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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唯有书香留岁痕》是继三卷侯仁之文集（即《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和《我从燕京大学来》）之后的第四卷，仍由侯先生女儿侯馥兴精心编辑。从内容上看，前三卷大致按照专题编排，此第四卷则将前三卷中遗漏的、不易归类的以及散见于报刊上的长短文汇总，每一门类按岁月排序，故称“留岁痕”。这前后四卷合起来，堪称“侯仁之全集”。 本卷所含虽然是散篇，却仍有些意义十分重要的文章，尤其是若想了解侯仁之先生治学背后的人生轨迹，这些文章是要必读的。 本卷的首篇是剧本《基甸救国》。基甸救国，是基督教文化中著名的英雄励志故事，在基督教文化家庭，母亲一般都会给孩子讲这个故事。侯仁之正是出生并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那么，侯仁之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是为了悼念母亲！母亲去世较早，少年侯仁之极度悲伤，于是奋笔将母亲告知的故事编为剧本，期待着一种有声的呼喊。“故事来源于《旧约圣经》，抒发的却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全剧最后台词是这样的，基甸带领众人高呼：“被俘虏的终于得释放了！被压迫的终于得自由了！”“释放”即解放，解放与自由正是侯仁之少年时代社会上的进步思想主题。这种怀念与励志合一的悼念母亲的特殊方式，表达出侯仁之践行母亲教诲的决心。母亲对于少年侯仁之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都看到，他晚年病床之侧，端放着母亲的大幅照片。 经过青年时期的经历与思考，侯仁之从基督教文化中脱颖而出，进入了更广阔的思想领域，而其中服务社会的志向日渐成熟，且转化为具体的力行实践。侯仁之从事的事业是学术，学术对于人生意味着什么？在《给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班学生的临别赠言》（1944年）中，侯仁之将自己的信念传达给了他当时所从教的大学毕业的同学。他说，一个青年学者“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这些中肯赠言，即使对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仍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毫无疑问，侯仁之所言，也是“己之所欲”。 正是这种克服一切困难坚守事业的精神，支撑侯仁之在日本宪兵监狱中仍然心系学术，这就是“狱中腹稿”，即收入本卷的《北京的地理背景》。这是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核心思路的首篇手稿，构思于狱中，誊写于出狱之后。所谓“狱中”，指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侯仁之及其他几位燕京大学师生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狱中环境是恶劣的，但侯仁之在与日本宪兵冒死周旋之余，仍坚守学术，凭多年的心得，整理出一份思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是侯仁之逐步开拓出来的全新领域，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创新与范式建立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份“狱中腹稿”中，侯仁之明确指出了传统地理叙事对于北京地理特点的描述“未免太简单了”，侯仁之要的，是现代地理学的解释。这正是从传统舆地学到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化的关键点之一。关于北京的研究，他指出，要“把北京局部的地理地位，放在全部相关的地理地位的关系上来加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北京地理地位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就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上所谓‘地理区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侯仁之在城市研究中，提出了“地理区域”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一个重要的预设内涵，即城市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属于一个完整的区域体系。这正是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学范式的基本点之一。在“狱中腹稿”中，已经展开讨论了几项重要的现代地理学议题：自然地理的分析、人文地理的分析、历史的印证、城址与水道的关系、近郊水道的开发。尽管这篇文稿未能及时完善发表，而仅存手稿，但它在现代历史地理学术史中的地位不应被忽略。 抗战形势严重干扰了侯仁之的学术计划。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秋之际，侯仁之按照老师洪业教授多年前的建议，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侯仁之到利物浦不久，读到1945年达比教授从剑桥大学转到利物浦大学就任时的演讲稿，“觉耳目清新，非同凡响矣”，于是立即将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在《益世报》（1947年3月18日）上，这就是收入本卷的《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这篇演讲中，达比评论了利物浦大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即在于区域地理与一种强健的从历史入手进行研究的结合”。作为历史地理学者，达比专门强调了对地理问题做历史考察的重要性。他说：“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地理景观，乃是旧日遗产累积的表现。假如地理学家的目的在于描述一个区域的特征，那么除非他相当明了这些特征的由来，否则他就没有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对于自然或经济的事实，加以经验中的叙述是不够的。”达比简明清晰的总结，正契合了侯仁之多年学术追求实践的体会，在这一点上，侯仁之与没有多少研究经验的年轻留学生不同，他能够迅速抓住达比演讲的最亮点，引入自己的思想，并有深切的领悟。 学界公认的是，侯仁之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其代表性论述是《“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1950年）与《历史地理学刍议》（1962年）。但全面看起来，侯仁之发表在《益世报》上的那篇译文，是他第一次以最正规的学术语言，触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首次自觉、直接地传达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前沿思想。只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内，政治形势激变，学界纷攘，人们尚无暇认真顾及这类理论问题。 侯仁之对于思想理论问题是敏感的、重视的，但他绝不是理论的空谈者。他扎实的地理学实践是人人皆知的，而这种实践精神同样开拓出学术的新天地。这一点以他的中国西北沙区历史地理研究为代表。本卷刊载的《积极参加改造沙漠的伟大事业》（在1958年10月底国务院于呼和浩特组织召开的“西北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说是侯仁之开展沙区（漠）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篇宣言。沙区历史地理研究，兼具国家环境治理的社会服务与学术前沿开拓的双重意义。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多次深入西北沙漠及干旱地区，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揭示出多个地区沙漠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演化规律，为治沙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值得提及的是，在沙漠地区历史地理考察研究中，侯仁之有意邀请考古学家同行，开辟出一条田野考察的新方法。许多人在文物考古类杂志上读到侯仁之与考古学家俞伟超联合署名的历史地理研究论文，顿觉十分新颖。这种跨学科、关注环境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广阔前景已经得到了随后学术发展的充分证明。 在“文革”后，侯仁之不顾年老体力的衰减，仍然赴西北考察。在本卷所收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文中，侯仁之表达了自己的心情：“1978年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又先后两次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北沙漠考察队的活动，再赴沙区，直到1990年9月，就要80岁了，我还有幸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北防护林’观察团，写出了最后一篇关于沙漠地区的论文。” 80岁，已是耄耋之年，此时的侯仁之先生常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一句，表达自己虽然“人到晚年，不敢稍自懈怠”的心情。“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原意出自臧克家的《老黄牛》诗，比喻人虽老，其志不衰的精神。本卷中的一篇《老牛自知黄昏晚》，是侯仁之先生米寿之年（1999年）手术出院有感所写，表达的是重返工作的兴奋。这里，读者可以对应文集首篇的《基甸救国》，两篇跨越70年，但所呈现的一种人文品质则遥相呼应，这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侯仁之先生内心的一种人生动力，其历经数十载，百般曲折，却一以贯之。 以上所述，只是文集中的数篇而已。读这一卷中的文章，会更加走近侯仁之，走近他的人生岁月。侯仁之常常写一些饱含情感的散文，它们或许不算理性的学术正论，但文字之间心境直现，突显了岁月的痕迹，有些更是他学术生涯的节点。如果把侯仁之文集的前后四卷合观，人生、岁月、事业、社会，乃是一个融合起来的整体，相互印证，彼此解说，便又增重了这套书籍的价值。 （作者：唐晓峰，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