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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叙事到理论分析：民国研究锦衣卫的时代烙印 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差异，是前者“不过记载事实”，后者“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民国史学工作者受近代史学的影响，重视用理论分析和学术方法来研究和探讨明代锦衣卫问题。这与明代史籍以叙事的形式对锦衣卫进行书写不同。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用政治学理论研究明代特务机构与传统皇权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 丁易将特务政治的研究，放在中央集权制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指出：“要明白明代特务政治为什么特别发达，这得先从明代政治的极端中央集权化说起。”认为宰相职能本来可以部分抵消皇帝专制，但却被明代朱元璋所废除，目的是加强皇权，既然要加强皇权，因此就必须建立特务机构。并且分析了特务盛行的原因：首先，“独夫既然不信任大臣，而把政权交付他的宫奴，渐渐的，他必然对大臣要由不信任而不放心起来”。其次，“独夫独霸到这种局面的时候，他的专制威权必然是不容有丝毫侮损的”，“必然要派人出去秘密侦查，寄以耳目”。再次，独夫“对天下所有的臣民他全是不放心的”，“于是特务调查制度，也必然要严密建立起来”。这种分析，在明代记载锦衣卫的史籍无法见到。 第二，用心理学理论研究明代锦衣卫的残暴行为与君主的心理问题。 杨震川在《从铲头说到廷杖东厂和锦衣卫》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朱元璋建及其子孙借助锦衣卫和东西厂等机关，通过批量铲头、刷刮裸身、挂吊称竿、抽肠、剥皮等残忍手段，残酷迫害囚徒而获得的心理快感，得出他是一个“严重而且可怕”的“精神病”人的结论。“所以明代诸帝的好用酷刑，至少在心灵上是有缺陷的”，“心灵上赋有若许缺陷，为求满足，廷杖、东西厂就渐次产生”。吴晗认为明代最高统治者倚重特务，反对者强调利用特务无益统治的理由“纵然充分到极点，也不能消除统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孤立自危的心理”正是吴晗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信任特务之心理的深刻分析。专制制度将皇帝与所有人隔绝开来，皇帝不仅孤独，而且日夜危惧，当然会用特务制度维持统治。姚雪垠在《明朝特务政治史之二：明代特务重心的移转》中，指出特务重心从锦衣卫转移到太监提督的东西厂，“是君主独裁制发展的结果，皇帝对所有的臣民都不放心，甚至对他自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也不信任。因为锦衣卫究竟是外臣，比之内臣，自然又疏远一层。”这就从君主固有的猜忌疑虑的心理特征上，分析特务制度发展运行的过程。 第三，用整体思维分析明代锦衣卫制度。 对锦衣卫和特务制度，杨震川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它放在帝王专制系统中作全盘分析，指出：“专制时代的帝王，用两种方法来对付读书人：一种方法是除科举取士之外，用特科来网罗天下有声望的人”，属于软性的统治手段；“另一种方法，就是兴文字之狱……是偏于硬性的，也就是一手高压的政策”，厂卫诏狱和廷杖就是此类对付读书人的办法。他最后说：“所以论到政府‘治乱世，用重典’的话，最要紧的还是在定重典之前，要有‘公平正直的执法精神，和公平正直的执法之士’，否则峻法层出不穷，乱子一代一代的种下去，虽厉法治又何益!”明朝皇帝不省此理，结果“三百年的大好基业，到底是断送了!”民国学者还能够突破史籍记载的局限，看到背后的历史真相。前述孟森认为明代锦衣卫“皆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然而，未记载，并不表明未发生。姚雪垠虽然也承认“明史上所记载的特务暴行，多是残害官吏的大案子”，但是，他突破了旧史书的桎梏，理性地判断道：“至于特务们残害平民的事情一定多得不可胜数，却绝少记下。”他根据祝允明笔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一个畸型怪胎因厂卫上报而受到宫中关注，当地甲长因找不到这个怪胎无法交差而被迫全家自杀，“这个小故事既反映出连民间的细事都逃不出特务的干涉，更反映出一班小民对于没理性的特务政治是多么的恐惧!”显然，民国学者已将锦衣卫问题置于专制社会系统中考量，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思维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