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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书信年代,学界持有不同观点：亨宁(W.B.Henning)认为是在312-313年之间(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1948,pp.601-615．)；哈尔玛塔(J.Harmatta)认为是196年(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75-91．)；陈国灿认为是313年(《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1985年第7辑,第10-18页)；王冀青认为是东晋初年(《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66-72页)；林梅村认为是202年(《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87-99页)；李志敏认为是937年(后晋天福二年)(《有关地名研究与斯坦因所获粟特信札断代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第137-152页),聊备一说。 2.参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5-72页、第190页；《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1页、第116页；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86页、第190页；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94-98页；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第40-48页、第148-149页等。 3.关于吐蕃化,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乌瑞(G.Uray)率先提出了河陇吐蕃文化遗存问题(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àla Domination Tibétaine,Journal Asiatique.Vol.269,NO.1/2.1981,pp.81-90．)；国内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诸如汤开建、黄盛璋、张云、周伟洲、郑炳林、杨铭、陈于柱、王东、陆离等；日本学者主要从敦煌古藏文文书研究入手,将该问题研究进一步推进,诸如武內紹人、石川巖、赤木崇敏等。 4.参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 5.参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86页、第190页；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5-72页、第190页。 6.如对神山、圣湖的崇拜。相关研究可参谢继胜：《藏族的山神神话及其特征》,《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第83-97页；李晓丽：《浅谈藏族的山神崇拜及其文化内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69-72页；魏强：《论藏族水神崇拜习俗的几个特点》,《西藏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第76-81页。 7.汉译文参金雅声、束锡红、才让：《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405页,藏文参第405-408页。 8.关于“大公”为藏文zla gong的音译,王尧先生认为“似乎是一种泛称的敬词”(参《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页),但笔者认为“大公”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并且和达扎路恭关系密切,因为在封赐达扎路恭的同时,赞普对“大公”子孙后代封赐也非常丰厚,如盟誓中“论达扎路恭与‘大公’之子孙最近支派之一脉,授以‘雍仲’大银字告身”,达扎路恭和“大公”的子孙后代授予告身的等级是一致的,因此笔者冒昧揣测“大公”可能指其父辈或者整个家族中与达扎路恭一脉相承的先祖某个人物。 9.关于“囊物”一词解读,参巴桑旺堆：《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第39-40页。 参考文献 [1]陆庆夫.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J].敦煌学辑刊,1994(2):80-89.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0. [5]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J].敦煌学辑刊,1998(1):18-24. [6]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与特点[J].西北大学学报,1990(3):115.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2-6073. [8] 郑炳林,黄维忠.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4. [9]巴卧·祖拉陈瓦,黄颢,周润年.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10]格桑央京.敦煌藏文写卷Ch.9.Ⅱ.19号初探[J].中国藏学,2005(2):9-17. [11]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探索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POTSON B.Divin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Role of Div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Interest,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ion[J].MATTHEW T.Kapstein and Brandon Dotson(ed.),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Tibet[C],Brill:Leiden·Boston,2007,p14. [13]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5. [14]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15]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9. [16]杨铭,索南才让,贡保扎西.英国收藏敦煌古藏文文书选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17]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J].中国藏学,1989(1):102-117. [18] 金雅声,束锡红,才让.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05. [19]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J].历史研究,1996(6):363. [20]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55. [21]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2]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卷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23] 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4]陈践.陈践藏学文集(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 [25] 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M].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133. [26]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G].长沙：岳麓书院,1995:948-949. [27]杨铭.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J].西藏研究,2008(2):11-12. [28]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G]//郑炳林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425-443. [29] 巴桑旺堆：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J].中国藏学,2015(4):30. [30]陈楠.吐蕃告身制度试探[J].西藏研究,1987(1):61. [31]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189. [32]郑炳林,黄维忠.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