里孔氏诗抄》，载孔广林诗二首，并有小传，称广林“生平著作一百三十二卷，凡四十四万五千余言”。查《温经楼年谱》“嘉庆十八年癸酉、六十八岁”条，广林自云：“通计生平所著，内集、外集，凡百三十一卷，为字四十四万五千有奇。续录《外集》一卷不在算。”孔宪彝所论与此正合。连卷数、字数都统计得如此准确，若未亲目《温经楼年谱》恐无可能。而孔宪彝所编《阙里孔氏诗抄》所录广林诗《鸳鸯篇并引》《甲午九月避寇乡居作》两首，皆出自《年谱》之中。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臣彝曾读”之“彝”系指孔宪彝。 关于该书之流传，据书内旧书签所标示“著者原稿本”“北平孔德图书馆藏”等字样，可知《温经楼年谱》稿本曾在民国时期入藏孔德学校。那么，年谱是如何由曲阜而辗转流落北京的呢？桂文灿《经学博采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据他称：“壬子之秋，予获交博士（指孔广林——笔者注）从孙绣山舍人于京师，稔知博士之学，并闻舍人云，博士遗书稿本藏于家，汉阳叶润臣舍人曾录其副云。绣山舍人名宪彝，道光丁酉举人，官内阁中书，以文学见称于世。尝辑存《阙里孔氏诗抄》《曲阜诗抄》共若干卷刊之，自著诗文稿共若干卷。又以先儒陆道威尝著论谓，王者宜藏书于孔氏，一代典章文集录送其贰，凡书皆萃焉，以为斯文之宗主。……舍人因商之宗公，于奎文阁制大厨七，阮文达属以角、亢、氐、房等字编之，将求海内经籍藏之阙里。舍人又于京师公邸建致经堂先庋之，俟盈箧则载以归云。”据此，加之“臣彝曾读”钤印，我们可以推知，孔宪彝因编选阙里诗文曾借读过《温经楼年谱》，后来其赴京为官，将该谱携之入都亦在情理之中。 桂文灿在这段话中还谈到，叶润臣曾就孔氏藏书录副，录副之书是否包含《温经楼年谱》，尚需要进一步佐证。考叶润臣（1811-1859），即叶名澧，字翰源，一字润臣，湖北汉阳人，出身书香世家。先世自江南溧水迁汉阳，世有魁硕巨儒。祖父叶继雯，嘉庆间曾官给事中，侃侃建言，世称云素先生。父亲叶志诜，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兄为清后期著名疆臣叶名琛。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历任内阁中书、同文馆、玉牒馆帮办，内阁侍读，至浙江候补道员。居恒嗜诗，著有《敦夙好斋诗集》等。国家图书馆现藏孔广林《郑学十八种》抄本，内有“汉阳叶氏藏书”钤印，书末有跋云：“嘉庆六年（1801）岁在辛酉，夏六月，偕俞理初上舍借校于后孙公园研山草堂。汉阳叶志诜记。”由此可知，叶氏自嘉庆年间已经收藏有孔氏所著之书，叶名澧抄录孔广林藏书，很可能是受其父叶志诜影响。 孔宪彝去世后，《温经楼年谱》几经辗转，最终入藏孔德学校。孔德学校始创于1917年，是华法教育会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在北京筹建的新型学校。由蔡元培、李石曾组织创办，蔡元培为校长。当时的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叔平、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等人皆曾在此兼课。“孔德”之名并不与孔子跟儒家有关，而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孔德的中文音译，蔡元培先生述该校宗旨说：“我们这个学校用‘孔德’的姓做校名，并不是说除他一个人的学问之外都不注意，也并不是就用他的哲学来教小学生。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子同教师的讲授。” 孔德学校建校之后，便四处访求图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图书馆。据钱秉熊先生回忆：“自一九二四年起，由沈尹默、马隅卿等人去挑选购买图书。……共计买到经、史、子、集书二千四百三十三种，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二册；方志类四百七十八种，七千一百二十七册；日文书籍四百二十九种，四百五十二册；词曲小说五百三十六种，五千四百五十六册；车王府曲本四千六百二十册；全馆共藏书六万四千多册。……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曾来校阅看词曲旧小说。”时任图书馆馆长马廉，字隅卿，浙江鄞县人，近代著名藏书家、小说戏曲家，从其所选购的图书来看，显然对小说戏曲有所偏好。《温经楼年谱》稿本应当在此一时期入藏孔德学校，而抄本也有可能是馆员据稿本誊录的副本，今已不可考。不惟《温经楼年谱》，孔广林其他著作也曾入藏该馆。1934年，郑振铎先生编印《清人杂剧二集》时所参校的孔广林《温经楼游戏翰墨》即出自该馆，郑先生在《题记》中写道：“马隅卿先生将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孔幼髯稿本《温经楼游戏翰墨》……见假入集。”此二集共一函十二册，第十册为孔广林《璇玑锦》《女专诸》《松年长生引》三部杂剧，皆据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稿本影印。这很有可能是孔宪彝去世后流散市井的藏书。1952年，孔德学校图书馆藏书全部由首都图书馆接管保存，这批藏书后来成为首图藏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馆较有特色的藏书，其中不乏孤本、珍本。 综上可知，《温经楼年谱》稿本是孔广林自撰，自嘉庆十一年到十九年陆续完成，孔宪彝曾借读，后在民国时期辗转归北平孔德学校，而最终入藏首都图书馆；抄本可能是叶名澧录副之本，抑或孔德学校馆员据稿本抄录而成，但尚待进一步考证。 二、对谱主生平学行的系统载述 关于谱主孔广林的生平学行，不惟正史无传，各种清人传记亦鲜有提及，加之其著作“卷帙浩繁，屡刊不成”，因而流传不广，其学行遂暗然不彰。清代最早关注孔广林的学者是阮元，他在《小沧浪笔谈》中介绍广林著作说：“曲阜孔丛伯常博广林，扌为约编修之胞兄，专治郑康成氏一家之学，搜辑遗经，手自校录，为《郑学》四十二卷，凡《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诸注，及《诗谱》《三礼目录》《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禘祫志》《郑志》等书， 靡不一一采集群书，折衷订正，末作《续录》一卷，以发明作者之旨，与述者之意。”其中所言“《郑学》四十二卷”，当为七十二卷之误，且仅以郑学辑佚称名广林，亦不足窥广林治学之全貌。后来，孔宪彝因为编写《阙里孔氏诗抄》，对孔广林著作也曾有过详细考述： 孔广林，字丛伯，号幼髯，廪贡生，署太常寺博士。著有《周礼肊测》七卷、《仪礼肊测》十八卷、《吉凶服名用篇》九卷、《禘祫觿解篇》一卷、《明堂亿》一卷、《士冠笺》一卷、《通德郑氏遗书所见录》七十二卷、《延恩集》一卷、《幼髯韵语录存》一卷、《外集》一卷、《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幼髯从祖，为止堂公长子。博雅好古，专治郑学。 孔祥霖《曲阜清儒著述记》以及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对孔广林著述也有著录，但大体上沿袭了孔宪彝的说法。诸家所记，大多专就孔广林的著作而言，且多讹脱，而对广林的治学经历、应试、交游等事关涉甚少。 然而，孔广林不惟是乾嘉时期山东礼学的代表，更开清代郑玄著作辑佚之先河。晚清以来，孔广林的礼学思想和郑学辑佚成就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清末学者王懿荣曾言：“乾隆间，翰林院检讨孔广森通春秋公羊何氏学、大戴礼，太常寺博士孔广林治高密郑氏学。兄弟同时，卓然经师，文章之美，冠绝当世。”可知广林当日与其弟广森共研经学，兄弟齐名，并有美誉，其称名于世者皆在经学。谢国桢先生在介绍广林辑佚著作时说：“广林治学之勤，用心之笃，实辑郑学之先河也。”徐纪才认为孔广林是清代山东礼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礼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其父孔继汾和其弟孔广森”，“所著《周官肊测》和《仪礼肊测》两书，博引众家之说而不失独立思想，对其中讹脱之处，竭心订正，一丝不苟，为后世礼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凡此，都对孔广林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只是后来广森声名鹊起，广林几为其弟光芒所掩，学界不惟不明二人之长悌关系，更有甚者将二人误作一人。梁启超先生在介绍清代辑佚之学时对广林多有涉及，然皆误以广林为广森。如其介绍清代辑佚学的情况时说：“《尚书大传》……清儒先后搜辑，则有仁和孙氏（之騄）本，德州卢氏（见曾）本，曲阜孔氏（广森）本。孔本较善，然讹漏犹不免。”而此《尚书大传》实际上是孔广林所辑，收入所著《通德遗书所见录》。张之洞《书目答问》则将孔广林误作“广森弟”。博学如梁启超、张之洞尚有此误，可想而知广林其人其学在当日之境遇。 而《温经楼年谱》的发掘，使以往对孔广林生平学行的诸多疑问和误解皆得以澄清。 首先是生卒年。关于孔广林的生年，学界一直以来或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乾隆元年（1736）说、乾隆十年（1745）说、乾隆十一年（1746）说。而孔广林在《温经楼年谱》开篇即云：“高宗纯皇帝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戊辰朔辰时，予生于圣公府一贯堂之后院。”此乃广林自道，自然最可据信。因此，广林生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一辰时。关于广林卒年，《年谱》未载，但作为自撰年谱且记至嘉庆十九年、六十九岁戛然而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谱主卒于是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提到广林卒年的学者，曰卒于是年者，所据大多为此谱。而实际上，广林的确卒于嘉庆十九年，《孔氏大宗谱》有详细记载，可为佐证。 其次，广林读书、应试的具体情形，《年谱》记载尤详。孔广林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出生于衍圣公府，十岁时已遍览四书及《孝经》《诗经》《尚书》《周易》《左传》《礼记》；诸经之外，尤留意《文选》及诗古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仅十三岁的广林便撰成《春秋通志》120卷，书已成帙，自认为不足传，尽削其稿。后相继问学于张枢、陈以纲，张、陈皆通经术，负名乡里，陈以纲后来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广林少有异禀。随驾南巡的大学士傅恒称其“必非辕下驹”，学师族祖孔传瀛更目之为“东家文表”。家学师教，确立了孔广林之后的为学藩篱。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七岁的孔广林始应科举考试，便在县试中考取第一。乾隆二十九年岁试后，广林补四氏学弟子员。虽然在其后的岁试、科试中，广林皆名列前茅，但数应乡试皆不举。特别是在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乡试以及三十六年的乡试中，广林本来怀有极大的期许，然皆荐而不售。连番的打击，使广林科举之心渐衰，遂“尽弃帖括之业，究心三礼”，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经治学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中式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是落第士子屡试不第的苦闷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思索。《年谱》恰恰为我们展现了广林在十年的科举生涯中从满怀进取之心到对科举产生怀疑，最后尽弃帖括之业、一心向学的全过程，其心情的波荡起伏，心境的反复转变，在《年谱》中皆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再者，孔广林著作的历次勘订，《年谱》中也有详细记载。今以《通德遗书所见录》为例略窥一斑。与《孔丛伯说经五稿》相比，《通德遗书所见录》的结集与修订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据《年谱》所载，《通德遗书所见录》从开辑到定本，至少经历了三次结集过程。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十九岁的孔广林“取向所录《郑志》重校付梓”，是为广林著作有刻本之始。此本即流传至今的乾隆三十九年古俊楼所刻之《北海经学七录》，这也是广林对以往辑佚著作的第一次结集。是书之刊刻，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卢文弨在致广林族叔孔继涵的信中称：“令侄丛伯所梓《郑志》极佳，在诸本中，最有条理，且点画亦致不苟，几与相台岳氏所刻诸经相伯仲。”卢文弨为之手校，并遗诸同好，《北海经学七录》也因此不胫而走。先是吴骞从卢文弨处借得手校本抄校，后陈鳣又从吴氏手中借得卢本，校录于武原倪氏六十四砚斋，并记跋语于后，而其校录之底本则出自丁杰所赠，足见是书在当时已广为流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北海经学七录》编入《通德遗书所见录》，为第十七种，这是广林辑佚著作的第二次结集。《年谱》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予自己丑岁（1769）辑郑康成《六艺论》《易注》《书注》《书大传注》《书中候注》《毛诗谱》《三礼目录》《答周礼难》《鲁礼禘祫义》《丧服变除》《针膏肓》《发墨守》《释废疾》《论语注》《论语篇目弟子》《驳五经异义》《郑志》《孝经注》，凡十八种。至是粗有辜较，叙而录之为七十二卷，备增订焉。 由此可知，《通德遗书所见录》在乾隆四十二年就已经成书。 在《通德遗书所见录》成书之后，广林又续有修订。直至嘉庆十八年（1813），方应儿辈所请，将旧稿录成清本。据《年谱》载： 上年既成《说经五稿》，乃取旧辑《通德遗书所见录》七十二卷细为审校，漏者增之，赘者削之，部居未当者详核而更正之。今岁人日乙亥，始录清本。首录《易注》《书注》《中候注》《大传注》，凡三十二卷，三月九日丙子竣。次录《论语注》《篇目弟子》《驳异义》《郑志》《孝经注》，凡三十卷，五月三日己巳竣。次录《六艺论》《毛诗谱》《三礼目录》《答周礼难》《鲁礼禘祫义》《丧服变除》《箴膏肓》《发墨守》《释废疾》，凡九卷，六月丙申朔竣。最后录《叙录》一卷并《后记》，告竣则六月九日甲辰也。 这也是广林所辑《通德遗书所见录》的最终定本，光绪十六年所刻之《通德遗书所见录》便以此为底本。然而遗憾的是，《孔丛伯说经五稿》和《通德遗书所见录》在广林生前皆未及刊刻，仅以抄本的形式在同好之间流传。 最后，《年谱》对广林的交游也有重要记载。据是谱所记，当时学者，与之交往最深者，除了同族兄弟之外，当属梁同书之子梁履绳。梁履绳（1748-1793），字处素，浙江钱塘人，梁同书次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精于《左传》，著有《左通补释》32卷。乾隆初年，广林之父继汾与履绳之父同书同在京城为官，相交甚深，子嗣之间也就有了交谊。据广林所记：“忆总角时，我与君（指梁履绳——笔者注）俱随宦京师，往来嬉戏，即甚相得。己丑（1769），君来就婚，居旬余，固钦君笃实君子人也。乙未（1775），重来阙里，联榻经年，析疑问难，尤钦君真读书淹雅人也。君通《左氏》学，我习三礼，合志异趋。每以‘《仪礼》坑’嘲我，性所嗜不能强也。君所著已属稿，我尘务倥偬，未能就绪。去春君以脱稿后互相勘订为约……。”由此可见，孔、梁二人治经虽各有专门，但往复论学，志趣相投。此外，广林校订所辑郑玄佚文，亦多得梁氏帮助。例如，吴中本《尚书大传补遗》中录有佚文“丕天之大律，注云奉上之大法”，并注明出处云“见《翻译名义集》，九卷”。广林因郑玄在《书大誓》中曾注“丕”为“大”，与此训“奉”不同，久疑其误，然苦无佐证。“后得梁二处素示之《翻译名义集》，乃知彼集但称《书注》，未表郑名，确非郑注无疑矣。”）梁履绳为广林所辑佚文的校订提供了文献依据。梁氏卒后，广林痛丧同道，遂发出“将焚笔砚，不复理前业”的感叹。 《年谱》还记载了孔广林南下杭州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嘉庆元年（1796），为了给长子昭薪寻访名师，同时为第七女挑选佳婿，广林不辞劳苦，远赴杭州。在杭州，孔广林通过阮元结识了当地饱学之士丁杰、陈鳣、臧庸诸君子，并与之论学谈艺，讨论郑玄经学。据他自己回忆：“曾侄孙婿阮芸台名元时督学浙江，闻予在湖上，常于公余过访。予引嫌不敢轻造其署。时与丁小山（名杰）、臧镛堂（名在东）、陈仲渔（名鳣）诸君子往复辨证郑学，颇闻所未闻。”按，阮元继室孔璐华，乃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姊（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无子，以其胞弟宪增之子庆镕为嗣，璐华亦为宪增之女），而广林为孔子第七十代孙，故称阮元为曾姪孙婿。阮元还邀请广林与当地名宿共游，以诗相和。据阮元所记：“丙辰重九，邀同孔幼髯丈（广林）、陈古华前辈（廷庆）、徐惕庵农部（大榕）、何梦华上舍（元锡）、陈无轩广文（倬），登灵隐石笋峰，和古华九言诗韵。” 杭州之行，与时贤的论学交游，对广林之后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据《年谱》所记，广林得见杭州诸君子所辑汉义之后，自愧不能竞胜，表彰郑玄之志暂时搁置，转而游心词曲。 三、孔氏家学传承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温经楼年谱》不仅是研究谱主孔广林生平学行的第一手史料，其史料价值还体现在对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家学传承的勾勒、刻画，以及对当时家族矛盾、气象变化、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直观记载。 首先，《温经楼年谱》以孔广林为中心，勾勒出了一幅清代孔氏家族家学传承图。孔氏家族作为“文章道德圣人家”，素以“经传诗礼”为家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与典型的示范意义。清代曲阜孔氏家族治学，恪遵“经传诗礼”的祖训，以礼学研究为重点，父子相承，并时而兴。他们将礼学研究内化于心，著书立说，由家礼而及古礼；又通过“家仪”“曲剧”等通俗形式，外化于形，以礼淑世，润泽一方。 广林的礼学研究，即因承家学。从他的祖父衍圣公孔传铎开始，便表现出对礼学的好尚。孔传铎学识广博，精通三礼，著有《礼记摛藻》等书。广林的父亲继汾，曾任户部主事、军机处行走等职，且熟悉历代典制尤其是礼仪制度，著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等书，不时令广林抄录研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广林因帮助父亲校刊三礼，撰成《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两书。据《年谱》记载：“先大夫将校刊三礼，予请任校雠。……予覆校之下，撰《周官肊测》七篇、《仪礼肊测》十八篇。”以此为契机，广林又陆续完成了《禘祫觿解》《仪礼·士冠礼笺》等专著，这无不得益于乃父的影响。 广林之弟广森，同样以礼学研究见长，著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等书。然而学界多知广森“受经戴震、姚鼐之门”，对其家学渊源却少有提及。实际上，广森礼学，不仅受到父亲继汾影响，而且从长兄广林处获益良多。 兄弟二人当日相与切磋学问的情形，《年谱》中多有记载。例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十八岁”条载：“昼执丧，夜与三弟共读《周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十八岁”条：“自去年以来，日与三弟讨论经义。”虽然《年谱》中没有介绍二人讨论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兄弟二人为学之轨迹。如孔广林《吉凶服名用篇》之撰述，正是答广森礼服之问。广林在该书《续录》中谈到：“乾隆辛卯（1771），仲弟广森以所辑《礼服释名》问于予，予嘉其用意之勤，而惜其未能该洽。用是反复经传，?绎注疏，通修吉凶衣服，缀为八篇，取《周官·司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之文，题曰《吉凶服名用篇》。”《礼服释名》今存，收入孔广森《礼学卮言》之中。此外，广林在《说经五稿》中多列广森之言，并为之辨析，对广森多有启益。无怪桂文灿言：“检讨之学出于博士。”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广林对广森为学的影响。 如果我们以家族为单位对孔氏父子研礼作一整体考察，就会发现，由孔继汾到广林、广森，其礼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曲阜三礼学之复兴，发端于孔继汾撰述《孔氏家仪》。他在该书序中谈到：“汾撰次《家仪》，往往以古与今互为参考。其今之克循乎古者，则据古以证之；其古之未可通于今者，则引古以申之；其今之显悖于古者，则援古以折之；惟时俗之万万不可从者，乃削而不著。非敢依回于俗，故为骑墙之见也。……苟我子孙谨修而审行之，于区区复古之苦心，庶无负焉。”通观继汾是书，正在于以古律俗，去“阴阳、释老之说”，规正礼俗，追本礼义，使乡有所守。而其中“据古以证之”“引古以申之”“援古以折之”等论述，正体现了其试图通过复兴《家礼》而回归古礼的努力。 至广林、广森，一遵孔氏家族研礼的传统，又充分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由文字训诂而求诸礼义，特别是孔广林，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古礼学的复兴之中。广林自小就研习《孔氏家仪》，因承父命校勘《周礼》《仪礼》，遂有《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之作，其研礼重点也正在《周礼》《仪礼》上。可以说，清代中期“以礼代理”思想的勃兴，广林是重要的践行者与推动者。广林还对禘祫、明堂、吉凶服制等古代礼制颇有研究，分别著有《禘祫觿解篇》《明堂亿》《吉凶服名用篇》，多采用以经证经的方法。古礼去今已远，理解起来自然困难，往往反复考索而不得要领。而以经证经，同时回避以己意解经，既是一种折衷的方法，又是对古礼最大程度的还原。孔氏父子感兴趣的，又不只是特定的礼仪而已，更在于明礼义而资于实用。清初“复兴古礼的潜在动机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古代礼仪，把自己和满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我认同”，而时至乾隆朝则完全淡去了这层含义，已经由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转化成为一种学术运动。学者间虽仍以复兴古礼相倡导，但只是重建古礼以追述先圣之意，且在礼的内容及细节上争论不休，像孔氏家族这样以矫正礼俗与时风之弊而精研古礼者，已属难能可贵了。 从孔继汾到广林、广森，他们以回归朱子《家礼》为开端，进而走向家礼与古礼的统合，从整顿风俗到对礼学的经学化诠释，而以恢复儒家古礼与圣人之意为最高理想，展示出此一时期礼学研究的脉络与趋向。 其次，对《孔氏家仪》案的补阙。关于《孔氏家仪》案，《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清代文字狱档》等史料，皆不见载。而作为该案的亲身经历者，孔广林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孔氏家仪》案”系发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文字之祸。是年，孔继戍状告孔继汾《孔氏家仪》一书“语涉悖违”，刑部会审将孔继汾遣戍伊犁，《孔氏家仪》藏板及刷印各书悉行焚毁，广林及相关族众俱被隔离审讯。孔继涑不忍其兄继汾万里奔波，遂请交罚银一万五千两代赎，才使继汾免遭遣戍之苦。而先前孔继汾因“营造虚坟”一事已自认五万两罚银，交豫工充用。黄立振先生《〈孔氏家仪〉禁毁及作者罹难经过考》一文，曾对此案中孔继汾被治罪的经过以及《孔氏家仪》一书的禁毁情况作过详细考证，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文字狱案》一文则分析了此案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及其影响，曲阜孔府档案对此事也有零星记载，但关于孔继汾、孔广森父子二人南下筹款、“死于家难”的过程涉及较少，《年谱》所载，可为补充。 《孔氏家仪》案发生后，孔继汾虽变卖产业，竭力措办罚银，然所差尚多。因此孔继汾于乾隆五十年南赴杭州，向江浙诸亲友乞援。作为此案的亲历者，广林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父继汾不幸染疾、客死异乡及弟广森奔波筹款、“死于家难”的全过程： 去冬（指乾隆四十九年冬——笔者注）十一月，有挟嫌以先大夫所撰《孔氏家仪》语涉悖逆，诬控于藩者，藩白诸抚，抚军被人怂恿，不敢决。三月，奏闻。奉旨交刑部严讯，举家凛惧。后恭闻纯皇帝有“好好的问，不要难为他”口旨，仰荷天恩，感悚无地。当事者多劝供明谗构实情，先大夫尊祖敬宗，恐累宗子，坚执不肯。仰蒙睿鉴，书中实无悖违，仅以撰述沽名交部议发伊犁。十二叔父不忍先大夫万里奔波，请交银万五千代赎，得旨：报可。 甲辰冬至、是年五月，三次交豫项三万两，未解者止凑得七千，尚缺万三千两。先大夫忧之，传谕召三弟速赴杭面议。时三弟解银未返，得谕即自汴南行。先大夫令三弟呈恳豫抚奏请展限。七月，三弟归，传谕虽请展限，总上紧筹措为要。三弟以七月四日乙巳自杭起程，先大夫即于是日感受风邪，误服生脉饮，以致外邪内秘，遂成疟痢，痛于八月六日丙午戌刻，终于梁氏宅。 ………… 三弟自甲辰冬赴汴解银，归即从先大夫赴省。乙巳春，随侍刑部。秋，送先大夫南行，还即解银河南。本年夏，又往解银，自汴赴杭，南北奔驰，心力交瘁。自杭归，中途得病，已不可支。闻讣，病益甚。十一月八日戊寅，殉先大夫于地下矣。予恸其死于家难，立主祠之左厢，岁时从食焉。 孔继汾、孔广森死后，欠银更无力偿清，幸得时任河南巡抚毕沅奏请，余银得“加恩宽免”。此案对广林的人生与治学方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年谱》所记，“《孔氏家仪》案”发生前后的十几年，广林几乎没有任何经学著作问世，转而游心词曲，借以排解心中郁结。 《孔氏家仪》案也暴露出孔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为争夺既有的利益，不惜相互告发。明清两代，衍圣公拥有一定的任官权，与孔庙祭祀相关的太常博士（秩正七品）等职，皆由衍圣公定擢。《年谱》中即有广林“应宗子命署太常博士”的记载。孔继戍之所以状告继汾，就是因为此前太常博士悬缺，欲图得此缺，但“衍圣公不允，咨补继汾之子广册”，继戍因而怀恨在心，挟私报复。 再者，《年谱》中有系统的气象资料记载。黄秀文先生曾指出：“（《温经楼年谱》）每岁还记有兖州地区（曲阜时属兖州府）当年时令、节气及运历，有近60年天文、气候资料可采。”在学人年谱中系统记载气象资料，较为少见。《温经楼年谱》每年之下先记该年节气等事，六十余年未曾间断。例如乾隆十一年、作者一岁时，《年谱》载： 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五元甲子翼火直日。二十九日丙寅巳初三刻十四分大寒。本年正月十四日辛巳寅正二刻立春。予生大寒第三日，故为乙丑金命。是年闰三月。星太阳直年，正月角木直月，元旦氐土直日。时为丙辰，亦氐土直时。二月二十八日六元甲子氐土，闰三月二十八日七元甲子箕水，五月二十九日一元甲子虚太阳，八月朔二元甲子奎木，十月二日三元甲子毕太阴，十二月三日四元甲子鬼金。 又每十年进行一次总结，兹录嘉庆十年、作者六十岁所记于后： 年前十二月二十日乙亥酉初三刻十一分大寒。正月五日庚寅午正一刻五分立春。是年闰六月。二月十日一元甲子，四月十一日二元甲子，六月十二日三元甲子，七月十四日四元甲子，九月十五日五元甲子，十一月十五日六元甲子。已上十年，凡四闰月，六十一甲子，三千六百六十一日。通前五十年，凡二十三闰月，三百六十五甲子，二万一千九百四十一日。第一六元甲子前赢五十六日，第三百六十五六元甲子得四十五日。 此外，《温经楼年谱》对乾嘉时期的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历次东巡曲阜、王伦起义、嘉庆年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后士人的心态，以及地方自然灾害等事，皆有详细的描述，对曲阜当地婚丧嫁娶等风俗也有直接记载，可谓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