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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阳之运”与边疆和民族关系 “阴阳之运”,是在西汉天人感应的特定语境中,针对阴阳灾异之说的不同认识和诠释而提出的。西汉昭帝“盐铁论”中有对于水旱灾害的论辩,双方辩辞如下: 大夫曰:“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 贤良曰:“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为善于下,福应于天。……天下太平,国无夭伤,岁无荒年。……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阴阳之运也’,非所闻也。”41 论辩双方均笃信阴阳五行观,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目的。争论的焦点在“阴阳之运”,分歧集中在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阴阳灾异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贤良文学坚持的是秦汉以来颇为流行,并由董仲舒构建其诠释体系的天人感应之说:为政者推行德政,“为善于下”,天之应则“阴阳调”,“风雨时”,“岁无荒年”,“天下太平”。而主持朝政的“大夫”则对天人感应基础上衍生的阴阳灾异之说提出异议。不过,“大夫”质疑的方法和根据仍是阴阳五行观。“贤良”认为,“大夫”提出“阴阳之运”,是对“政有德”与“阴阳调”,“风雨时”天人感应关系的“不省其所以然”。此说的提出,“非所闻也”。可见,“大夫”对“阴阳之运”的提法,应是在论辩时对灾异认识、诠释的一种创新性的概括和提炼。“大夫”主张,水旱灾害乃“天之所为”;饥荒“非人力故”,不可归咎于主政的“有司之罪”,是截然有别于阴阳灾异之说的对于阴阳灾害的全新诠释,也是对封建帝王和官吏政事有误所带来“天谴”“天威”灾异后果的开脱。“大夫”这一主张的依据则是“太岁之数”和“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的“天道”之说。王利器归纳为“饥穰循环说”。42这一说法,春秋以来即已流行,《史记·货殖列传》计然曰:“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43两相比较,司马迁《史记》所记春秋时计然是以五行言饥穰循环,而昭帝时“盐铁论”中“大夫”的辩辞则是以阴阳论饥穰,均以十二岁为一周期,以太岁为应。显然,昭帝时“大夫”的“阴阳之运”,源自春秋以来流行的饥穰循环之说,是对这一说法的归纳和提炼。可见,昭帝时“盐铁论”双方各持一说,为己所用的现象,反映了阴阳灾异之说和“阴阳之运”在汉代国家治理中影响的广泛。 阴阳灾异与“阴阳之运”两说并存的状况,在两汉时期长时期得以沿袭,西汉中后期诸帝亦各持一说,为己所用。元帝时,“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连续两年地震。“上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黎庶康宁……今朕……灾异并臻,连年不息。……天惟降灾,震惊朕躬。治有大亏,咎至于此。’”44这是阴阳灾异说的通常表达方式:因为朝政“治有大亏”,故灾异频仍,“咎至于此”,显应“天谴”“天威”,故元帝“震惊朕躬”,反躬自省,并显示对贤圣之治下“阴阳和,风雨时”,“黎庶康宁”的向往和追崇。“阴阳之运”则为西汉末年的王莽所采用,这时期政治败坏,社会动荡,边疆民族冲突激化。对这样的局面,王莽引“阴阳之运”自辩,“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阸,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颜师古《注》将“阳九之阸,百六之会”称为“灾岁之期”;45引“孟康曰:‘……一元之中,有五阳四阴,阳旱阴水,九七五三,皆阳数也,故曰阳九之阸。’如淳曰:‘九六者,阳奇阴偶。……正以九七五三为灾者,从天奇数也。……’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46这时期流行的阴阳天文观,以九七五三奇数为“灾岁数”,其中的“阳九之阸”,颜师古称为“灾岁之期”,必将形成“枯旱霜蝗”等灾害。灾岁带来的社会乱象则是“百姓流离”、社会动荡、“蛮夷猾夏”。可见,王莽自辩的“阳九之阸”与昭帝时“大夫”于“盐铁论”提出的“阴阳之运”,具有共同的认识诠释逻辑,即饥穰循环和“阳九之阸”类型的灾害,是“非人力之故”的“天道”,也就没有了天人感应的“天谴”“天威”的特定意涵。不过,“大夫”仅限灾岁饥穰,而王莽则借用此说扩大到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更以“蛮夷猾夏”将西汉末年的边疆动荡、民族冲突与“阴阳之运”串联了起来。 西汉中后期的西汉边疆民族状况,“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匈奴“世称藩”,“边城晏闲”,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得以极大的缓解。至“王莽篡位,始开边隙”,47“毒流诸夏,乱延蛮貉”。48一改孝宣以来北方边疆的相对安宁,再度陷入动荡。所以,王莽以“阳九之阸”的自辩,“蛮夷猾夏”成为最主要的内容。 “阴阳之运”和阴阳灾异之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在西汉中后期的社会政治中呈现出截然有别的两种现象:一是秉持灾岁循环之说,强调“阳九之阸”“灾岁之期”的特殊性,从而为自己执政时期出现自然灾异、社会动荡、民族冲突乱象辩解和开脱,昭帝时主政的官吏“大夫”和西汉末年的王莽为其代表;二是笃信天人感应的阴阳灾异之说,以“盐铁论”的贤良文学之士和西汉后期的元帝为其代表。贤良文学之士据天人感应之说针对饥穰循环的“阴阳之运”提出异议,元帝则以灾异与社会现实相感应,反躬自省。 以“阴阳之运”说的方法去认识、诠释天文现象见于班固之妹班昭和马续撰《天文志》,这是《天文志》与班固《五行志》最大的区别。兹将与民族关系相关,且颇具代表性的两例引述于下: 太白,兵象也。……辰星,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与太白具出东方……夷狄败,中国胜;与太白俱出西方……中国败,夷狄胜。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49 以上两例,前一例以太白、辰二星运行方位关联“夷夏”战争的胜败;后一例则以五星所在的方位影响“夷夏”冲突的利弊。据秦汉阴阳天文观,五星的阴阳划分,“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阴则月、太白、辰星”,49分属阴阳的五星有既定的运行轨迹,分别有自己的属性“象”,如前一例所举的太白为“兵象”,辰星为“战斗之象”,均与战争相关联。所以,太白、辰星二星运行至东方,这时期的民族冲突,位处东部的中国胜,西部的“夷狄”则败。如二星运行至西方,这时征战的结局则相反。宣帝时,赵充国用兵西羌,即以星宿运行轨迹用于军事战役,“以书敕让充国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勿复有疑。’”50五星中荧惑的属性特殊,“罚见荧惑”,常伴灾殃,治国的君王,犹须关注此星:“荧惑,天子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49除五星整体的集合影响之外,太白、辰、荧惑诸星的运行和所在方位,均对君王的国家治理和民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从《天文志》所反映的秦汉时流行的星宿运行观可以看到,该观念与饥穰循环说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周秦两汉流行的“天行有常”51思想。这种思想也见于《汉书》对经济食货的记录,“贾谊说上曰:‘……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之被矣。’”对“行”的注释,李奇曰:“……行,道也。”颜师古曰:“谓禹遭水,而汤遭旱也。”52“行”以“道”解,饥穰为“天之行”,昭帝“盐铁论”官吏大夫称之为“天道”,即荀子的“天行有常”。而大禹、商汤均为圣王,同遭水旱之灾,为非人为之“天道”。可见,班固《汉书》也是阴阳灾异之说和“阴阳之运”说并存。所以,两汉“阴阳之运”说应以饥穰循环和星宿运行观为其核心内容。 毫无疑义,《汉书》中《五行志》和《天文志》的主要思想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阴阳灾异说。但是,《天文志》所记叙的星宿运行观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阴阳灾异说截然有别:其一,阴阳灾异说从灾和异两种方式表达“天谴”“天威”的意涵,展示针对相应社会、人事行为的警示和告诫。星宿运行观显示,天体星宿运行有既定的运行轨迹,在不同的方位对国家、民族则有不同的影响。它没有“天谴”“天威”之意涵,也不以星“孛”、地震、旱、蝗等灾异方式表达;其二,阴阳灾异以天人感应为核心思想,在其认识方法、诠释体系等方面均有着鲜明的现实政治目的,坚持尚德贱刑、扬善抑恶,追求阴阳和、风雨时、天下安的“圣王之治”。而“阴阳之运”的星宿运行观和饥穰循环说均无这样的社会使命及政治目的,《天文志》关于星宿运行轨迹方位对国家治理、民族关系影响的揭示,是以天文术数的方式预测吉凶祸福,告诫“明君睹之而寤”,“则祸除而福至”。53 在班固的《汉书》中,《五行志》以阴阳灾异说为主,《天文志》则出现了两说并存的现象。后者在范晔《后汉书》中得到全面的承袭。二者的关系,《后汉书》两志有明确的说明:《后汉书·五行志》开首语云:“《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应劭、董巴、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汉书·五行志》)云”。54《后汉书·天文志》云:“今绍《汉书》作《天文志》,起王莽……迄孝献帝……二百一十五载。”55这里,《后汉书》的《五行志》《天文志》是班固《汉书》的沿续,已经表述得非常明晰。其中,阴阳五行与华夷观念的契合,将东汉民族冲突、战争的实例与各类灾异和星宿运行具体事象联系,其中互为感应的方式仍得以全面、完整地表达和沿袭。 综言之,两汉阴阳五行与华夷观念的结合,《史记·天官书》肇其始,《汉书》的《五行志》和《天文志》集大成,《后汉书》两志承其续。这是正史“前三史”特有之现状。此后历代正史的《五行志》和《天文志》均以《汉书》为其渊源,但在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边疆民族重大事件、重要战争和冲突的记叙中,渐不与《五行志》和《天文志》所序列的各类灾异和星宿运行加以联系,“天谴”“天畏”的灾异警示和星宿运行的吉凶成败预测及规避,重在王朝政治和社会乱象,多不涉边疆民族。两汉以后,阴阳五行和华夷观念的这一重大转变,衬映了两汉华夷观念和“前三史”的独特之处。 注释 1.《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载:“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2.(汉)刘安:《淮南子》卷第21《要略》。 3.《尚书·禹贡》,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缩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53页。 4.《尔雅·释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缩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册,第2616页。 5.《汉书》卷22《礼乐志》。 6.《汉书》卷94下《匈奴传》,班固“赞曰”。 7.《汉书》卷27上《五行志》。 8.《汉书》卷56《董仲舒传》。 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5《十指第十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0、81页。 10.《史记》卷27《天官书》。 11.唐人张守节说:“天街二星……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史记》卷27《天官书》)。 12.《汉书》卷26《天文志》载:“是岁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至平城,为冒顿单于所围,七日乃解。” 13.(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5《相刺第二十》,中华书局1992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256页。 14.(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7《执务第三十九》,第455、456页。 15.(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3《轻重第十四》,第180页。 16.(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1《通有第三》,第42页。 17.《汉书》卷27上《五行志》。 18.《晋书》卷27上《五行志》。 19.《旧唐书》卷37《五行志》。 20.《宋史》卷61《五行志一上》。 21.《旧唐书》卷37《五行志》。 22.《汉书》卷74《魏相丙吉传》。 23.《汉书》卷9《元帝纪》。 24.《汉书》卷74《魏相丙吉传》。 25.《后汉书》卷5《安帝纪》。 26.《后汉书》卷25《卓鲁魏刘传》。 27.《新唐书》卷34《五行志》称:“自三代之后,数术之士兴,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 28.《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第三十》,第144页。 29.《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30.《史记》卷27《天官书》。 31.《汉书》卷60《杜周传》。 32.《春秋繁露》卷12《基义第五十三》,第199、200页。 33.《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4.《汉书》卷64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35.《汉书》卷26《天文志》。 36.《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 37.《汉书》卷26《天文志》。 38.《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 39.《汉书》卷26《天文志》。 40.《汉书》卷94下《匈奴列传》,班固“赞曰”。 41.(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6《水旱第三十六》,第428、429页。 42.(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第6《水旱第三十六》,第431页。 4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 44.《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45.《汉书》卷24上《食货志》。 46.《汉书》卷21上《律历志》。 47.《汉书》卷94下《匈奴传》 48.《汉书》卷99下《王莽传》。 49. 《汉书》卷26《天文志》。 50.《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 51.《荀子》卷11《天论第十七》。 52.《汉书》卷24上《食货志》。 53.《汉书》卷26《天文志》。 54.《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 55.《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