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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类称谓是族类、族体、民族的外在符号，是民族交往的产物，也是民族关系的直接体现。称谓的类型、制作及不同时期的演变，构成民族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本文尝试对自称、他称和官方称谓进行区分，以官方称谓引入国家在称谓制作中的影响，进而考察不同情境中我国族类称谓的相互转化和发展演变。 一、族类称谓的类型 在族类称谓的研究中，常见的分类是依据“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分为自称与他称。国家或者主导政治机构所给予的官方称谓作为外部赋予的称谓，往往也被作为他称。自称是一个族体对于我群的称呼，主要反映一个族体关于自身社会文化的认同。他称是周边或者外部族体对于一个族体的称呼，描述了该人群特殊的生活习惯、经济生活、居住环境，也反映了当地族体交往的历史。官方称谓或源于自称，或源于他称，但都需要经过国家的认定以取得权威性地位。它往往是国家与族体互动博弈的产物，体现了族体在官方族类体系中的地位，是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践的历史产物。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标识出三种不同的族类知识系统，而这三套族类知识系统的区别不是绝对化的，它们往往并存于民族交往互动过程中，三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界定、描述和指导族体在不同交往层次中的互动。因此称谓的发展、转化和关系，可以透视出不同族类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 对族类称谓类型和他们所表征的族类知识系统的整理，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称谓的考察，需要认识到自称、他称与官方称谓背后有三个不同的主体，分别对应我族、他族与国家。三个主体进而衍生出三种关系，分别是我族内部的关系、我族与他族的关系、我族与国家的关系。所以称谓及其所反映的族类知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我看我”、“他人看我”与“国家看我”的产物。在看与被看相互观察认识的过程中理解称谓，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三个主体怎样制作称谓；二是它是被体验到还是抽象出来，即观察的距离问题。本文拟从制作者和观察距离两方面着手，尝试讨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族类称谓及其演变。 二、封建王朝时期的族类命名 在自称向他称转变的过程中，共名与别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是古代中国非汉族类命名的第一步。或采用自称的音译，或沿用古代的方位称谓，或根据生计方式等生造一些汉字来制作非汉族类的他称。在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民族交往过程中，自称和他称不断发生变化，记录在汉字书写系统中的称谓也多种多样。历史上非汉族类命名的第二步，就是他称向官方称谓的转变。非汉族类称谓政治性的获得与其所代表的人群加入历史中国的进程和程度联系在一起。官方称谓表征了他们与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关系，也体现出他们在传统封建王朝治理体系中的位置。 从族类知识制作者的角度出发，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想，在分族编类过程中的主要原则就是“华夷之辨”。但是“华”与“夷”的区分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往往通过血缘追溯或道德教化把自身作为“华”的一份子，然后把更边缘的其他族类作为“夷”。事实上，追求“华夷之辨”的传统族类观正是在南北朝、辽、金、元、清等族类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不断继承和发展，最终达到“华夷一统”的高度。古代中国的族类观念随着民族交往和政治整合的发展而变化，但以文化区分族类是封建王朝族类观的主要内容。 从观察距离的角度，封建王朝治理体系中的族类区分又有“生”与“熟”的差别，主要区别的是非汉族类内部的不同群体。判断“生”与“熟”的一个标准是非汉人群接受汉文化风俗及其与汉人交往的程度，另一个标准是边疆人群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程度。可见“生”与“熟”的区分主要服务于政权的地方开发政策，体现了边疆地带人群与国家的距离。 这些区分族类的做法，依据的核心原则正是文化上的标准，但也不是简单的“文化化”。文化，特别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在汉以后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部分。传统“华夷观”以汉人或中原的社会与文化为标准建构的分类体系，其理论是汉人/中原中心主义的。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称谓整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少数民族新的官方称谓为流行于当地的自称。自称上升为官方称谓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整套的民族体系，是一系列政治实践的产物，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民族识别。民族识别的成果之一就是废除了旧的官方称谓和他称中带有歧视性的少数民族称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首先在称谓层面落实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民族平等原则。称谓的确定是民族识别的第一步，也就是“将当地民众自我认可的多种自称或他称，归入统一官方称谓中，合并同类的各族体为某民族”。 从官方称谓制定的角度来看，国家推动的各项政治和学术活动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塑造出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必须建立起系统的民族结构以落实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政策主张。要建立具有崭新的国家特征的官方称谓体系，首先要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有所掌握，就是国家需要近距离地观察、了解各族人民对于本族官方称谓的要求。民族识别过程中“名从主人”原则的坚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名从主人”的原则包含了本族人民的意愿与国家的认定两个方面，前者提供称谓素材，后者赋予其权威性。其前提是国家经过识别划定边界，认定某个族体为一个民族。民族识别中的称谓主要通过国家同民族代表之间的直接对话而确定。在确定民族称谓的意义上，民族识别事实上是对当时存在的各类族类称谓进行甄别筛选，选择一些兼顾历史和现实又符合民族人民意愿的称谓由政府认定为各民族的官方称谓。在“名从主人”原则下，首先是让被识别为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人们协商各个群体的多种自称和他称，取得以某个名称作为整个民族称谓的共识。官方称谓的确定是一个“名称标准化”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原本各种名称交织、地域差异明显、歧义众多的“称谓丛”最终转变为单一可辨识的、可通约的“族称”。 四、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称谓演变及其运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族人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得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塑造出新的社会文化面貌。这些因素导致民族称谓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官方称谓逐渐走出政治生活领域，在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很多场合取代了原来的自称和他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商品化带来官方称谓的主导地位。官方称谓因为连接着制度、法律和政策体系，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文化的商品化同样强化了官方称谓的地位。同时，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同时也打破了原来自称与他称所依赖的地方性社会与文化环境。只有官方称谓具备这个流动的时代所要求的唯一性、互斥性和简明性特征。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化，为称谓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条件，在日益密切的民族交往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称谓。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市场交往会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也可能会刺激或强化边界意识，固化负面的刻板印象。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会发展出新的称谓或者赋予旧称谓以新的意义，来重新凝聚认同、组织新的群体。这些新称谓虽然不可能动摇官方称谓的权威地位，但它有可能放大民族交往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甚至可能影响到现实的民族关系，因此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民族的官方称谓与新称谓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特征，实质上是各民族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利益竞争。 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市场竞争均有可能影响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这个时期官方称谓运用的扩展和新称谓的出现是民族交往深化的结果。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官方称谓在部分情境中取代自称和他称的过程是政府和民众双向协商的结果。从观察距离的角度来看，这是凝视，是不同于封建王朝时期远距离观察和民族识别过程中短时间的近距离考察，当前的族类称谓是在国家和民族空前密切的互动中发展的，是在各民族人民相互之间你来我往密切联系的条件下产生的。 结语 综上所述，从我国封建王朝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后三个历史时期的称谓及演变情况来看，称谓运用与演变背后是民族政治与民族交往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国家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代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弊端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平等团结格局，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因此需要国家不断重申中华民族大家庭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构成，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等新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