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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在自述《我的学术生涯》一文里曾说：“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戴逸先生是清史领域罕见的能够贯通清代各个时期的大家，对戴逸先生的治学领域和风格有所了解的读者都能发现，这句话既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精辟之论，也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 近来发现90多岁的戴逸先生竟然新出了一本小册子《清史三百年》，我感到非常诧异。一则诧异于戴老仍在写作，早在十年前，戴老曾撰文自况：“我……进入老年专嗜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集中精力，专务清史，专写清史”（《我和清史》），如今看来，此言确实不虚；二则诧异于这本清史仅有二百余页、八万余字，须知要做一部清代的通史，这个篇幅可能只够写提纲的，戴老到底会怎么写？写哪些内容？ 于是一口气读完，大为感慨，果然是“神乎其技”，全书没有一句冗余的话，把“叙述、考证、解释”的“历史撰写技艺”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简言以达旨，隐义以藏用 十几年前，我尚在学校读书，导师为新修清史的缘故在清史所兼职，所以我常常到所里去，也常常见到戴逸先生。只是那时候更多关心一些专业问题，未曾奢望戴逸先生能够为大众读者写下这样一部内容高度凝练，语言通俗易懂，又颇具微言大义的“大家小书”。 众所周知，“小书”未必易写。把经书里的一两句圣人之言阐发至万言古来常有，但要把一部清史用八万字说清楚，还要写得漂亮、深刻，难度非常大。清史史料浩如烟海，别的不说，仅作为基本史料的《清实录》就有四千多卷，三千五六百万字，考订、研究，殊为不易。此外还有一点，撰述本身也是一种技艺，学术造诣深，未必能写得通俗。所以，只有各个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才能写出这么一本书。 刘勰曾说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学问越精深，对文字与思想的把握越熟稔，写出来的文章却往往越好读。戴逸先生这本小书正是体现了“简”与“隐”这两条原则的典范作品。 首先是简。清史三百年，从满族崛起于东北一隅，到顺治朝入关南下，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恢复经济与文治，到雍正朝整顿内政，再到乾隆朝军事、经济、文化上迎来高峰期并逐渐显出颓势，再到嘉庆、道光的转折下坠，终至咸、同、光、宣年间越来越深地卷入近代化历程的浪潮中，清朝终于苦撑不住而迎来共和革命。这三百年间，各种影响重大深远的事件不可谓不多，各种全局性需要剖析的矛盾问题不可谓不深，各种朝廷与地方事务中的细节问题不可谓不杂。作者却将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分明，化繁为简。 其次是隐。繁与简对于写作者来说虽然也是一门技艺，但读者是比较容易辨认的；而显与隐则是更高超的写作技术，这是因为，一方面作者要有水准把握什么地方需要显明以说理、什么地方需要隐藏以示拙，若是要藏，又该藏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也对读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所谓“内行看门道”，即读者究竟能否辨认出作者在哪些地方“隐义以藏用”。 因此，阅读《清史三百年》，重要的不仅仅是其中的史实，更需要读者从作者的写法里学到更多，从看似不经意处获得言外之意。说到底，怎么读历史书本身就是个老问题。 清朝是系统内的小高峰 一篇《清史三百年》，大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有清三百年，是一个系统内的小高峰、一场结构性的大失败。”高峰是就中国的系统内部、理解和掌握世界的知识体系或思维架构而言的，失败则是从超越当时人的历史整体角度而言的。 何为系统的小高峰？根据作者的梳理，清代明显达到了以官僚体系施行统治的帝制中国从未达到的一个高峰。姑举几例。 首先是满族政权的崛起与明朝的对比。其内部的紧密团结、内部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设计的组织制度、向成熟文明文化的学习，这些都是明朝政权不具备的。换言之，明代整个社会已经处在一种文明过度成熟而向下滑落的阶段，这就像罗马帝国末期一样，积攒已久的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而从内部爆发，外部处在上升时期的力量乘虚而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经以一种通俗的形式揭示了在这样一个文明高度成熟同时也高度腐化的社会，只能就问题而解决一些问题；而最根本的大问题由于长期侵蚀入骨，只能视而不见，任何个人或政治势力都无法解决。清政权在统治初期正处在上升阶段，这种问题短期内还不会暴露出来。 其次是前所未有地长期维持了一个内亚帝国，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基础。在清朝以前，最兴盛时期的汉、唐都没有做到真正将多个民族糅合进一个统一的帝国中，只是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实行羁縻政策，建立起松散的政治联系，而唐代与西藏（当时的吐蕃）之间也好，与西部的突厥、回鹘也好，甚至还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元代虽然将广大疆域纳入版图，但没有建立长期隶属于中央政权的精细制度，因而又迅速失去了。在清代，长城已经失去实用功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军事活动不是为了倚靠长城保护关内，因为清廷实际上立足点与历代政权不同，不仅在关内，而是如作者所说，还包括东北与蒙古的广大地区。这项工作由康熙开始，完成于乾隆。在这些内容的叙述和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戴老对诸如“新清史”的回应。 第三是经济繁荣和整顿内政。康熙年间整治河道、劝农垦荒，雍正年间摊丁入亩、设养廉银、严惩贪污等等，恢复了经济，充实了国库，整顿了吏治，可以说是在中央集权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单就这三点而言，清朝确实走到了一个高峰，当时人在局中来看，是毫无疑问的“盛世”。可局内人是无法跳出他所在的系统、结构观看自身的，自然也就看不到大失败。 清朝也是结构性的大失败 《清史三百年》值得读者深思的地方在于同时存在两套叙事。假如跳出系统来看，其实三百年清史并没有解决中国更早时候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清朝最后其实亡于与前代相同，且更甚于前代的结构性崩溃。这才是问题的最根本、最要紧处。 这就涉及到清史研究里的近代史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也更加难以把握。总体上来说，戴老并没有造作惊人之语，而是持续关注几个老问题——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 戴老对上述几个问题态度非常鲜明：“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成熟到可以很快进入近代社会，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制各个领域缺乏协调，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缺乏相互的推动促进，而是相互的牵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寸步难移了，动不了了。这种制度性的障碍，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因为清朝的许多制度是从明朝继承来的，有些问题是明朝就存在的，甚至唐宋时就存在的，一个个丢不掉的沉重的包袱，日积月累，难以解脱。” 结构性的失败，也就只能依靠结构性的变革来挽救，全书结束于辛亥革命，实现了从明末到清末的贯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贯通的同时，戴老还饶有深意地花了三十多页（占到全书15%的篇幅），详细写了两个案例，一个是“袁世凯告密真相”，一个是“光绪之死”，通过细密的考订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结论，特别是后一个已是定论。戴老拿这么大的篇幅来解释两个小切口问题，目的应该就是亲手演示“考证”和“解释”，这对普通读者不仅增加了阅读的乐趣，还能学到一些“方法论”。 由此，当读者读完此书，既能清晰地看到清代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又深知必须有跳出系统的更宽阔眼界，才能看到隐藏在这些高峰中的结构性问题，还能够就一两个细节案例进行深思，还能有比这更快慰的事情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